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诺贝尔文学奖伴随前苏联和美国冷战时代（下）

——索尔仁尼琴的晚年忏悔

在四位获奖的俄罗斯作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还有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非关注文学的人，听来名字来有点陌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1918年生于高加索，2008年去世。早在1962年，索尔仁尼琴就发表过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社会上引起了超出纯文学评论的反响。1968年他因写成了小说《第一圈》和《癌症楼》并在西欧发表，不仅内容被质疑，其做法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于是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而他的否定丑化苏联时期政治制度的作品，却受到西方的特别垂青。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在苏联国内立即引发了渲染大波。尽管苏联此时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丑化歪曲虚无苏联历史的做法依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关于这件事的争论异常激烈。一份支持索尔仁尼琴获奖的声明已经在私下悄悄流传，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在声明上签名，表示支持索尔仁尼琴去领奖，并将其转给外国新闻社记者，以图造成国际影响，成为一个国际关注事件。而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却大力反对，明确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看作为西方对苏联的一种政治行动，西方的目的在于支持诸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于是，苏联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驱逐了索尔仁尼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等人，将他们流亡国外，成为苏联侨民文学的典型代表人物。1987年，索尔仁尼琴已加入美国国籍。

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他是一个性格和思想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二战中，他还当过苏联军队的炮兵连连长，如果说他一生最大的政治影响的话，那就是他利用文学作品全盘否定斯大林，发表过对苏联政府有异议的许许多多文艺作品，因此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也因此受到西方的嘉冕，因为他在作品中写了大量反斯大林的内容和对政府异议，因此受到西方的特别关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也因为持不同政见，被当时的苏联当局逮捕并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先是于1974年驱逐到西德，同年12月侨居瑞士苏黎世，后又流亡美国，受到美国参议院的特别欢迎，曾经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一开始，美国当局认定这个作家写了那么多反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文学作品，那他一定是向往西方民主和自由的。但是当他定居美国以后，美国人突然发现，这个讨厌斯大林的作家，也同样非常讨厌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他不但写文章抨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同时也坚决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进行强烈的抨击。因而美国政界对这个人后来非常不满。他在大量演讲中公开声明，西方民主自由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他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对美国的种种文化他甚至非常厌恶。对待这样一个人，美国人当然不满意。为此，当年的基辛格曾经特意提醒总统卡特，不要接见这个人。

但是，苏联的情况后来变化了，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以后，新思维的理论盛行一时。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大大转弯，戈尔巴乔夫不仅撤销了当年对索尔仁尼琴的处理决定，而且决定重新出版他的作品。这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待等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当了俄罗斯总统的时候，叶利钦干脆邀请他回国，还让他当选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但是，这位长期流亡，政治上让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居然在回到祖国后对俄罗斯政策也非常不满，他目睹俄罗斯由一个苏联时期的大国沦落到这样不堪的地步，老百姓贫困潦倒，物价飞涨，经济一片凋敝，一个大国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弱国穷国，内心痛苦之极。他非常痛苦地说：这远远不是他所期待的样子。所以，他内心的痛苦，甚至超越了当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当1998年，叶利钦以为他庆寿的名义，宣布向他颁布俄罗斯国家奖章时，为了抗议叶利钦一系列的国内政策，他居然拒绝去领奖。后来普京做了总统，他感到了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或许有了重拾大国辉煌的希望。直到去世前，当普京向他颁奖时，他才欣然予以接受。

就是这么一个思想非常特殊的作家，在苏联亡党亡国之后，以写《古拉格群岛》闻名世界，这个全盘否定斯大林诋毁过列宁的作家，在反思自己全盘否定斯大林、全面反对苏联政府的做法时，他说了一句传遍世界的话，他说：

【“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俄罗斯祖国。”】

这位被曾经当作异见人士代表的作家，到晚年说出了俄罗斯老百姓想听的一句真心话。后来在整个俄罗斯对历史的反思中，索尔仁尼琴这句忏悔之言成为一代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心灵之言。这就是这位今天被国内某些人当作偶像级别的著名作家的大致历史。

到了晚年，索尔仁尼琴到底心灵的纠结是什么？他为什么说他害了俄罗斯祖国？她在苏联亡党亡国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讲一段历史往事，否则你便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的内心是何等痛苦。你更不能理解国内某些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会把这样一个人当作偶像加以吹捧的原因所在。

