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发微之二——《鼏宅禹迹》及其他：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中国上古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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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综论夏代史学和考古证据的力作。由于没有确切的出土文字，考古学和史学界对夏代有无得争论甚大。孙庆伟老师是支持夏代为信史，并且力求以考古发现论证之的代表学者。大禹建夏，对这种似乎人人有所耳闻但其实十分模糊的历史叙事泛泛而谈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知识增加一点应该深入研究者的逻辑中去。孙庆伟老师在著作中全面介绍了自己的陶器类型学方法。陶器类型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内容是依靠出土陶器的型制特点判断考古文化的范围、传承和发展水平。孙庆伟老师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更加严格化，根据比例找到出土陶器中的高频器物，确定核心器物组，陶器类型比较要关注各个遗址核心器物组之间的区别变化，而不是凭感觉简单地说有什么没器物有什么器物，器物相似不相似。这种类型学方法也可以扩展到青铜器。最著名的疑似夏代遗址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覆盖了很广阔的区域，是中国上古第一次具有王朝气象的考古学遗存。二里头的陶器出土很丰富，青铜工业也已经发展，但还不想后来商周时期那么发达。二里头遗址在年代上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有相当出入，及时二里头确认为夏代都邑，夏代的建立和灭亡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孙庆伟老师综合了近几十年龙山文化（王朝时代之前最后、最重要、分布最广的考古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结合上古文献记载的有关夏代的传说，认为夏代信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证实。

孙庆伟老师的观点自然免不了接受考古学界各位专家的评论和挑战，很多内容可以北大文研院公号发布的关于《鼏宅禹迹》与谈会的讨论纪要。本文是笔者作为一个爱好者，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对上古史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笔者有一点羡慕中国考古学，因为和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主流领域相比，中国考古学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问题，形成了自主的讨论方式。当然，很多学者也在对我们自己的考古学研究进行有意识地反思，希望能够与国际主流考古学形成更多对话。一个重要的思考就是中国考古流行的陶器类型学没有理论基础。作为生活用品，陶器相似不相似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二者陶器相似就可以说文化相通或者政治上有紧密关联。大多数人都认为夏代已经不是纯粹的血缘氏族社会了，都邑大型聚落一定容纳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不能把一些考古遗存和古文献记载的上古氏族等同起来。因此，反对者认为不能用陶器类型学来判断早期国家的政治变迁，最多提供一些线索。孙庆伟老师的方法实际是对陶器类型学的严格化和系统化，其核心器物视角也可能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但是好像没有直接回应反对者的质疑。

笔者觉得，考古学者如果能够深入实际生产过程中去，对类型学的理解和对上古史学的研究应该会更有帮助。陶器类型学反映的是文化上的联系，但是它的根源应该从生产能力和生产过程中寻找。在各行各业有成长经历的人应该能理解，生产能力比较低的时候，不变是容易的，变是不容易的。学生写论文，一开始完全模仿高手、前辈、大家的套路，不敢随便改变流行的结构，数据、代码都不敢自己写；只有经过长时间锻炼，熟练以后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发挥。认为类型学不足取的人会想象，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兴趣爱好自由发挥创造，这种想象可能脱离上古社会的实际。陶器虽然在王朝时代初期已经比较普及，但是其制造还是比较复杂技术活，工匠是世代相承的专业群体，“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上古社会生产能力差，人的寿命短，培养熟练工匠不容易，也不会有大量试错机会允许生产者不断尝试。另一方面，陶器作为生活用品需求量太大，对当时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关键性的。在这种条件下，高效可靠的生产方式应该是把工匠集中在一起，按照既定的技术大量生产，不断传帮带。青铜器原料不易获得，试错机会更少；生产更复杂，只可能被更加少的群体掌握，而且需要相互协作，协作的形成也是不容易的，一旦成型不应轻易改变。因此，青铜器的类型也应该是稳定的。总体而言，关于陶器青铜器的知识和技术应该是政治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族群内部共享的，对产业和技术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上古族群和聚落内部的组织方式。器物类型的稳定不一定来自于文化感召和政治强制这些主观因素。类型学可以作为古代政治经济内在变迁的重要研究途径。

还有对上古史学研究更根本的批评，因为这是一种证经补史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与国际考古学“前沿”相背离。笔者以浅薄的学力觉得一些学者涉及的国际考古“前沿”就是实证主义人类学的路子，把出土器物当做无关于我的绝对客观的对象，对它们进行绝对自然和观察描述，形成所谓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抽象解释，尽量不与文献和史学发生联系（“前沿”认为这就主观了）。大修民族主义国史当然不好，但是笔者认为现在的工作显然不是简单地修帝王将相家谱。史学倾向其实比人类学倾向更重要，因为它可以与政治学、经济学中内生的制度变迁、经济发展、结构演化等理论联系起来，形成对社会历史贯通的理解。

