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问题的实质：是族群内部的“文明冲突”

一、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文明冲突论”中认为，“冷战”两级世界结束后，全球各种冲突的根源与形式，不再单纯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冲突或民族利益冲突，而是主要体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他把当今的世界粗略分为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模模糊糊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这所谓的八大文明中，对西方形成威胁与挑战的将主要是中国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

亨廷顿所定义的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与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的自我认同等主观因素共同构成。

而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主要指基督教新教文明，亦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以新教为底色，以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为辅翼，通过一系列的技术与制度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纪元。在他眼里，由欧美主导的西方文明，是地球上最为先进、高等的文明，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被认为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物质技术层面，二是社会制度层面，三是文化信仰层面。

依照亨廷顿暗示的逻辑，西方文明起源于西欧，大约通过五个阶段向全世界扩散。

第一个阶段是伊比利亚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把原始阶段的现代文明传播到了拉美地区，直接演化成了拉美文明。这种原始的现代文明，主要以天主教为底色，只能算半拉子西方文明。

第二阶段是西欧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主义时代。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为了追求财富与权势，向全世界炫耀他们的物质技术优势，抢夺势力范围，强行与全世界所有国家与民族进行贸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开启了帝国主义新时代。

这一阶段欧洲传播出来的文明，才算正宗的西方文明。

第三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国家时代。西欧诸国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之后，逐渐向民族主义国家转变，英、法、德、荷兰等国，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

民族国家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在同一民族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政府是人民契约的产物，必须由人民当家做主。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平等、自由、民主。

第一次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勾勒布局战后的世界秩序。这其中，他提到要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及东欧各从属的少数民族问题。说通俗了，就是鼓励中欧与东欧的一些从属民族独立建国，以肢解匈奥帝国与奥斯曼帝国。

可是，这种示范作用，等于间接鼓励一些非欧的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因此，在一战之后，各殖民地形成了一股要求独立的热潮，一批民族国家纷纷冒了出来。在这一阶段，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

第四阶段，是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时代。

在这一阶段，代表西方的技术文明与制度文明，已扩散到了全球。但它们的制度文明分裂为了两种，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奉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信自由竞争及用无形之手配置资源，能让世界更加美好；另一种以前苏联为代表，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信计划控制、用有形之手配置资源，才能让社会更加公平与和谐。

美、苏各自积极炫耀、推销自己的制度，宣称自己代表正确，对方代表邪恶；以至于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裹挟进了它们的意识形态斗争中。

第五阶段，是苏联垮台、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凯歌高奏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已经终结，美国代表人类的未来与希望。为此，他们积极推动全球化，试图用欧美的制度与文化一统全球，带领全人类走向未来的乐土。

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务实忧患派，则相信人类纷杂的历史并不会终结，而是进入到了一个文明冲突的新时代。他预言，文明的冲突将首先发生在各个文明体之间的边缘与交叉地带。

现在看来，福山错了（福山自己也承认错了），亨廷顿对了。

二、

客观而言，中国现在只能算一个隐性的儒家文明体。

西方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深入而广泛，而且相当复杂，以至于从外表上看，中国虽然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有些怪怪的，却已经看不出还有儒家文明的样子；乃至于有些国内的学者对亨廷顿之说非常不服气，他们认为现代的中国与传统的儒家文明已没有半毛钱关系。

然而，现在的中国在骨子里确实仍属于儒家文明，中国能够重新崛起，除了与后发优势红利、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直接相关外，更与其隐性的儒家文化红利密切相关。纵观全球，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学得最好、学得最有成绩的国家与地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亚的原儒家文明圈内，这绝非巧合与偶然。

亨廷顿说的没错，在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的边缘交叉地带，确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冲突。

只不过，在中东等地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表现的比较直接、明显、激烈。而在东亚地区，以中国大陆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则表现的比较隐蔽，不易被人察觉；而且这种文明冲突，主要不是表现为两种文明之间的的直接对抗，而是表现为中国自家人族群内部的冲突。

这种族群内部的冲突，在台湾地区，以“台独”与“去中国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香港，则以“港独”及仇视中国大陆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前一阶段香港发生的所谓抗争运动，实际就是这种族群内部“文明冲突”的表现形式。

