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校长性骚扰，被200人指证！撕开中国20年性骚扰史，禽兽都长一个样子

文 | 栩然

首发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最近几天各位的朋友圈想必都被罗志祥给刷屏了吧。

而我却更关注另一条新闻，“女网红举报中学副校长性骚扰，近200名同学出面指证！”

因为相对于罗志祥的混乱私生活，后者针对学生下手的骚扰更恶心、危害更大，也更难被发现。

那个举报吴姓副校长的女网红叫周贝蕾，是个美妆博主，为了表达自己决绝的态度，她甚至在之后录了一条不打码的视频，称她不需要任何金钱赔偿，只希望吴姓副校长可以公开道歉，永久撤职。

而这件事，实际已经过去了13年，周贝蕾用了一句狠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就在这十多年里还有多少受害者？不敢想象。

至少，到现在为止，已经陆续有近200个同学出来实名指证了。

她们所举报的内容包括性骚扰，语言侮辱，体罚，打耳光。

有女生在控诉的视频里说：吴某曾要求她脱衣服看胸，还要求她脱鞋要看她的脚。

一个班级中有不下5个女生被不同程度的骚扰过，包括但不限于摸手、摸腰、看乳沟、拍屁股，甚至还有言语上的侵犯，以及掀女生被子。

还有女生发出了吴某当年给她写的情书，而她当时还只是学生。

周贝蕾作为当年受侵害最严重的人之一，则在视频里讲到了，吴某曾对她做的“恶心事”：

“吴某经常对我动手动脚，比如把我叫到办公室里，拉我的手，拍打我的屁股......在班级需要打疫苗的时候，我实在很害怕，他直接让我坐在大腿上，搂着我的腰，带我打疫苗。”

不光如此，吴某还会趁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去摸她的背，扣内衣上的扣子。

还有一次，吴建峰带她去家里补习，说她的牛仔裤有点大，帮她把裤子往上提，趁机用手摸她的下体！

2

对于像吴某这样的人，为人师表这4个字是早就丢到九霄云外的了，说他是衣冠禽兽，都是在侮辱禽兽。

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个号上我除了写毛主席（多说一句，在毛主席时代，吴某的下场会非常惨），讨论时政，同时还会写历史。

我为什么写历史，因为历史里藏着一切事情的真相和因果。

包括性骚扰。

我花了很长时间梳理了中国有据可查的性骚扰历史，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所有禽兽都长着同一副样子，表面光鲜、背后阴暗；

二、女性被侵害后，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惩治罪犯，实在太难了。

时间倒回到2001年10月。

西安市莲湖区法院的审判庭。

一场备受关注的诉讼正在进行。

一位姓童的女士将她所在公司的总经理告上了法庭，理由是经理对她进行骚扰。

在此之前，她是这家国有公司的办公室内勤，因为形象姣好，从1994年起，经理就以将她调到好的部门工作为诱饵，在办公室里对她动手动脚。在遭到她多次严厉斥责后，经理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要她一同到酒店开房。

在多次被拒绝后，经理开始在工作中处处对她刁难，甚至无故扣发她的奖金和福利，由于在工作单位常年精神压抑，加之身体不太好，她多次受气晕倒。

忍无可忍下，童女士终于鼓起勇气向莲湖区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经理对她赔礼道歉。

当时这件事处理非常低调，为了保护隐私，法院进行的是不公开审理，现场也只有几个人参与了庭审。

但这个案子仍然成为了那一年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

因为，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例正式立案审理的性骚扰案件。

但很可惜，却并没有成为第一例诉讼成功的性骚扰案件。

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后，一审法院认定由于没有出示足够证据证明性骚扰事实的存在，驳回了起诉。

虽然败诉，但这起案件还是揭开了中国性骚扰案件的冰山一角，拉开了女性通过法律维权的大幕。

就像童女士说的：“我虽然是第一个起诉性骚扰的人，但我绝不会是唯一的起诉者，相信其他受到性骚扰侵害的人也会像我一样勇敢地站出来……”

