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留”在何处，“学”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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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天的时间里，“留学生”这个专有名词在众人心中逐渐妖魔化、颠狂化，我们急需对“留学生”这个群体进行详细地追根溯源和再定义。

这个农历己亥年的春节过得并不平静，一场突然而至的疫情打乱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党中央的积极部署和号召之下，我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不过疫情期间的几个插曲，却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平时不怎么在意的群体——“留学生”群体。

似乎几天的时间里，“留学生”这个专有名词便在众人心中逐渐妖魔化、颠狂化，尽管我们都很清楚这几个人只是留学生庞大队伍里几个少有的“害群之马”，但这更表明我们急需对“留学生”这个群体进行详细地追根溯源和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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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记载的官派留学生最早可追溯至清朝晚期，再具体点说，也就是洋务运动时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在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朝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群留学生出国时平均年龄只有12岁，也被称为“中国留美幼童”。

在这批留学生当中，除了众所周知的著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之外，还有包括后来的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的校长唐国安……这批登记在案的留学生幼童在回国后几乎都在各自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不过鲜有人知的是，与当代留学生不同，这批官派留美学生大多是家境清贫之辈，而且在回国后即遭到社会的谴责，当时的《申报》写到：

“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另据统计，120名留美幼童当中，来自广东的占绝大多数（共82人，接近70%，而其中又有39名来自容闳的家乡香山县），其次为江、浙（分别为22人和8人，占25%），只有零星数人来自安徽、福建与山东。追其原因，则是当时的社会上层或学者家庭对容闳的计划并不热心。

正如第二批幼童中的李恩富所说：“多数父母并不想送他们的孩子去如此远而且是他们不知道的一块土地，何况时间又是那么长，他们以为，那儿的人都是些野蛮人。”

但尽管如此，作为第一批真正“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中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最终有94名被清政府召回，这一批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

兴许很多人会产生其学识能否“配位”的疑问，但请允许我提醒大家，看待事情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去考量，而非当下。毫无疑问的是，不论从见识阅历亦或是科研能力方面，这批留学生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

同时，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否自愿，当时的“留学生”留学方向毫无例外全都是为洋务运动做知识储备。换言之，他们“学”的大方向就是为了挽救当时的清政府。

02

“留学生”作为一个新的时代名词，其功利价值在民国时期达到最大化——这一点可以从钱锺书的《围城》中窥得一二——民国初期大学猛增，师资缺少，只要留学毕业回国大多都能做大学教授或者走上仕途。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中博弈，自然容易变成豪杰。

钱锺书

从1912年庚款留美开始，截止1945年，民国政府共核发庚款留美补助金408人次。而从留学所学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等方面，显然是继承了留学强国强军的传统。

这一时期的留学生质量参差不齐，但不乏真正的精英人才，如梁实秋、邓稼先、胡适、茅以升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内出国留学的，他们都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据统计，1911至1949年约有十万留学生归国，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破除国民党宣传壁垒后，对外进行的积极宣传。

以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为例，作为当时在美国唯一的全国性中国学生社团，“1947年后，其领导层和很多中坚分子多为左翼进步学生，有的就是共产党员，如浦寿昌、陈一鸣、陈秀霞等……”他们利用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历史悠久的学生网络和活动形式，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与其类似的还有留美科学工作者学会，它是以中共地下党员为主体的社团组织，对科技方面的留学生影响非常大。它的宗旨是为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并致力科学建国工作，以及争取更多的留学生回国，以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

据资料统计：“留美协会回国成员有182人，其中61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请不要妄加揣测“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含金量，想当然的认为这批人之所以获得这个称号只是因为“资历”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该荣誉主要授予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中国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院士的评选，每两年增选一次，但候选人不限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组成的中国科学院学部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

倘若我们单靠这段时间的史实进行合理推测的话，不难看出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这批留学生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梦想，因而在国外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最终回国达成目标，并被授予“院士”的荣誉。

有时候，成功不单单是努力就够的，同样需要有正确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国家越来越了解到留学生的重要性，故而在1950年3月15日和22日，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相继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对留学生归国后的工作、待遇、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1950年4月，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制订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原则》，规定：