那么，这种族群内部的“文明冲突”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出的产物。

三、

从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全面学习西方的技术文明，一路跌跌撞撞，学了一百七八十年，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学得相当成功；以至于连美国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都不能继续保持淡定，急吼吼地全面打压中国的技术企业，刻意地为难我们的中兴、华为等。

这说明在技术方面，我们现在已非常西方，以至于连西方人都要感叹：教会徒弟，要饿死师傅了。

科学技术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它是纯粹的工具，最为中性，能为任何文明的人直接拿来应用。

四、

从清末的维新运动开始，我们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学了一百多年，我们基本上学来了西方的制度，只不过中国大陆与中国港、台学来的制度不是很一样。

中国大陆学来的这种制度颇具特色，它以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融合了美欧的自由市场主义，而且还留有显著的传统儒家文明的痕迹。这可以说是一种“三合一”的现代制度，兼顾了现实与历史、内部与外部。

香港由于长时间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没有选择的余地，基本全面移植来了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台湾选择的也是资本主义式的西方制度，只不过这种制度经过了孙中山的粗糙改良，表面上搞了个不伦不类的“五权分立”。

孙中山在革命初期，根据中国的国情，设计出了一套三段式革命理论，他认为：初期，需要武装打倒军阀，因而要实行军政；中期，需要由国民党监护、指导全国人民学习西方，因而需要训政；最后，条件成熟了，全面接受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因而要实行宪政。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时，虽然念念不忘施行宪政，但无奈条件不成熟，一直没有办法认真贯彻；他们败退台湾之后，经过发展经济及对台湾社会一系列的改造，到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开始全面试验西式的宪政。

虽然宪政试验在台湾展开不久，国民党就失去了政权，后来即便偶尔复起，也娘娘化，雄风难再，而且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但是，这也算国民党求仁得仁，它本是个革命式政党，按照它的理想，宪政实现之日，它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本应该就娘娘化，甚至泡沫化了。

五、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准备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我们学了近一百年，却只学了些皮毛。

这是我们学习不认真造成的吗？不是，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底色是基督教，我们要全面拿来人家的文化，就要全面接受人家的宗教；而我们这样一个悠久的文明，很难一下把自己清零，全面移植人家的宗教。

这决定了我们虽然极想学习西方的文化，却不能全面移植人家的文化，只能有选择性的接受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且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是不同步、不同调的，最终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大陆在1949年之后，本来一门心思要移植西方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化；但后来慢慢发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制度，在文化的层面上比较单薄，不好单独应用，只能自己再发展充实。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为了重建文化信仰，有一道选择题摆在了大陆人民与执政者面前：是吸收西方的基督教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还是让传统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吸收基督教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两大问题：一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关系，两者没法兼容，拿来基督教就意味着要放弃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的社会虽然经过了反传统的洗礼，但在骨子里仍相当传统——虽然掌握着话语权的少部分知识分子，由于读了许多西方的书，程度不同的“香蕉”化了，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却仍然生活在历史与传统中——这意味如果生硬移植来基督教，势必会引发中国社会内部的“文明冲突”，这风险极大。

因此，选择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也就成了唯一、最佳的理性选择。

然而，这样一来，中国大陆虽然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却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又多了一层隔膜。本来，中国奉行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已经让他们视为异物了；现在中国又要复兴传统文化，这更让他们视为了异物中的异物。

因为按照西方精英们的看法，人间正道在欧美，世界的未来在西方文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全面融入西方文明，那就等于自异于世界，那就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香港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它在文化的选择上几乎全面拥抱英国。尽管香港社会并没有完全英国化，但它是中国“西方化”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假如把整个中国比喻成一张烤饼，那么香港就是被西方文化烤焦了的那一小块。

台湾的情况与香港不同。

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在文化信仰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主张要把传统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相结合，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都是一手捧“四书五经”，一手拿《圣经》。他们认为，基督教既然能够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有机结合，那么一定也能与儒家的理性主义有机结合。

