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对庶民的胜利----商君书与秦帝国兴亡的启示（二.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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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的贯彻落实商鞅壹赏、壹刑、壹教为主要内容的“三个壹”重要思想。商鞅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三民主义：“辱民、贫民、弱民”，其中“辱民、贫民”最终都是为“弱民”服务的。

商鞅对庶民的胜利

三、战国版“三民主义”的威力---“贫民”篇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财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鞅除了制定了严格的物资征收管理制度之外，最重要的举措的就是限制甚至消灭私营商业。“贵酒肉之价，重其租”、“重关市之赋”使“农恶商，商疑惰”，甚至连送粮的牛车都要随时登记，送完就回来，快去快回，不准返程捎东西。“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商鞅时代，没有官府特许而发生商业行为，就是犯罪。“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凭票供应，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统一由政府管起来，严禁任何一点个人交换。除了服从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你要是从国家以外的渠道搞到了，那就是“投机倒把”，是犯罪，属于搞资本主义。这一点，当然和当时物资匮乏的客观因素有关，但是再看看物资充裕的今天，老百姓被一套房子搞穷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现状，我们就不得不联想一下，这是不是《商君书》在现代的实践。

西汉桑弘羊对商业的定位是“均有无而通万物”、“平万物而便百姓”。经济是什么？就是为了利民、富民的，而不是西方那套玩意儿说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东西方思想境界的不同。如果没有了商业，整个社会没有了物资流通，就会出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的景象----商鞅要的就是这个。

按照他的理论，如果老百姓轻易就能足于食，足于财，就自然不会依赖国家、官府，那么“利出壹孔”的政策就会崩溃。只有让老百姓贫穷，身无余财，家无余粮，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才便于管理和驱使。孟子不是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吗？那么商鞅就反其道而行之：让老百姓没有恒产，让老百姓没有恒心，让老百姓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感受到生存的巨大压力。只有服从官府，才能稍有安定。因此商业作为一项富民的活动，就势必为商鞅禁止。另外，我们前面说了，商鞅是希望老百姓把思想高度统一到“农战”上来，能够做到如臂使指，所以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群完全没有思考能力，他说什么就信什么的愚民。

愚到什么程度呢？大家还记得前面说的，秦国连“农战”都不准议论吗？如果你批评国家政策，当然会被干掉；但是你赞扬国家政策，同样会被干掉。为什么呢？商鞅的理由是：“此皆乱化之民也。”对国家政策，民众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赞美，你只能像机器一样，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无论是反对或支持，都表明你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秦国需要的是国家机器零件，而不是太多的思考，整个国家机器当中只需要一群高高在上的掌舵人会思考就行了！

商业活动正是他愚民政策的克星。商业的流通属性，附带有一个很强的教育功能：人们通过商业活动，获得的不仅是利润和财富。由于有了多人多地的沟通和交流，就使人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使人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所以商鞅提出：“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禁止民众到处迁徙，不仅不准到国外去，甚至国内都不准到处走。“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就是说，“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如此一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那他就得老老实实种地”。可见商鞅对于“知识”的认识是多么深刻：知识不仅来自于书本，更来自于社会实践交流。禁止商业不仅在于卡断了民众一条致富路，还在于剥夺了民众增长见识，接受教育的机会。“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他们见识宽广，精于计算，能谋善断，很有主见，就不那么好蒙了。另外，商业活动中，通过自愿、平等的契约，又使人们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于失约要承担失信的代价，也使人们对信守诺言有很高的期待。这都是统治者不愿看到的。看一下历史上的统治者，有谁提过平等和自由？诚信倒是经常讲，但是只是对百姓讲，从来没有一个模范信守诺言的皇上。所以，古代说“士农工商”，把商人排在四民之末，不是没有道理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破坏思想统一的大好局面，统治者不喜欢。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困于生计，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这也同样就达到了“弱民”的目的。

再就是不停地折腾。《商君书》第八篇《壹言》里说：“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意思就是：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钱买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荡；用刑罚制止他们放荡，就会去务农。照商鞅的说法，就是通过国家地位的诱惑，把富的搞穷，穷了又会努力工作，等富了再搞穷，如此反复折腾，老百姓心中眼里只牵挂着穷富，不作他想，国家就会稳定，而且无形中收缴了老百姓的财产。

在这儿，又不得不提一下文革了。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词，富农、富裕中农都被视为天生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土壤，是作为专政对象而存在的。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在那个文盲普及率极高的时代，以群体性为主要的表现的文革中，很轻易的就会把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简化成“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口号。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革命从来不是共产党人创造出来的，是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使人民有了革命的需求。这时作为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才有可能站出来，顺应人民的需求来发动革命。建国以后，人民的生存问题基本随着国家的独立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得到了解决----革命的需求就大大降低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官僚主义盛行----毛主席对此深恶痛绝，却没有办法根除，而人民虽受其害，却又觉得不关乎生死，没必要进行“革命”----在这一刻，主席那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浪漫主义“需求”第一次和人民的“需求”脱节了。没有需求就制造需求。只有这样，毛主席才能顺天承命，发动起万千群众“继续革命”。然而面对制造出来的“革命需求”，人民很难有具体的革命目标。找不到目标，又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是“革命”的。那么就需要专门做出一些事来“表现”。于是因果又翻了过来：“穷得叮当响”才是革命的表现，只有穷才显得忠于毛主席。那时候的老百姓贫穷而不知耻，反以为荣。穷得有“志气”，穷得有自豪感，进而穷出广大人民革命的需求。这种历史的玩笑，往往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凝聚起来的“民意”。

关于这个“贫民”的政策，还一条“黄宗羲定律”：中国几千年来，无数改革，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张居正，乃至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无论初衷如何，也不管说的怎么好听。改来改去，最终的状态都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直到温家宝总理废除农业税为止，这个怪圈才算基本打破了。但是该定律还一个推论：在工业社会中，如果政府的征税权不受控制，税制每改革一次，企业的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村里放弃的东西，一定会在城镇补回来，而且更多。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不是早就超过50%了吗？政府的眼光永远都是长远的！ 

（下一期：战国版“三民主义”的威力---“弱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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