实证主义人类学坚持不与社会科学宏大理论发生联系其实是由于空洞地理解“客观”。笔者感觉，实证主义在考古学领域能够泛滥是因为考古材料作为一种经验材料没有极其专业的训练很难利用，阻止了政治学、经济学各领域学者的参与。当代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广泛利用文献和数据，构建解释社会发展的理论。实证主义其实已经遭到很深入的批判，机械地看数据是归纳不出理论的；相反，没有理论视野根本不能有效解释数据等经验材料。西方顶尖学界在理论建构方面造诣深厚，实证主义不流行；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因为缺少有影响力的理论，反而流行实证主义。考古学由于材料繁杂难以利用，屏蔽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介入。

因此，我们的考古研究史学倾向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方向，只不过还应该参照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利用考古材料复原上古社会的生活情境，形成对当时政治经济的整体性理解。夏代的兴起和灭亡是极端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独立发生的制度变迁。为什么王朝制度能够确立，为什么商代能够崛起灭亡原来的王朝，为什么夏代灭亡没有回到部落联盟而是使王朝制度得到加强。这些问题都是人们认为自然而然不加注意的，好像大禹想建立王朝王朝就建立了，有了王朝那人们就接着干呗这么简单。严肃的说，这些认识不是深刻的社会科学理论。考古学经验材料应该与理论议题联系起来。

关于二里头文化，笔者还读过一些研究，比如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的博士论文《二里头文化研究》，在此乱言数语自己的感受。“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战争能力是一个政权成立的重要条件。下图取自袁老师的博士论文，显示二里头一段和二段比较显著的覆盖范围，半径260公里左右，是步行五天的距离。根据《国语》《左传》等文献，直到春秋时期，军队作战随身只带三到五天的粮食，再远就要专门组织辎重或者因食于敌。二里头时代没有军马，武器、用具、粮食都要徒步背负，因此这个直接覆盖的区域应该是中心聚落作战最远可达的范围，是直接控制区。直接控制区内的反叛可以马上镇压下去，安排同族或最密切的部族居住。在该区域周边，发动进攻有点远，只能依靠盟友，形成一些姻亲方伯。孙庆伟老师指出古文献中记载的韦、顾、昆吾等盟邦就在夏代（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周围。盟邦在生活生产方式上有一定的共通性，为中央提供更远地方各种势力的信息，消灭这些族群就消灭了中央王朝的羽翼，而对手可以增加自己直接控制的地方，使自己势力强大起来。

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直接辐射范围

二里头文化二期

二里头中心聚落在鼎盛时估计有两三万人。今天人们认识的制度和政治观念是适应大规模社会的，大规模社会单靠个体武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有平等、公正、普适的解决方案。然而在小规模社会，小部分特别能打的人也许就能控制整个群体。如果贵族有数百人，比较能打，就能在中心聚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稳定的政治结构中，平民也不一定会因为阶级差异就与贵族剧烈对抗，而可能以贵族为核心形成一致对外，不断发展的共同体。毕竟当时还有很多为开发的土地和未开化的族群。其中贵族营养好、生活条件好，身体素质也就好，是战斗的主力；平民担负辅助作战和后勤等工作。如果只有丁男作战，总共兵力可能三五千，中心聚落和直接控制区内各种兵力加起来也许接近万人。上古时代这些兵力足以压服附近聚落，形成比较稳定的王朝政治结构。王朝有统治族群和一般族群，不是今天人们眼中的行政区划的关系，应该是领袖和仆从，根据需要出人出物的关系。

为什么二里头有了王朝气象？比二里头时代更早的、最知名的考古文化是陶寺文化。陶寺遗址位于晋南，兴盛于龙山时代末期，被一些学者认为唐尧之都。但是陶寺文化只覆盖晋南有限区域，比二里头的气象局促得多。这可能与陶寺还是石器经济，而二里头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有关。陶寺最先进的兵器是利用当地特殊石材生产的箭簇，而二里头有青铜兵器。二里头文化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三段向外辐射更加明显，而大量青铜冶炼遗迹也在第二三期发现，可能有时间上的契合。一种复杂的技术，被一个群体在一定时间内熟练掌握，就会形成短期的巨大优势。类似的例子还可以看看芯片。当然不同的技术造成的优势幅度也不同。社科院研究员翟少东的《陶寺遗址石器生产的产能分析》一文（《南方文物》2016年第二期），她的实验考古研究显示，陶寺遗址石器工业分为不同的生产环节，有的耗时短工艺复杂，有的工艺简单耗时长，总体来说是当时条件下比较高级的产品，其产能超过本聚落的需要，供应了周围一片地区。陶寺可能就是依靠这种生产能力维持一个分布于晋南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但是由于石器工业本身的生产力水平，陶寺也就只能覆盖晋南有限的区域。

