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会在德国畅销吗？

来源 | 新华二代在德国（GermanTalk）

导语：我没看过方方日记，平常也没有看日记的兴趣。对方方日记内容好坏本身没有发言权，也不打算评论。

方方又上头条，是因为《武汉日记》将在美国和德国发售的消息。德国发售时间是6月9号，美国在6月30号。

原本没那么多德国人会感兴趣，但它今后真有机会成为畅销书。原因很简单：华语界舆论的“大炒作”。

我今天只想探讨一个问题：《武汉日记》在德国会成为畅销书吗？如果是，它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不是，又有哪些原因？

不会成为畅销书的三个理由

1.）德国人有很多自己的问题

德国自己目前还处于抗疫阶段，何时宣布“抗疫胜利”以及给德国带来多大创伤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等到明年或更久才有结果。

绝大多数德国人，不分老少，都受到疫情影响，很多企业会倒闭，很多人会失业，很多家庭会破碎。

德国版抗疫不是单一的。它一开始就兼顾到到众多领域：财政部关心国家高负债率和税收紧缩、内政部关心安全问题如犯罪率、家庭部在意家暴问题、经济部担心德企倒闭或被恶意收购、劳动部担心出现大规模失业潮、很多州长和某些部长都盘算着如何利用次疫情出位，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默克尔或许担心欧洲面临解体的风险。再过八到十个月就逐渐进入2021年联邦大选热身。自民党担心是否会第二次跟国会说再见。基民盟支持率达到近三年最高，选择党支持率降到近三年最低。德国政坛正发生巨大变化。

普通德国人更关心是否还能再见到爷爷奶奶们。疫情对普通德国人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在现实中体现出来。社会学家也不知道此次疫情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塑造一个新的德国社会结构。德国总统也说，疫情后的德国会有别于之前的德国。他也不知道区别在哪里。疫情已经拿走三千多德国人的性命。死者没有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或城市，而是遍布全德国各地。很多家庭有自己的伤痕，众多小伤痕会塑造某种全国性的集体记忆。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并不认为多数德国人会对《武汉日记》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在过去两个多月，德媒几乎没怎么报道这位中国女作家，更没有提到她的日记。绝大多数德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方方是谁。《武汉日记》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关系。

2.）读者群是小众

哪些德国人最有可能看《武汉日记》？我估计了一下，以下群体的可能性偏高：德国驻中国记者们（他们有可能看懂中文，可以再写书评或评论）、德国汉语系教授、社会学家、德国媒体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如墨卡托研究所成员、几家大型基金会（它们都有跟中国相关的部门）、爱好日记的读者们、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德国人和图书馆（或许没人看，但肯定会收集）。

《武汉日记》（硬装版要25欧元，Kindle电子书也要19,99欧元。德国书籍真是贵，比美国的还贵！）有可能不会成为大众读物。我刚才在德国亚马逊看了一下，比较常见的或当下受欢迎的中国文学德语翻译书籍是刘欣慈的《三体》系列。还有《狼腾图》和Eva Lüdi Kong翻译的《西游记》（这本书贼贵，硬装版要88欧元）。

3.）不太符合"标准"

《武汉日记》本身在德国并不容易引起轰动。日记内容原本都是公开的，很透明，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中国官方对某些中文书籍在海外出版会比较敏感。一般情况下（我的个人判断，不是绝对的），被翻译成德语的中国书籍都符合四个条件的最少其中一个：在国内被禁（过）的如《上海宝贝》、经典名著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论语》、《孙子兵法》、现象级别的畅销书如《三体》（注：《明朝那些事》虽然也是现象级畅销书，但懂明朝历史的德国人实在太少了，姑且原谅德国人的“无知”）以及具有批判现实社会或以某种现实社会问题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比文学作品更常见）。

《武汉日记》不符合第一和第二点，只符合第三和第四点。（注：我刚才查看了一下公号二湘的十一维空间从3月11号开始的文章以及方方日记接力系列，几乎每篇都是10+或更多阅读量。另外再加上关于方方的各种表扬的或批判的文章，也是篇篇10+。应该算得上现象级别）。正因为《武汉日记》在国内没有被禁止，所以很难让普通德国人对此产生关注。另外，仅仅只是出版德语版，也不能代表会畅销。

出于以上原因，我个人判断《武汉日记》在德国很难畅销。

但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又会促进《武汉日记》在德国的销量。

成为畅销书的两个理由

1.）德国出版商的经济逻辑

德国出版商对《武汉日记》会很重视，会不懈余力地去推广，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前不久有报道两条新闻：二月份的莱比锡书展（莱比锡书展是世界第二大书展。世界第一大书展是每年秋天的法兰克福书展）因疫情被临时取消，今年三月份的图书市场营业额暴跌30%，四月份的预测也很悲观。很多小型书店受此次疫情影响而面临关门大吉的风险。其中也包括德国机场和火车站的书店（连锁）。

