西方政治尚未实现专业化，是业余政治，这是西方最大的问题所在

专业化是现代文明非常推崇价值标准之一，凡是专业的就是好的，越专业越好，凡是不专业的就不好，越业余越不好，业余就等于不好。而且一般认为，专业化是现代文明的典型特征，而且专业化也与现代文明一起，是起源于西欧的、欧美的。因此，欧美社会中的专业化程度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水平最高的。

但是，号称崇尚专业化精神，专业化程度世界最高的欧美社会，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却极度排斥专业化，因此这个领域也一直无法实现专业化，而保持业余的状态。这个领域就是政治。

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官员的选拔，尤其是重要官员的选拔。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如果政治是专业化的，那么就应该由政治领域里的专业人员，通过专业的程序来进行。欧美社会却拒绝这么做，他们宁愿把选择官员这么重要的政治事务交给政治领域以外的人来做，交给在政治上非常业余的人来做。这就是所谓的“民主选举”。

同样对于官员本身，尤其是重要岗位上的官员，就应该要求有非常专业的政治素养，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由于欧美国家的官员选拔方式是“民主”的，是由业余人员来进行的，这些在政治上业余的选民们，投票的标准则是自己的一时喜好，而不会考虑专业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的经验，这就导致一些毫无政治素养、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居然可以突然被提拔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譬如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

在官员选拔上强调“民主选举”、“全民选举”的政治形态，实质上是一种业余政治，也就说所谓的“民主政治”就是非常不专业的业余政治。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号称非常崇尚专业化，崇尚专业精神的现代欧美文明、欧美学术，却对在政治领域实行专业化，非常拒斥，对政治领域里非常业务的状态没有任何反感。非但不反感，他们反而以此为荣。

现在我们知道，欧美人总是喜欢用双重标准，对别人是一套标准，对自己则是另一套标准。也会一般将这种双重标准归因为道德问题，没有道德，自私自利。但是，从对在政治领域拒绝使用专业化这一评判标准看，欧美人的确存在双重标准式的思维方式，这不是道德缺陷，而是思维缺陷，不是情商有问题，而是智商有问题。

当拒绝在政治领域使用专业化的评判标准后，就必须为政治建立一套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民主”。也就是说，当今欧美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双重标准社会，一个标准是专业化，另一个标准是民主。专业化的标准只适用于经济和学术领域，而民主的标准则仅适用于政治领域。

现代西方学术认为，第一个提出分工理论的人是写《国富论》的亚当 •斯密（1723-1790），此人也被认为是第一个经学家，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从此分工也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是，亚当 •斯密却仅仅认为，分工仅仅是经济领域里的事，在政治领域似乎不需要这么做。

其实，亚当 •斯密甚至试图在根本上否定政治的存在意义，他认为，政府越小越好，越不存在越好，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守夜人”的概念。似乎这个守夜人是不需要专业的，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

如果说亚当 •斯密是专业分工的首倡者，那么他也是政治无需专业分工的首倡者，当然，实际上他两者都不是。无论是专业化，还是西方文明中的政治无需专业化的理念，都是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亚当 •斯密之流，都不过是刀笔小吏。

明治维新的日本人把Science 翻译成“科学”，对于Science 本身来说，这种翻译是跑偏了，因为其本义是真理性的知识，所强调的是知识和真理。但是，“科学”则更强调知识的分科、分专业，把Science 当成了专业化之学。怎么说呢，这种跑偏倒也歪打正着，也充分说明了现代学术是专业化之学，包括了多如牛毛、五花八门的各类专业。这样科学就与专业化等同，科学精神就是专业化精神。

最滑稽的是，在欧美社会，科学体系内有一个专业叫“政治学”，非常讲究专业化，但是政治本身却拒斥专业化。政治学和政治本身使用的是两套截然不同的标准。

人类历史中最早注意到分理论的不是亚当 •斯密，而是比他早生2000多年的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都是注意到分工，但是两人的关注点恰恰相反。亚当 •斯密关注分工，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他看到了分工的好处，希望在经济领域推行。而孟子则是通过经济领域内分工，来论证政治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孟子的关注点在政治领域。

如果按照欧美的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孟子应该是政治专业化理论的创始人。尽管，比亚当 •斯密早了2000多年，但是孟子依然不是政治专业化理论的创始人，更非分工理论的创始人，这些在中国的出现都远远早于孟子的出生。孟子只是一个记录者、总结分析者。