如她所言，从2001年底到2003年初，中国的性骚扰诉讼案、准备提起诉讼的案件以及向上级举报、向媒体公开的案件空前增多。

但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和取证困难，基本都以败诉告终。

毕竟，自从“流氓罪”从旧刑法中剔除后，这方面的法律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于告到法院，也一般是以人身伤害或者侵害名誉为由进行审理。

直到2年后。

3

2003年9月，武汉市一家商业学校的英语教师小何，将学校里一位姓盛的教研室副主任告上了法庭。

小何在诉讼中讲述了自己曾遭受的屈辱经历。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这个主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对她进行性诱惑，被拒绝后仍不死心。

2001年，学校组织教师外出春游，主任在当晚11时多尾随到她的房间，强行亲吻并抚摸她隐私部位。此后，只要办公室没有别人，主任更是肆无忌惮地对小何进行骚扰，并给她发黄色短信。

身心疲惫的小何将这一切告诉了丈夫，在丈夫陪同下向学校进行了反映。

学校在了解此事后，责成盛某公开检查，并同意他辞去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但学校的调查结论认为他的行为只是“过于随便”，“由玩笑失当发展到行为举止失当”。这样轻描淡写的调查结果让小何异常悲愤，因此走向法庭。

经过不公开审理，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一审认定，盛某侵扰小何事实成立，侵犯了小何的人格权；判决其向小何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

虽然二审没有支持精神损失费的相关判决，但仍认定侵权成立，责令盛某赔礼道歉。

这成了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

4

从2000年前后至今，快20年的时间过去了。

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参与到各类社会活动中。社会进步了很多，然而，性骚扰却始终像个幽灵一样如影随形，成为许多女性内心里挥之不去的阴霾。

据全国妇联婚姻与家庭研究所关于北京市民遭受性骚扰的调查，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70%的人受到过性骚扰，54%的人被开过黄色玩笑，29%的人遇到过有暴露癖的人，27%的人曾经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他人身体接触，8%的人曾经被别人偷窥，2%的人遇到过电话性骚扰。

2017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中金公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黄洁给大家贡献了一个流行词——名利场。

他把职场形容为名利场，暗示女实习生如果接受他的潜规则，那么对将来顺利转正会有帮助。

黄洁的骚扰肯定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被骚扰的女生不仅不接受，相反还把聊天截图公布，一群女生纷纷站出来指证，说黄洁对她们也说过同样的话。

最终，黄洁被中金公司开除。

而在“黄洁事件”的前一年，还有个民生银行的关小虎，干了和黄洁同样恶心的事，他对某女职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骚扰，最终这位员工忍无可忍选择了将事情公开。

曝光之后，民生银行对关小虎的处罚仅仅是停了季度奖金，这引发了网民的愤怒，最后连大股东史玉柱都发话了，才把关小虎开除。

2018年初，一桩尘埋多年的性侵事件再次发酵，事件的主人公叫沈阳，是前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的南大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他在20年前曾性侵北大中文系1995级本科生高岩，并致使其自杀身亡。

我当时激愤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北大女生之死背后，远离大学三种教授》。

今天，我又看到，媒体圈、高校圈等不同的圈子还在不断爆出更多的性侵、性骚扰事件。 

……

所有的施害者，他们身份不同，有的是深谙名利场潜规则的金融大佬，有的是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有的是举着公益大旗的道德君子，还有的是动辄指点江山的所谓斗士。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他们披上了什么样的外衣，骨子里依然是个色欲滔天的流氓。

《法律与秩序》里说的：性暴力侵犯者无论来自哪一个社会阶层，都是卑鄙的人渣。

所谓衣冠禽兽，重点的不是衣冠，而是禽兽。

5

然而，在真正的性侵来临前，很多女生往往并不自知。

一方面，她们总是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有许多女孩在遭遇比性侵轻微的性骚扰时，选择了隐忍，结果却助长了侵害者继续对其他女孩实施兽行。

