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挪动你的屁股——评“方方日记”事件

高晓松的妈妈张克群女士在一次采访视频中说：“如果人躺在地上，你觉得连土疙瘩都是坎儿；如果你站起来，可能高楼是坎儿，高山依旧是坎儿，就觉得怎么我老也过不去呢？但当你站在月球上一看，这整个地球都是特别光溜了，哪里有坎儿是不是？所以人要站得足够高，才能不把眼前的事情当事情。”

放在道德心理学语境下，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各种观念的冲突，无非是站的位置不同，人的视角不同。有的人“躺在地上”，把身边人的喜怒哀乐看的很重；有的人站在地上，把整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幸福安康看的更重；还有的人，他们“站在月球上”，超越了时空界限，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人类、生物界、自然界的兴衰更替乃至星球的阴晴圆缺。需要说明的是，道德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道德隐喻”，指的是我们往往会利用具体的概念来理解和表达抽象的道德概念。比如，在垂直空间维度上，我们习惯于用“高”来形容善的、好的，用“低”来形容恶的、坏的；在温度维度上，我们习惯于用“温”“热”形容善，用“冷”形容恶。但是，为了更中立客观地理解人们之间的道德观念冲突，我虽然也会在这里使用到高低维度，却未有隐喻哪种观念更好的意思。我始终相信，生活中大多数的道德观念冲突都是由于位置和视角的不同导致的，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站在自己的位置和视角，不仅无法理解持不同意见者，反而往往会导致群体极化，进一步加深裂痕，加剧冲突。我更希望自己能时而躺下来，时而站起来，时而站到月球上，尝试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观点，这也体现了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中“价值中立”的原则。

当然，要做到价值中立对于我来说也并非易事。我是一个“80后”中共党员，从小到大接受了中国式教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亲身经历了中国三十年多年来由弱变强的崛起史，亲身感受了祖国强大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生活条件的变化，不由得同当下的多数年轻人一样，坚定地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支持政府的总体战略决策。这一“屁股”在意识形态上显然是偏左的。但同时，我是一个社科领域的学者，有责任站在价值中立的角度去客观地解释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于是，我只能尽量地挪动自己的“屁股”，尽量地站在时左时右的位置去看待这些现象，也希望作为读者的你，暂时放下自己的政治立场，跟我一起时左时右地挪动，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意识形态冲突。

从这个原则出发，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抗疫战争中的“方方日记”事件。为什么要从《方方日记》说起？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抗疫战争中，无数的事件引发过人们之间的道德观念冲突，而这些冲突在《方方日记》大火之后得到了集中体现。在正常状态下，尽管这些道德冲突也会存在，但难以得到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和如此激烈的争论。因此，把《方方日记》作为一个剖面，能够让我们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的诸多道德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观念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

2020年1月25日，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身在武汉的作家方方开始以日记的方式，记录武汉封城后她在这座城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方方日记”一经发布，迅速流传网络，并引起了一场网络论战。支持者（以下称“正方”）认为她仗义执言；非议者（以下称“反方”）认为她“传播负能量”，两方的论战有理性的表达，更有情绪化的谩骂。可以说，这一事件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下，引爆了左右两派的政治观念冲突。美国学者海特认为，政治观念冲突的背后，反映的是道德观的不同。为了理解双方的道德观，我们先后站在两方的位置，看看他们的政治倾向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道德观。

我们先把屁股挪到正方。方方在日记中除了记述了生活点滴之外，在很多地方清晰地表达出了她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例如，3月24日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她写道：“非常有意思的是，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时，而中美的医生们却联合了起来，他们在商量怎样拯救病人，讨论用哪些药物对于降低死亡率确实有效，哪种治疗方式更好。也谈怎样防护、怎样隔离之类的话题。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华人扫空货架上的口罩，捐赠回国，而此刻的美国医生，却遭遇到口罩和其他防护物资的缺乏。有华人朋友说，我心里觉得好对不起他们。而医生们，亦在讨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医生，不带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彼此请教经验，相互提供线索。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医者的仁心大爱：这是对人类的爱，对人的爱。我心想，职业不同，果然看事物的角度和做事情的方式，也都完全不同。我喜欢这些医生的职业精神和心理状态。”字里行间，体现出了对于普通人的爱。用中国传统伦理来界定，是“仁”；用西方伦理学话语来说，是“关爱”（care）伦理。无论是“仁”，还是“关爱”伦理，都是人类在长久的道德实践中被广泛接受的伦理标准。方方女士与她的众多支持者都“躺在地上”，从更贴近每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待自我、他人、社会，也就更能深切理解每个人类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个体）的喜怒哀乐。其背后是同理心，是感同身受。这种同理心超越了国家与种族，也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所倡导的普世价值的一种。抛开“方方日记”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单纯来看同理心，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是因为同理心，人类才能由爱而助人，由助人而合作。