1. 学习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有关财经建设技术方面者，如学业尚未告一段落，则一般地劝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并设法指导其学习方向，鼓励他们学成后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

2. 学业已成者，鼓励他们迅速回国。已经和各机关、学校、企业部门洽定工作者，优先协助回国。

3. 学习文教政法及财经理论学科者，劝他们早日回国。

4. 政治上遭受帝国主义迫害者，劝其回国。

5. 经济上困难无法继续学业的，劝他们回国。

1957年，中国政府决定除高级人才之外，停止争取一般华侨、留学生回国。

整个五十年代，约有2500名海外学子和专家学者陆续回到祖国。据统计，回国定居工作的专家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13人，占全国学部委员的三分之一。

华罗庚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回国前夕，通过《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向中国留学生做出倡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03

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与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决定了出国留学选派活动人数十分有限，且选派国家集中在苏联及东欧国家。

受新的政治局势影响，1950年6月，新中国先期形成了“先少量派出留学生”的政策思路。同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随后中美关系恶化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1950年后派遣活动主要围绕着苏联并逐步扩展到一些东欧国家，形成了“苏潮”。

1956年，中苏“同盟”关系从逆转到破裂并走上剑拔弩张的不归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政策逐渐被压缩。我国开始实施“少而不断”政策，对留学生进行严格筛选，小批选派，直至1966年选派留学生活动全面停止。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教育国际交流政策与活动在1972年得到初步恢复。1972-1978年期间，中国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进修生，同期毕业后回国人员共计963人，90%以上被派往发达国家并学习所在国语言。

在此阶段，派遣留学生大多选用小批选派方式，平均每年选派200人出国进修，直到1978年，选派人数才有了大幅度提升，从上一年的220人增加到860人。从1847年到1978年，我国派出留学生共计14万人。

这段时间内的留学生归国后，在中国各个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更多的民众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样也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喝洋墨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实行后，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更大规模的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政策。6月23日，邓小平在中南海进行的座谈会上表示“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这一决策性意见为制定全方位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开始的3年多时间里，中国共派遣公费出国留学人员6800多人，从增长数量来看，由1978年一年的几百人迅速增加到1981年的近3000人，增长幅度极大。“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出国留学事务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以及出国留学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但同时，一个新的“留学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1978年以前，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经济状况和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中国公民十分罕见，自费出国留学也未被纳入出国留学政策体系，随着中国出入境政策的松动和中外交流逐渐社会化，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不断增加。1981年官方报告中显示，一年内自费出国的人数已经多达三四千人。但随后出于防止国家人才流失和稳定国内高校教学秩序的考虑，国家颁布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收紧了自费出国留学政策。

1984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对自费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的要求，实行了两年的自费出国留学紧缩政策开始放开。同年年底，国务院发布了一项新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从新出台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除了对单位专业骨干人员的自费出国留学行为保留了之前的旧条款之外，其他政策基本完全放开。这一项政策的实行，为我国接下来30年的自费留学活动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暂行规定》也明确规定了，留学生归国后和国内同等学力学生享有相同的毕业、工作待遇。但这样做的一切，其实都包含着国家的良苦用心，那就是希望所有留学生都能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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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特别是2010年之后，中国留学生人数激增。根据中国教育部2017年发布的消息：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60.84万人，其中自费出国人数54.13万人，占总人数的88.97%。出国留学人数同比2016年增长1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这样的数据在我看来再正常不过，但最近几条关于留学生的消息却让我产生了新的困惑。

我详细看了这两名留学生在网上的言论，字里行间充满了留学的“骄傲感”以及“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大感，这完全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留学生应有的形象。

众多周知，国外的一些政客、一些激进的新闻媒体都在有意识地攻击我们国家的防疫措施，甚至是任何有关我们的行为都会被他们夸大，甚至是曲解。这些少数的留学生，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一些小道消息，就认为自己知道了很多的内幕。

在自我不断膨胀以及部分媒体的无下限渲染之下，他们很容易在中国的防疫斗争中“挑出”出来很多的错误来。而且自己不知道错，还要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和他们的学生身份不符的表现。

目前事件仍未尘埃落定，几名留学生没有半分愧疚之情，笔者不禁想问——留学生，“留”在何处，“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