实际上，性骚扰和性犯罪往往只有一步之隔，很多性犯罪是从性骚扰开始的。

表面看来，性骚扰不及性犯罪严重，但因其日常发生的频率高，给女性造成的伤害同样深重。

每一个站出来揭露性侵的女孩背后，很可能已经有超过10个以上曾遭遇过性骚扰的女孩。

所以，往往一个女孩选择站出来后，会有更多女孩站出来声援。

就像周贝蕾发声后，那200个支援她的其他同学一样。

看遍20年中国性骚扰史，你会发现，很多性骚扰都发生在学校，发生在公司。

因为，这两个地方往往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人与人之间，天然地有大量接触机会。

记住，绝大部分的性骚扰都来自身边，都是熟人作案。

二是这种地方天然存在身份差距，受害者往往对施害者都是敢怒不敢言。

中国的性骚扰，更多来自于屈服权威。

这源于中国人骨子里的权力欲望和权力畏惧。

权力是最终极的春药，它让无数人在手握权力后选择肆无忌惮地释放欲望。

而同时又让无数受伤害的人在畏惧中选择沉默。

甚至于1999年，当“性骚扰”作为专有词汇第一次被收入新版《辞海》之中时，给性骚扰下的定义是:“性骚扰是指在存在不平等权利关系背景条件下，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力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的要求，从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为，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

这大概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了。

统计显示，现在性骚扰的地点大多发生在工作场所，少部分发生在公共场合或者私人场合，而工作场所性骚扰又大多发生于上下级之间，建立在权力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

另一项调查表明，性骚扰实施者以上司、客户、熟人居多。

当今中国，性骚扰的施害者往往不再是过去蹲在马路边吹口哨的小流氓，而是披上了各式外衣的“权威”。

无论是最早被起诉的童女士和小何的上司，还是之后爆出来的关小虎、黄洁，或者最近发酵的吴某，他们施害的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地位比自己低的多的学生、新人、下属。

没办法，权力在中国，就有这样的魔力。

多少乖巧的女孩子，从小时候不敢反抗父母亲属，到读书时不敢反抗老师校长，再到毕业后不敢反抗领导或知名人士，一路走来，学会了温柔善良、懂事礼貌，却偏偏没有被告诫过：多少权威，已经成了很多性骚扰/性侵案件中的主要施暴者。

于是很多女孩，在面对他们的骚扰侵害时，往往惊慌失措、不知应对。

很多老师/领导/名人都擅长温水煮青蛙的方法，很有耐心地一点点降低你的警惕，一点点突破你的防线。

一开始，可能只是工作/生活上多关照下你。

再然后，会偶尔请你吃宵夜，送你回家。

下一步，可能就是一起唱K的时候，无意中碰下手。

再然后，吃饭灌你酒，借着酒劲扶着你上下楼。

……

后面就更露骨了。

你除非真抱着和他玩一玩无所谓的心态（大部分女生恐怕都不是这么想的），否则最好一开始就明确的表明自己态度。

特别是发现他开始对你进行明显暗示甚至轻微肌肤接触的时候，该说的话要说，该发的脾气要发。你再温柔，至少也要说一句“抱歉，请自重”。

而更好的方法则是，不管有没有这样的人骚扰你，从进入社会的第一天你就要不断强化你的这些原则和底线。

要知道，你自己不给自己设底线，会吸引别人不断地去探你的底线。

6

前面说了那么多，但如果有一天真的直面骚扰了，那就别怕羞耻（羞耻的是他们），更别怕得罪人，一定要学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正如我国首次“性骚扰案”胜诉的原告小何说的那样：

“我寻求法律的说法，不管胜败，都有一种轻松和解脱。”

毕竟，很多性侵者脸皮比城墙还厚，进行了伤害，却还要一笑而过。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其中一本在分析施害者心理时这样说道：

从施害者而言，如果输了官司，则意味着付出的代价不只是名誉，甚至包括经济损失和个人信誉度。

所以，他们往往会穷尽可能否认自己的行为，甚至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既然让我名誉扫地，我也让你不得好过”，故意诋毁对方，往对方身上“泼脏水”。以此逼迫受害者忌惮于此，不得不撤诉或者接受调解。