在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苏联曾经发生过一段非常奇特的很重要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在那个特殊时间里，一些媒体和学者开始公开否定英雄、丑化领袖、恶搞历史，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进行虚无主义解读。英雄人物像黄继光式的马特洛索夫、卓娅等等前苏联时期的国家英雄，领袖如列宁和斯大林等，被一些右翼力量肆意恶搞和重新解读。这种情况一时形成一种恶潮。其状况，很像前些年我们国内一些人丑化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肆意诋毁毛泽东等领袖形象时一模一样。

对这种歪曲历史的恶潮，一些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人便开始撰文表达不满。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一位名叫尼娜·安德列娃的女教师率先站了出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文章，对全盘西化、虚无苏联历史、丑化领袖英雄的做法提出坚决质疑和不满。这封信在整个俄罗斯影响极大。这本是一个共产党员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正义举动。但却惊动了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政治局。

一开始，这封读者来信在苏共党内引发了渲染大波。各报不仅转载，而且就歪曲历史的种种现像进行尖锐批评和讨论。许多有正义感的老共产党员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允许这种现像蔓延。应该说，这时的苏联，老一辈苏共党员为数不少。对老共产党员这样捍卫真理的声音，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却听着逆耳，坚决反对，认为这是苏共旧势力对他改革的阻挠和破坏，是斯大林势力在反攻倒算，是守旧势力的故态复萌。为了解决这个突然发生的舆论热点焦点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两天的闭门会议，研究怎么化解这场意识形态危机。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的主导下，最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居然做出极其荒唐的决定，把这位青年女教师为代表的捍卫历史和英雄的行为，定性为“反改革的势力”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对教师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而在领导权上，决定把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立场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当即免职，让他改行去主管农业工作。认为利加乔夫责任不可推卸。而把曾留学美国、一向坚持西化立场、对斯大林抱有刻骨仇恨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接替利加乔夫的职务，并就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把安德列娃的那封捍卫原则和正义的读者来信，定性为是“反改革分子”的政治宣言。把这位有坚定原则立场的女教师定为反改革的急先锋。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此处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与我们所说的改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主导下的改革就是打着“公开性”旗帜的全盘西化，全面复制美国模式。

于是，苏联的整个思想界，一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一批苏共老党员相继被迫害被打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被丑化被歪曲。苏联的卫国战争的光荣历史被肆意虚无和歪曲解读。英雄形象完全被玷污和扭曲。

就是这个雅科夫列夫，后来成为叶利钦瓦解苏联的得力干将，在他就任苏共宣传部长之后，他立即着手对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进行大改组。对当时苏联主要报刊大换血，实际上对媒体宣传的领导权进行政治大清洗。原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一个不要，换成了反社会主义否定苏共历史的所谓“改革派”“新思维派”。

一开始，雅科夫列夫便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他悍然决定，把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在《新世界》杂志进行连载。使这个杂志一下子从原来的发行量42万份，暴增到250万份。

这部作品与前边提到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也同样曾经被一部分中国作家当作范本和经典，实际是一部引导中国虚无自己历史的一部政治小说，这部作品同样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过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大批美化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历史，丑化贬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歪曲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诋毁共产党干部形象的诸多畅销流行小说，都有受到《古拉格群岛》影响的影子。比如严重辱骂共产党计划生育政策，严重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等等，都是从这里寻找到了思想的和艺术的模仿源头和灵感。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基本是负面的。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怎样的书，我们必须说一说。可以说，这是全面诋毁前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作品说这个时期的政治是残酷统治。古拉格是俄语，代表的前苏联劳改总局，作者将劳改总局比喻为群岛，而又将群岛代指整个苏联历史。在作者笔下，鲜血淋淋地描述这个劳改局内的生活。意指苏联这样的劳改制度已经渗透进了整个苏联，整个苏联就像是一座古拉格群岛。实际这就是地狱，是非人的生活环境，所以这部作品便成为攻击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从一出现就被当局列为禁书。原书是在国外出版的。

但是，雅科夫列夫居然把这部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连载发表。这无疑于一个强大的政治信号。于是，在苏共宣传部这样一种暗示和引领鼓动下，整个苏联像刮起了政治龙卷风一样。全面攻击列宁、诋毁斯大林、诋毁社会主义的恶潮越卷越猛烈。好像不骂几句共产党和斯大林，证明你这个人不识时务，不懂理论和时尚。在这种乌烟瘴气的鼓噪中，很快整个苏联的思想呈现一派混乱景象。