《孟子》多次提到分工，都是为论证政治分工的合理性、必要性，下面举出最长的一段。

《孟子·滕文公上》：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百家之农家）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并）饔飧（做早饭晚饭）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剥削）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许行）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种的麻做成的）。”“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蚕丝）。”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饭），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诸其宫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惫）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难懂的地方，我都在括号内做了注释，如果还读懂，那就到搜一下全文翻译，补一补古文。

与西方的双重标准不同，孟子坚持一重标准，将专业分工的理念贯彻至整个社会，不仅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专业化，而且还主张在政治领域也要专业化。

孟子将整个社会分成两大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孟子将政治称之为“治天下”、“ 大人之事”、“ 劳心”，将经济称之为“小人之事”、“劳力”，具体包括“百工”和“耕”。“百工”之间，以及“百工”和“耕”之间，是自由交易关系。

孟子主张，政治领域应该与经济领域内的任何行业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提供专业化的政治服务。政治行业不必、不得从事经济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经济物品，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政治服务而从经济领域换取。

如何保证政治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关键在于切断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直接联系，不允许政治业的从业者再继续从事产业经营。要在政治业从业，就不能在经济领域从业，不能拥有产业、资产。

这原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称之为“不与民争利”。再后来这条原则又转变为反对“商人干政”、“官商勾结”。自古以来，在中国一旦你发了大财，成为大商人，就意味着不绝无可能再当大官。政治和经济不可兼业，不可混杂。如果放任政治和经济的混业，必然会导致资产、资本与政治职权的合体，而形成牢不可破的特权阶级，统治阶级。

现在所保存的对“不与民争业”最早记录来自董仲舒，就在他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

董仲舒说：“夫天亦有所分子（公平对待，不让某个单一物种太强大），予之齿者去其角，傅(附)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农业、工业），不动于末(商业)，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董仲舒还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受禄之家”就是指包括天子皇帝在内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收入应该全部来自朝廷提供的俸禄薪水，而不能再经营其他任何产业。”

遗憾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唯有中国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实现了政治的独立和专业化，其他任何文明，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实现政治的专业化，都没有出现独立的而专业的政治，都是政治和经济混业的。

马克思将因政治和经济混业而产生的特权阶级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管既拥有政治职权又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叫统治阶级。马克思明确地认识到大资产者干政所带来特权和不公，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却是取消对资产的私有拥有，而从未想象过在政治和经济间进行隔离，打造一个不受经济制约的，同时有可制约经济的，独立而专业化的政治行业。

但无论如何，在反对资本、资产干政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中国固有的政治传统（儒家）是相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的政治领域成为主导思想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的政治形态是“儒体马用”的。中国的政治从根本上、主体上说，依然是专业政治，政治和经济是分离的，政治独立于经济并超越经济。同时，中国又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让政府积累和控制了庞大的国有资产。

这是当今世界最合理、最优越的制度形态：政府既控制了大规模的资产、资本，但是又避免了政治职权遭受资产、资本的干预，甚至与其合体，而形成特权。在政府控制国有资产的同时，又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增加和维持了经济的活力。

现在欧美由于依然不存在专业而独立的政治，同时又拒绝马克思主义，这样就是的资本失去任何有效制约，在政治和经济混业的情况，政治只能沦为经济的奴隶，沦为资本的奴隶。政治职权必然会遭到资本干预，甚至与资本合体，而形成特权阶层，使得社会出现阶级化的分裂。

当今欧美世界出现的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并因此催生“民粹主义”，就是因资本操控政治而产生的阶级分化的结果。

中国的专业化政治始于何时？答案是始于政府在中国正式出现的时候。政府在中国何时正式出现？尧舜时期。尧舜时期为何中国就能出现如此先进的专业化政治？因为那时的中国就存在根深蒂固的、独立的道义理念。政治的专业化，是基于独立的道义理念的，就是道义的专业化。政治业实质就是道义业，独立而专业地提供道义服务。

西方为何至今都没有出现专业化政治，根源就是他们至今都没有出现独立的道义理念。

道义在产生易经的伏羲时代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内核。当政府在中国出现时，正是以道义为内核设计了政治模式。当独立的学术在中国正式出现时，也是以道义为核心，中国学术就是道义之学、义理之学。

中国传统认为，人的道义偏好和道义水平是不相同的，有一些人，道义水平非常高，取义舍利，这类人就是“大人”、“君子”，其他道义水平不那么高的人就是“小人”。社会就应该把那些道义水平高的“大人”、“君子”们选拔出来，让他们专业地从事政治业，这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之事”，其余的人则从事经济业，即“小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