简直精准得可怕！

只可惜，现在早已不是90年代或者2000年初，那种谈起“性骚扰”连个可依据的法律条文和诉讼案例都没有的时候了。

下面，我们就给吴某们的脸皮上甩几本书，看看他们脸上到底知不知道疼。

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这是我国法律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说“不”，随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出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对禁止性骚扰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规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3条规定:

“禁止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可以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除了行政法规，正式的法律里也已经有了相关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规定：

“侮辱妇女或进行其他活动的，尚不够刑事处罚时，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更轻的则由组织或单位给予处分。”

第42条规定：

“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或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

如果侵害人的骚扰行为出现了强制、暴力等情况，那么有可能构成的罪名包括故意伤害罪(一般是轻伤)、狠袭、侮辱妇女罪或者强奸罪(一般是未遂)。受害人可以进行举报，由司法机关按照《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即使有人觉得这些都够不上，还有《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101条规定：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方式侵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

“公民的身体权、人格尊严权受非法侵害的，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也就是说，当女性被骚扰时，完全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骚扰人停止骚扰、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

以上法律条文系本人自己查找引用的，可以免费宣传，拿走不谢。

特别要注意的是，多数性骚扰事件之所以难以诉讼，难点在于举证困难，而之前我说过的2003年的武汉小何之所以能够打赢性骚扰官司，诀窍在于有证据。

她以有限度的退让使对方放松了警惕，对方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再骚扰她，并进行录音。

此外，学校在同意被告辞职的文件中称其“行为举止不当，有损教师职业形象”，也被列为重要证据，这些证据最终都被法庭采信，才赢得了官司。

所以，如果确定自己遭到了性骚扰，一定要有策略地搜集证据，甚至可以在反抗时用牙咬，用手狠抓侵犯者脸部皮肉，制造伤痕特征，这些都可能成为采信的证据。

最后，多说一点。

我之所以对性侵害或者性骚扰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施害者在满足一时欲望的同时，却给受侵害的女孩带来了严重的精神、肉体创伤，并造成了社会关系、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更可恨的是，许多禽兽并不关心自己会对女性造成多严重的伤害。

就像心理学家戴维·巴斯所揭示的：男人倾向于低估性侵犯对女性受害人的伤害。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查到了一个2002年的案例。

一个云南的普通女孩儿小梅，因为性骚扰，将她的顶头上司、云南省某国企计算机中心主任马某推上了法庭。

小梅生性胆小懦弱，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反复遭到马某从言语到行动上的挑逗、暗示乃至胁迫，整日以泪洗面。

她曾向公司领导和上级纪检部门反映过有关情况，期望事情能得到妥当解决，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流言蜚语四起，说她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勾引领导的坏女人。

在等待法院开庭的几个月里，小梅的精神几近崩溃。

更令她没想到的是，在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同事把她说成了一个工作不负责任的人，并把原本不是她的错，推到了她身上，以此证明她和马某之间的冲突是工作上的冲突，以至于编造出‘性骚扰’来诽谤他。

同时，他们还证明马某一贯作风正派，是一个谦谦君子，根本不存在性骚扰的可能性。即使有，也是小梅主动的……

同事屈服于权力的诬陷背叛，给了小梅毁灭性的打击。但她仍然坚持要告下去，她说：

“法院的受理，已经给了我一个说出真相的机会。尽管我没能打赢这场官司，但从我的案例中，人们可以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虽然我败诉了，但社会影响还是形成了。我明白，即使由于种种原因法律评判不了，公众心里也有一杆秤，他们掂量得出分量，分得清真伪与善恶。”

这就是我想说的：面对性骚扰，一味忍让永远是下策，当流氓披上了各式光鲜亮丽大衣，总得有人要亮出刀子，剥出这些禽兽的本质来。

这篇干货文章，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女性朋友们。

心存警惕、身披铠甲，才能免于危险和伤害。

—— END ——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栩然说。微信上写毛泽东最集中、最深度、最有趣的地方，致力于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实现从三观到认知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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