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寂灭---被固化的商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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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寂灭

 四、“戮心的盛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已亥杂诗

“一断于法”的商鞅思想，在经历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政治实践之后，它自己的严酷扭曲了世人，而世人又用他们在严酷下形成的习俗扭曲了商鞅精神，使它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把大秦帝国从原来的论事不诛心，逐渐带进了一个“戮心的盛世”。

《过秦论》下篇就写：“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就是说，当时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君主的过失，因为秦朝的政治风气多有忌讳禁规——商鞅变法为了抟力，他是禁止随便议论国家政策的，有见识、有思想在秦国那都是犯罪的种子，忠言还没说完，自己就被杀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立正站好，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秦朝三位君主执政出现失误的时候，忠臣不敢进谏言，谋士不敢出主意。

这是说还有忠臣智士，但是前面说了，即便有，也极少。

因为当时进谏的成本太高，而且这种高成本维持时间太长！

造成这种固化现象的原因不仅是单纯的制度因素，还有始终存在的人性因素：我们说过，商鞅变法用的是卡尔多改进的办法。

这种办法具有很强操作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商鞅变法成功构筑起庞大的群众基础；但是这种办法也能在短时间内为商鞅的体制树立起反对派——集中掌握着巨大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组成大多是出身赢氏王族的分支，或者早年军功晋身进而与王室联姻的贵族联盟。

这些人可以在政治上一时失势，但只能一时压制，而无法彻底消灭。他们是最死忠的反对派。与此同时，还要看到，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批集中掌握雄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当权者来推动，也就是造就一批当前改革下的既得利益者。

除非是圣贤，通常来说，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都有扩张，至少是固化自身既得利益的冲动。商鞅体制下自然也有商鞅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要固化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终止商鞅精神，来维持商鞅体制。

战时体制下的商鞅版“三民主义”能够有效的阻断其他社会阶层对当前既得利益集团的进入，也能有够有效的削弱其他社会阶层参与利益分配竞争的能力。这显然符合当前既得利益者的要求。两大势力有了共同立场的时候，那么阻碍改革就成了共识----商鞅死了，他的精神也死了！

一旦社会阶层停止流动，开始固化，那么忠臣智士就会大量的沉淀于最基层，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追求，就会逐渐凝聚成毁灭现有体制的活火山。

人才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的熏陶和特定的培养，而商鞅给战时的秦国创造的是一片愚民的世界，一个万马齐喑的社会。《商君书·农战第三》写得很明白：“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有了法令制度，就不需要再选拔那些深谋远虑的有才之人来做官了。没了需求，自然就不会去培养这样的人。把一个婴儿扔在狼群里长大，他只可能用狼嚎交流，去茹毛饮血，做个狼才，不可能成人才。造成这些，基本一代人就足够，而秦朝完成统一大业，整整一百三十多年，至少六七代人！怎么可能有人才！

清代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对这片景象描写的更是传神：“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一百三十余年的时间，这个“强盛”的大秦帝国里，人们都习惯了严刑峻法下的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文明，也无所谓道德；没有才子、精英、商人，没有善人，也谈不上恶人，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因为有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愚民按照国家的政治习俗出来围剿，来监督，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按照龚自珍的说法：大秦消灭的不仅是对当时帝国政治的忧虑、对官府强势的愤怒；还顺便消灭了对帝国未来的思考，想干事业、想有所作为的积极心态，消灭了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

 明君忠臣也误国！（终）

说到给皇帝进言，我们首先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丞相！而始皇帝末期至二世早期，丞相是李斯。

李斯这个人很奇怪，看着后世留下的关于他离间六国君臣、上《谏逐客书》、建立郡县制、以及焚书坑儒之类的霹雳手段，按说他应该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但是我们看《史记》，看到秦始皇去世后的那场政变里，李斯又似乎变得庸碌颟顸。

一个堂堂大秦丞相，大权在握，结果竟然斗不过赵高区区一个九卿府驾车贩马的中车府令。赵高说啥他干啥，一直让赵高利用到全家上刑场。

现在看来，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李斯正是商鞅体制下的官僚产品之一。

他在做丞相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担任长史，就是个皇帝办公厅秘书长，直到天下一统了，靠联合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礼仪制度，才晋身丞相。

他习惯了唯唯诺诺，习惯了服从皇帝。

这种人也许善谋，但是绝对寡断，他不习惯离开统治者自己决断。

我们看后来他动议的那些什么焚书坑儒之类的事，基本是沿着商鞅的施政路线搞出来的，他只是做了坚定的执行者，而没有做好一个改进者，更不用说审时度势，积极改革了。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居于政治核心的君主有着如臂使指的绝对权威，执行力当然是有所保证的！

这样的体制里面，大家在明君的领导下，既可以团结一致地来成事，也可以团结一致地去败事。

战国齐宣王时代，在稷下学宫最著名的法家学者之一，慎到曾经有过一个“忠臣误国论”：他强调国家要用能臣，而不用忠臣。因为人的忠诚往往是为统治者尽忠，而非对职责尽忠。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忠诚”往往都会沦为错误政策的推手。

一个明君带来的绝对权威本来就足以令整个国家权力失衡，再加上“忠臣”的参与，失衡会更严重。在绝对的权力之下，任何来自明君的想法都会被“忠臣”们无限吹捧，竭力拥护，无论这个想法是否荒谬。

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数不胜数：战国时代的魏惠王、齐威王、赵武灵王等等都是勤而强，强而骄，骄而后败。明君一暗，或一代而衰，或两代而衰，无人能止。后面的汉武大帝、唐宗宋祖，凡是长期秉政者无一不是晚年暮政，群小伺畔，错着连连。

落实好主意，叫做改革；落实坏主意，还可以叫改革。

久而久之，当绝对的话语权演变为这种语言腐败的时候，就意味着权力的彻底失衡和随之而来的动荡。

慎到，尊称慎子，法家创始人之一，也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权力失衡会导致全体智慧没有办法凝聚，以及施政者的行动失去监督和制约。失衡最终造成的是互动静止，这种静止的“和谐”带来的则是彻底的寂灭。这时犯错就会成为经常性和必然性的行为。而且由于这种错误决策来自独断而非众谋——既然明君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那么就要无限的负责，将来出了问题，就要被无限的问责，一直问到明君负不起责为止。

最终大众会把一切不利后果都迁怒于决策者，要么消极的抵制，要么积极的革命。只有集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在动态的相互“压力测试”中，把握好各自的利益和权力边界，才会有最大公约数的集体利益。而集体领导者的责任则是把这种相互的“压力测试”始终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只有理性的内部博弈，才有集体的理性决策。

我们通常把外界加诸己身的问题视为“麻烦”，总是无意中给自己加之以上帝的角色和职能，幻想在自己周围创造出一片“没有问题”的唯我至高界。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上帝真的能创造出完美的世界，那么当年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就不会面对蛇的诱惑而犯禁。上帝也便不会将二人逐进充斥缺陷和艰险的人间。如果人间没有各种艰险，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也就不必应对挑战，谋求发展，也就没有了今天灿烂的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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