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的老人：“上一代”的晚年困境

疫苗问题、奶粉问题、红黄蓝事件等等，将中国的“下一代”放在全社会的聚光灯下。而“上一代”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光亮。

近日有媒体报道，退休的李阿姨从山东到武汉，帮独生女儿照看新出生的孩子。三年带两娃的代价是，老年人夜里失眠、胃口变差、体重下降，而后她被确诊为过度焦虑引发的抑郁症。

李阿姨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带孩老人的缩影。

2018年7月，辽宁省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定下了未来十几年的预期发展目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总和生育率提高1倍。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

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政府，近期出台了《八师石河子市促进人口发展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暂行办法》。该《办法》中规定，生育二孩（不含领养）的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新生儿在八师石河子市落户的家庭，可享受生育二孩（不含领养）的家庭，在婴幼儿0-3岁期间每户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图为辽宁省人口发展预期目标）

随着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生育、抚养问题由“家庭问题”逐渐上升为“社会问题。”从“计划生育”到“全面放开二胎”，中国社会必将接受转型期的种种阵痛，中国家庭必将接受阵痛带来的纷争矛盾。而阵痛承受者之一，恰恰是处于生理与心理衰落期的老人。

中国素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生儿育女是家庭组建后顺理成章之事。过去讲究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赋予老人更多的是权威。时过境迁，中国走入现代社会。适婚适孕青年普遍选择推迟婚育年纪，加之同性、丁克群体的出现与扩大，紧紧敲打着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催婚催孕”在中国家庭中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话题。

“到底生不生？”，“什么时候生？”，“生了谁来管？”三个问题，把老人推向了育儿的围城中。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人，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二孩时代的到来，让老人距离“松绑”的日子更加遥遥无期了，而长时间处于“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下，老人也愈发显得力不从心，不堪重负。'

不同于年轻人，老人的情绪障碍往往表现为各种身体不适，有的总是感觉胸闷、心慌，胃痛、胃胀等症状也很高发，往往与情绪波动关联很大。有的老人总感觉不舒服，但去检查又并没有出现器质性病变，“其实是心理上出了问题”。

那么，国外的育儿情况又是如何？

首先要说的是，育儿环境的不同。“计划生育”使中国的“单孩一代”受到来自父母的前所未有的关心。而国外则不同，国外的家庭大多有两个及以上的子女，父母育儿的精力也相对分散。以幼儿的护栏为例。在国内，父母一般会给幼儿买范围较小的护栏，以确保其安全的行动范围。而国外习惯用门栏（直接在房间门口放个栏杆），让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活动，可以保证足够大的空间，然后装个摄像头，如果父母在厨房做饭，也可以通过摄像头观察孩子的情况。

当然，产假与其他配套设施也有很多不同。在挪威，母亲如果在怀孕10个月期间工作超过50%，父母就可以享受46周全薪或者56周80%薪水的假期，外加父母一般每年都有5周的休假，所以孩子一般都会在1岁左右进入幼儿园。同时，他们的国家日托都很普及，所以能够解决职业妇女的后顾之忧。可以说，社会的精确分工，分化了传统家庭所承担的育儿功能。

社会承担家庭育儿的部分功能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大势所趋。这大大减少了国外老人带孩的情况，也给老人更多自己退休生活的选择。

但在中国，现阶段的育儿相关设计与设施，仍处于开始阶段，需要时间进行不断地完善。可以预见的是，老人带孩的现象仍将不可避免的长期存在。老人的心理问题历来是被忽视的，而它也恰恰是很多家庭矛盾的潜在爆发点。

要关心下一代，也要关心上一代。

毕竟，我们也终会成为上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