但现在看来，这种结合并不成功，因为基督教有自己成熟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儒家同样有自己成熟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及价值观。这两套价值体系都相当完备，而且有一定的差异，许多方面都不能兼容，实际上很难在短时间内融合为一体。

台湾的分离主义“台独”思潮，既与台湾特殊的历史因素、地理因素有关，也与国民党的这种文化信仰意识有关。

    台湾岛孤悬于海外，在历史上多次与大陆分治，而且还做过荷兰人与日本人的殖民地；因此，它在政治上比较容易形成割据的意识。例如，“台独理论大师”史明就宣称：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明郑（指郑成功）、满清、日本、国民党政权均属外来政权。

在文化信仰方面，台湾的一些人认为，台湾处在中国的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因此形成了自己的台湾文化。用李登辉的话讲，“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结合物”，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按照“台独分子”的这种逻辑推论：台湾文化既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台湾人便不是中国人，台湾人群体是一个中西文化杂交出来的“新民族”。

实际上，“台独”从本质上而言，是传统的政治割据意识与新时代的文化自异意识相互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怪胎”。

六、

假如不考虑利益因素，单从族群内部“文明冲突”的角度看待香港、台湾问题，就会发现香港、台湾社会中讨厌、甚至敌视大陆的人，主要有三部分。

一、讨厌、敌视大陆的社会制度者。

这部分人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历史进步观，认为欧美的西方文明代表着进步与光明，平等、民主、自由、博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最为美好的终极价值。

他们认为，香港的社会制度移植的是英国的制度，在世界上最为先进、优越；台湾社会自从实行了民主化改革，也算是进入了先进、优越的行列；而中国大陆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着落后、专制、病态，不是低港台的民主制度一等，而是低了好几等。

在他们看来，大陆只要不改变自己的制度，完全与欧美对标，那就是自外于西方文明，就是倒退与堕落。它们就不屑与大陆为伍。

二、在感性上讨厌中国文化者。

这类人与大陆上的某些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影响，在感性上讨厌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愚昧、落后，西方文化高雅、文明。他们盲目哈美、哈英、哈法、哈德、哈日，甚至连印度都哈，就是不喜欢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大陆的现状。

这类人虽然历史观西化了，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是部分“脱中”，还没有完全西化。他们在文化人格上往往是分裂的，他们喜欢显示自己的西方情调与西方理念，以此自我“高贵”，在其他人面前装优越感；但其实像是夹心面包，外皮西化了，而为人处世仍比较传统。买披萨回家饼配臭豆腐与大葱吃，说得就是这类人。

三是，从感性到理性都讨厌中国文化者。

这部分人多数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在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已全面西化，基本上已没有中国情怀，属于“彻底的香蕉人”。在这次香港所谓的抗争运动中，骂中国最凶、最为顽固的暴徒，往往都是这类人。

唐朝诗人司空图的《河湟有感》一诗，算是给港台这类人画的像，诗云：“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香港、台湾社会这三类敌视、讨厌中国大陆的人，都属于族群内部“文明冲突”的产物；大陆通过展示自己的制度优势，假以时日，或许能够改变第一部分人的态度；但要改变第二类人与第三类人的态度，只靠展示制度优势，却远远不够。

七、

看待港、台问题，不能只从政治、军事、经济等硬的方面看，还要从历史、文化等软的方面看，族群内部的“文明冲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是港、台问题的本质与根源。

制度问题，可以用显示制度优势，及讲好中国故事来解决；文化问题，则只能通过思想学术，用文化的手段来解决。

但大陆对外讲文化，红色文化与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能暗讲，不能明讲，能明讲与大讲的只有传统文化，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文化。

可是，我们大陆本身还不能讲清楚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自己讲不清“新时代的中国文明”，自然就没法跟外人讲清；没法跟外人讲清，自然就没法获得西方的理解与尊重；而不能获得西方的理解与尊重，也就很难指望获得港台地区那些人的理解与尊重，从而消弭族群内部的“文明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我们只有自己自信了，才能让人家信。

解决我们国家族群内部的“文明冲突”，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只靠给港台输送利益解决不了，甚至使用“强行统一”的手段都难解决；我们只有复兴了自己的文化，有了与西方文明平等的对话权，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