两年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飘了70年的旗帜悄然落下，世界上面积最大成立最早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西方一片喝彩中解体了，世界最早的共产党迅速结束了他的历史。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强大的党和强大的国家在一派乌烟瘴气的吵闹中轰然倒塌。我们不能说索尔仁尼琴在其中具有多么大的决定作用，但他以作品来攻击列宁、斯大林和虚无苏联历史的做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联人民从崇尚名人和知识分子角度，轻信了他的言论和鼓噪。也葬送了自己曾经辉煌的祖国。因此，到后来，当索尔仁尼琴目睹俄罗斯人民堕入苦难深渊，国家腐败现像一发而不可收的状况，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一次次联合对其进行制裁，使国家陷入苦难之中时，他有着发自内心的懊悔和苦恼，可以想见，他的心灵是万分痛苦的，他发表了许多带有忏悔性的言论，但为时已晚，强大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历史，而他所抨击的斯大林却在今天成为原苏联人民倍加怀念的一代真正的伟人，他为此更感到万分苦恼。这也是后来他被称为有良心的作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晚年甚至包括他对斯大林的污蔑和诋毁，他都感到了深深的内疚。

对这样一个作家，在索尔仁尼琴访问台湾时，台湾作家李敖有过相对客观的评价，李敖在肯定了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后说：为了反共为了反斯大林，他可以不讲手段和原则，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联合，甚至极右的法西斯政权他都可以成为朋友，他都可以到现场为他们捧场。他认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以联合的政权，这种认识是极其幼稚和多么荒谬。李敖认为他由于政治上的短见和荒谬，因此他一生都是充满矛盾的。晚年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矛盾，但是他的作品已经给他铸成了形象，他的作品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恶果，是仅靠忏悔所永远不可能抵消的。如果说利用舆论和影响诱导了人民走上错误路线的话。那么索尔仁尼琴对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来说，犯下的是罪恶。这就是文学的作用和力量。这也是值得今天我们中国的作家和人民来重新理解作品和文艺的历史作用的时候。

曾经获得过诺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个晚年忏悔自己的作家，今天在我们全民抗战疫情的伟大斗争中，有些学者以偶像的名义来教育和开导读者。要大家去读索尔仁尼琴，读这个连作家自己晚年都深感懊悔的作家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想往深处问一句，你要今天我们的青年把索尔仁尼琴作为偶像阅读，我们学习他什么样高尚的品格呢？是学习他到了晚年敢于承认自己错误向自己开刀解剖自己的英勇精神呢？还是学习他带有偏见和偏激的态度虚无历史、带有极不成熟的偏见全面诋毁列宁斯大林、诋毁苏联前期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行为呢？你还是在号召社会对党和政府不满呢？在我们全民战胜疫情的当下，这些所谓的学者教授们不是鼓励大众投入众志成城的抗疫作战，而是教导读者去阅读索尔仁尼琴，不知到底是何等用心？我想这只有这些学者教授们自己心里明白。

在俄罗斯历史上，与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相比，前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伊凡·蒲宁是前苏联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这次评奖中，蒲宁成功击败了深受斯大林青睐的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早在沙皇帝国时代，诺贝尔一家曾有很多年在俄罗斯生活，直到1916年，俄罗斯三分之一的原油依然掌握在这个家族手里。然而十月革命却导致了诺贝尔失去了整个商业帝国。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当诺贝尔的侄子伊曼纽尔·诺贝尔定居巴黎时，曾与包括蒲宁在内的反苏俄罗斯移民联系密切。在他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苏联方面明确表态，这项奖颁给蒲宁，完全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并且明确称蒲宁是“革命的敌人”。因此，这个奖项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受到了苏联的无情谴责。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蒲宁与契诃夫、托尔斯泰颇为熟识。但是，他在作品中毫不掩饰他对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厌恶。因此，苏联的批评家们尽管也承认他的文学成就，却毫不留情地称他是一个手里拿着鞭子的反动派。在他看来，苏维埃的革命仅仅意味着把俄罗斯古老文明消亡，把俄罗斯引向野蛮化。他的确热爱俄罗斯，但他热爱俄罗斯，对于俄罗斯贵族和农民是同等热爱。所以他的作品中，从来不写苏维埃的十月革命，从来不写苏维埃。他的著名小说《永恒的春天》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种观念。这位作家1887年就开始了文学写作。十月革命以后，他非常明确地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后移居克里米亚。当苏联红军解放克里米亚以后，他便流亡法国继续写作。