第二个原因是，《武汉日记》可能会被某些德国人所接受。这里的接受是指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德国人能区分新闻报道和日记的性质。从地理位置上看，武汉离德国很远。但是，疫情不分国界。出版商会意图通过疫情的共同点拉近德国读者跟《武汉日记》的距离。

这也能解释此书的副标题：“一本来自疫情危机发生城市的禁止日记”、“疫情危机”、“禁止日记”和“武汉”是关键词。

德语版封面

“疫情危机”（德国还在经历中，时效性很强，“打铁要蹭热”（德国对等谚语叫：Schmied，solange es glüht！））能缩短德国读者的距离感。

很多人对副标题出现“禁止日记”的字眼很不满意。看着就让人非常不舒服。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明明没有被禁止，为何还这样写？

此次疫情首先在武汉被发现、爆发、成为重灾区、被封城长达67天。回想当下德国，很多人觉得被“隔离”14天就已经太长，会带来很多负面社会问题。武汉居然被封城67天。它对武汉人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武汉人是怎么做到的？出版商跟译者或许想从《武汉日记》里找到部分答案。

《武汉日记》虽然在中国无人不知，但绝大多数德国人却闻所未闻。方方的知名度在德国差不多是零。想推广一位零知名度的作家作品成为产销书是很困难的。因此就加了“禁止日记”。这是出版商提高销量的做法。这种做法妥当与否，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假如有人觉得，德国出版商不怀好意，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奸商，故意抹黑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向出版社（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GmbH）或译者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本人提出抗议。我个人认为，经济因素占了很重要的比例。

2.）国内的舆论

国内官方没禁，反而是很多自媒体大声喊出封杀方方的口号。这是一种很值得分析的现象，比《武汉日记》以什么样的速度在海外出版更有探讨价值。

按照往常经验，没被禁的中国文学（主要以讽刺或揭露社会的阴暗一面，或不符合国内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为主）都不太会被翻译成德语。换言之，被禁的反而会提高被翻译成外语的概率。

这里要强调一下众多德国驻华记者如《南德意志日报》的Lea Deuber和Christoph Gießen、《法兰克福汇报》的Fredericke Böge和Hendrik Ankenbrand、《时代周报》的Xifan Yang、《taz》的Felix Lee（他现在在柏林）、《Tagesspiegel》的Ning Wang（不清楚他/她本人是否驻华记者）以及《SPIEGEL》的Bernhard Zand和Georg Fahrion 。

他们应该知道方方日记在国内是没有被禁止的。但我估计他们不太会在意《武汉日记》用了什么副标题。这不是问题关键。如果大家想知道德国驻华记者如何评价这本书的副标题，可以在推特或脸书上联系他们。

在《武汉日记》将要在德国出版的新闻出现之前，所有这些德国驻华记者几乎从未报道过方方，也没提到过方方日记，即便有也是少之又少。

首次详细报道方方的是《法兰克福汇报》的Fredericke Böge。发表时间是4月8号。标题：“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那么恨我”， 副标题：“武汉的编年史作者”。

这位驻华记者的大部分报道都以中国热门社会新闻为切入口，很有可能是当下产量最高的德国驻华记者。多数德国人原本对方方或《武汉日记》就不感兴趣，再加上这篇报道又是付费文章，能看到原文的德国读者就更少了。我相信订阅付费版《法兰克福汇报》的华人读者也不多。

很多时候，关于中国的热门社会问题，德语媒体的深入报道一般都会延迟几天。国内关于方方的舆论异常激烈。过不了多久，德媒也会跟进。它们会引用双方（支持派和反对派）立场的言论。某些驻华记者会对此写评论（比如Fredericke Böge或Lea Deuber）。

假如方方日记事件没有事先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和轰动，他们就没有理由报道此事。

之前的李文亮事件也是如此。也是先在国内社交媒体如微博和公众号上引起巨大轰动后才有了后来的德媒报道。如果针对方方日记事件的激烈争议再持续下去，德媒也会继续报道。

报道多了，知道方方或《武汉日记》的德国人也就更多了。

毫无疑问，这是推销德文版《武汉日记》的最佳广告。

那些极力反对或批评方方的自媒体最终让原本不会成为畅销书的《武汉日记》在德国受到更多的关注度。当然，支持方方的人也不在少数。

很多德国人有一种同情弱者的心态。对方方的骂声越大，越恶劣，越有争议，就越会受到德媒和德国人的关注。相反，假如人人都在夸方方，这本日记更没人看。

或许很多人根本就不关心这本书在德国是否会成为畅销书或是否有人看，而是坚信此书在德国（或国外）的出版会出现很多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极为不利的后果。

真的会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