接下来，让我们再变换一个视角，站在反方的位置上，看看他们的观点背后的道德观。反方人数众多，观点不一。有人持“阴谋论”，认为方方是一个西方间谍，其目的在于抹黑中国。这种观点的证据主要有二：一是，“方方日记”中，记录了她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点点滴滴，同时记录了很多武汉普通人的抗疫生活细节，但是很多网友认为其中的很多细节来自于网络或者道听途说，真实性引人怀疑，而 “方方日记”也确实出现了错报女护士死亡的情况。二是，“方方日记”登上《洛杉矶时报》，成为西方抹黑中国在抗疫过程中“隐瞒数据”“不够透明”的所谓“证据”。我个人不太相信和认同这种阴谋论观点，因为我向来不善于以恶度人，我总相信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是光明与黑暗的集合体，差别只在于光明与黑暗的比例不同，或是光明与黑暗所处的道德维度不同罢了。我个人不熟悉方方女士，也没拜读过其作品，若不是这次舆论事件，恐怕不会知道其人。但是，我相信，方方女士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我从她的日记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她的善，但我不敢随意地去推测她的恶。除了“阴谋论”，还有很多人持“自私论”，认为方方只关心个人，而对国家、民族抱有抵触甚至仇视的态度。某网友是这样评论方方的：她（指方方女士）挨骂，是因为她总是着眼于小人物的故事，过于个人主义，而忽视了全国人民和武汉一线领导干部与医务人员的做出的牺牲。无论是“阴谋论”还是“自私论”，背后反映的都是同一种道德观：集体主义。中国向来被看作是集体主义文化特征最显著的国家之一，这种集体主义体现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观史无前例地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碰撞，但多数中国人骨子里依然保留着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如忠、孝等。

正如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一样，东西方的道德观也本无优劣之分，每种道德观都有其好与坏。正如美国学者海特在其著作《正义之心》所说，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第一次在印度感受到了集体伦理，“我能看出一个强调责任、尊重长辈、服务于群体并否定个人欲望的道德模式的美好之处。我仍能看到它丑恶的一面：我能看到权力有时会导致傲慢与虐待，我还能看到，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特别是女人）经常因其长者（男性或女性）的古怪想法而被禁止做想做的事情。但这是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走出了本土的道德观念，即自主伦理。我获得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将集体伦理的优点作为出发点来看，自主伦理现在就显得太过于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了。”我很佩服海特，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从小受个人主义文化熏陶，习惯于“躺在地上”，却能够打开自己的心灵，尊重认可集体主义文化，并理性客观地分析两种文化各自的优缺点。

尽管印度与中国国情不同，文化也有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人也大都将忠诚、责任、尊重长辈与传统等集体伦理看的比自由、民主、权利等个人伦理更加重要。但一个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人则往往相信“天赋人权”，任何东西都不能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包括集体的利益。这种道德观念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长久以来的偏见与歧视，竞争与冲突，也导致了国内的政治观念的冲突。不仅是在中国，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有不断加剧之势。冷战结束以来，一场新的社会思想冲突开始席卷美国，并被形象地称为“文化战争”。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在一系列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如国家、社会、经济、宪政、对外政策等领域提出具有煽动性的观点，而且在美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上向自由派发起全面挑战，造成美国政治和公共领域出现分裂乃至对峙局面，撕裂了公众原有的价值共识。尽管美国各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文化战争”的成因，并提出凝聚双方的途径。但目前，美国的观念冲突并无好转之势。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尽管从综合国力上依然稳居世界第一，但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新兴经济体（主要是中国）的挑战。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人的文化自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就在所难免。

中国面临的状况则显然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普通中国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国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个人利益，集体主义道德观以及由此所生发出的独特政治体制迸发出了极强的生命力，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于集体主义道德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因此，整个社会上观念分歧与冲突一直较为隐晦，并未成为主流的观念冲突。即便如此，观念的冲突依然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如何消弱冲突，形成共识，不仅是党政领导的工作任务，也是众多社科学者的研究任务。那么，这种分歧与冲突有可能弱化甚至消除吗？我个人感觉弱化易而消除难。3月10日的《方方日记》中写道：“你会愤怒那些极左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理解那些人何故有这么多的仇恨。我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完全不识，从无有过任何交集，他们对我的仇恨，仿佛我上辈子与他们所有人都有杀父之仇似的，完全无法理解。”何止方方不理解反方，反方的很多人也很难理解方方及其支持者。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基础，形成不同的政治倾向，对于各种具体社会议题自然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若要消除冲突，就需要双方形成共同的道德观，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企业，若能激发功能正常的冲突，企业会更加有活力与创造力。没有冲突，一定是家长作风，是一言堂，人人缄默不言；冲突过甚，则容易出现派系之争，陷入无穷尽的争斗与内耗。国家亦如此，一个社会绝不可能只有一种观念，一个文明的社会也绝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因此，重点不在于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控制在合适的度上，让观念冲突发挥其积极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方日记自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至于如何把这种意识形态观念冲突控制在功能正常的度上，广大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或许可以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出一些建议，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尽一份力。

我很认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对于“方方日记”事件的评论，就用他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宏大叙事、爱国主义与个人悲苦、愁闷的述说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