虽然在先的文化有技术优势，但是随着技术的扩散（diffusion，这也是产业和创新经济学中的专业词汇了），其他的部族也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实力，反过来征服早期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的先进经济水平仍是征服者在一段时间里加以限制地利用的。社科院何驽研究员《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性质分析》（《三代考古》2017年）一文指出陶寺政权对先进石制兵器和工具进行官方控制和垄断经营，陶寺后来被北面来的力量（石峁）打倒，但之后原地仍然有很多人口，石器工业也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这一点似乎与商汤灭夏未迁夏社，武王灭商而没有立即迁徙殷商遗民类似。

简单地看，这好像是技术决定论。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生产发展的过程，它和社会变迁各方面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何驽研究员还提到，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认为制陶和石器在陶寺时代都不是尖端产品，“陶寺作为都城没有必要直接严密控制，完全可以由下属的手工业专业聚落去制造，都城仅控制产品流通即可”。这也许就是国际“前沿”之一例吧，但是好像没有对生产过程的复杂性有深入认识。铁制用具在秦汉以后已经非常普及，但是复杂的铁工具和兵器需要复杂的模具和反复锻造，工艺之高超仍然不是一般作坊可以掌握的。使用普通农具的农民根本不能与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正面对抗。中国今天能生产联合国目录中所有门类的工业品，但是仍然被认为“怎么好意思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所以说，生产过程和产业组织内涵丰富，与政权建设有密切联系。也有学者也重视对上古社会生产生活的复原，但是认为不存在与王朝史学的必然联系。其实这些学者可能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得太简单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发掘是在复原夏商时代“普通人的日常”。但是三四千年前的社会这样使用陶器，穿纺织服装，在建筑的房屋里依靠种植采集的食物过日子的人总共能有多少呢？也许绝大部分人还是在丛林里摘野果吃生肉。因此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人，虽说和贵族比起来是平民，但是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高于同时代绝大部分人，是一个政权的骨干力量。考古材料的很多细节有可能王朝鼎革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最后，笔者要说明，虽然支持孙庆伟教授所坚持的史学研究方向，但也不觉得关于夏代的很多重大问题已经有了定论。对一些假说保持开放态度可能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许宏研究员强烈反对对夏代下定论，但是不反对讨论夏的问题，更不是采取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态度，这样也就容纳了更多解释方式。例如他引用了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的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六期《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等），认为夏代兴起于以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沈长云教授特别注意大禹治水，认为并不是疏浚大河，当时的生产水平干不了这个事情，而是在积水的平原开沟渠引流。濮阳周围的地理与治水传说契合，考古发现龙山时代末期聚落大幅增长暗示这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上不断崛起的地区。孙庆伟教授没有引用沈长云的研究，但是注意到大禹的成功是政治组织上的成功，并且由此建立自己的氏族。也许正是因为大禹通过巨大功业建立了自己的氏族，所以并不需要特别依赖原来部落联盟的力量。传统上认为晋南豫西的龙山文化与夏代联系更密切，但是二里头之前，疑似的夏代早期在此没有重要局势变化，治水可能导致地缘政治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笔者关注沈长云教授对大禹治水的解释是因为在内生制度变迁理论中，偶发事件（contingency）是重要的诱发机制。偶发事件作为外来的力量不是决定了政治体的发展，而是诱发政治体在集体行动过程中进行内在组织上的改造。有很多史学理论认为国家的起源和加强由于治水和战争。其实这些外部因素只是契机，制度变迁的本质还是政治体内生递增的变化。大禹治水往往被当做一个历史背景，它在王朝建立这个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变迁中的意义被低估了。所以，如果把关于治水的地理和技术的研究，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也许会有一些有意思的成果。

总的来说，笔者很钦佩孙庆伟教授等我国考古学者为还原中国上古史实进行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笔者觉得，可以利用生产过程、生活情境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考古学知识，结合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有可能说明王朝鼎革重大事件的成因。这是对证经补史的超越，也是对当前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呼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