蒲宁的作品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推崇，常常被一些人用“美丽”“可爱”“纯净”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的作品。称赞他的作品“对黑暗俄国的极好描写”“对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等等。但是这样一个作家，却为何遭受苏联政府的极大反感，这还是源于他作品的政治立场。在他的作品中的爱国情感，充满了对俄罗斯贵族生活的赞美，他称人民的造反者都是诬赖，不是善良而又宽容的信徒。在他《可诅咒的日子》中，他把普通老百姓写成暴民、杂种、野人、怪物和返祖特征明显的家伙。用这种肮脏的词汇，来发泄对苏维埃的极度不满。自然，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对于东西方阵营和政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把这个奖授给蒲宁，与其说因为他的爱情诗歌、散文写得漂亮，倒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十月革命的精神完全相悖。而这一点，恰恰符合欧美对这场革命的厌恶心理。这同时也与诺贝尔家族与蒲宁本人有着不无良好的关系密切相关。

作为前苏联最后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生于苏联卫国战争年代列宁格勒，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诗歌写作，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而后被驱逐出境，后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主要著作有《诗选》《二十世纪史》《致乌拉尼亚》等等。1964年，就在索尔仁尼琴因为写暴露黑暗的文学作品引发轰动后不久，24岁的列宁格勒诗人布罗茨基就已经被逮捕。理由当时很简单，他是一个体制外的诗人，体制外的诗人被当作不劳而获者，被作为“社会寄生虫罪”逮捕，而实际上依然与他的作品有关。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被称为文坛的诗歌巨匠。但是，他在列宁格勒乃至整个苏联感觉自己像在幽闭的空间里生活，象得了恐惧症一样，因此他一度被确定病人。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世界公认的诗人，但是由于他的作品不符合苏联主流思想，不能公开出版诗歌集，只能在地下流传。他的这样一种作品与苏联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曾经寻找机会离开苏联，选择与一位美国女子假结婚，但他最后没有这样做。被驱逐离境后，他选择去了美国。198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历史上，利用文学作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苏联的历史，但是由于苏联始终运用高压政策对待意识形态的斗争，难免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给苏联文艺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比如，最后获奖的这个布罗茨基，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与苏联主流价值观相对立的文艺作品，而是一个沉醉于创作的诗人，但是迫于苏联当时的高压政策，也被驱逐出境了，这对苏联文学也是某种程度的伤害。但是，纵观俄罗斯与诺贝尔文学的历史，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东西方文化角逐来说，它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100多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控制在西方势力手中的文艺奖，不可能评什么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我们建国以来，有很多产生巨大影响的精品力作，没有获奖的殊荣。但唯有那些歪曲历史、丑化民族形象的作品才可以获奖，这足见这个奖具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色彩。

今天，无论诺贝尔和平奖还是文学奖，可以肯定地说，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表达，对中国已经算不得什么东西。用这样一个奖拿出来教导中国读者，前天还有人公开叫喊，认为什么日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种毫无羞耻之心的恶意炒作，除了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不满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目的，恐怕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把那个写什么日记的作家与索尔仁尼琴等人相提并论。以借此提高日记作者的身价，其实这种恶意炒作不仅可悲，而且可耻，不管索尔仁尼琴等政治上怎样，有多少问题和不足，但他的文字还有诸多可取之处。而我们的某些作家那些被炒作的日记文字几乎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学的，有的简直就是堆砌的垃圾。不过是给帝国主义当了鹰犬，每一个今天的读者，相信都有自己的辨别力。

一句话，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再用什么名人，什么这奖那奖来忽悠社会了，人民大众相信的是眼见的事实。比如当下，不管你用怎样的手段来贬低和污蔑我们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疫斗争，但人民眼见的是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当今这个疫情遍及全球的当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负责的政党和政府。不管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怎样贬损和诋毁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在抗击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的制度优越性，不仅中国人民看得见，整个世界都已经看的分明。虽然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在不断克服自身的问题中前进发展，这一点，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反而，我们的社会对那些动辄说我们政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动辄以学者大人的模样教训社会教训人民，而自己习惯于躲在阴暗的角落充当智者的人，这一次老百姓也看个清楚。那些家伙跟咱老百姓不是一条心，他们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最受纽约时报、受西方媒体喜爱。我们从这次抗疫作战有令则行的出发，从千万医疗队员离开武汉时的洒泪惜别，都是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政府的极大信任。都可以感悟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已经深深融入百姓的心里。任何对党群关系的蓄意挑拨，任何对政府和百姓关系的诋毁，都注定是徒劳的，也是无宜的。其结果只能增加人民对你的厌恶和反感，甚至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