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达尔文

“小时候，所有的老师和长辈都认为我资质平庸，和聪明是沾不上边的。”

【书与婚姻】

    1809年出生在英国小城什罗普郡郡治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没有继承祖业当一名医生。由于“游手好闲”沉迷于博物学，达尔文被盛怒的父亲送去剑桥学习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位聆听上帝的尊贵牧师。关于信仰上帝、尊奉教会，达尔文相信日后会很出色地以“自己的方式”回应。

    达尔文29岁时仍然孑然独立，而此时欧洲人寿命刚刚超过四十岁，醉心于自然历史的他不以为意，似乎对婚姻也持有科学家的谨慎。

    这一年他偶然读到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

    马尔萨斯用公式指出，几何增长的人口将快速淹没线性增长的生产资料，呼啸而来的是贫困、罪恶和动荡。书中引用了印第安人、北欧古居民、非洲、中国、日本、希腊的历史资料，论述文化发展落后地区和过去时代的人口抑制。

    反对废除财产私有制、反对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人口论》一问世，立即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热情的喝彩。书中甚至提到“无力赡养子女者不要结婚或者晚婚，而在未婚前要保持贞洁。”

    达尔文从这本得到启发，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的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

    达尔文于次年1月与表姐结婚。

    “不结婚太孤单了”达尔文笑着说到。

【幸存与进化】

    赫伯特·斯宾塞听到两岁妹妹去世时，没有哭出来，而是出神地思索这场悲剧发生的理由，胸中郁结的痛苦像飓风般一遍遍扫荡他已支离破碎的思绪。

    他是教育家威廉·乔治·斯宾塞夫妇的长子，除了那两岁的妹妹，其他7个弟弟妹妹都在出生几天后就死去了。作为唯一幸存的孩子，斯宾塞在之后的八十年，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缤纷多彩，抒写着自己的历史剧目。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引起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空前反响。教会说“他是欧洲最危险的人”，马克思评价“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包含我们的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赫胥黎更是言道“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向世人展现了他的天才构想，奠定了他科学巨匠的地位。

    达尔文详实的生物考察与缜密的科学分析，让斯宾塞对书中的研究成果深感赞同。

    书中诸如写到：“有一个无可辩驳的规律，那就是每个有机生物都会很自然地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增长，以至于如果它们不被毁灭的话，地球很快就会被某一对生物的后代所占满。即使人类这样繁衍较慢的生物在25年的时间内已经翻了一番，按照这个速度进行下去，几千年后，地球上确实就不再会有人类后代的立足之地”

    当书中讲述的物种对象变为人类时，斯宾塞便无法控制地将这些原理和心中的人生思考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进行求解。这个著作是一座提供他能量和思想动力的蒸汽锅炉

    他读到了最后一章——“生存竞争”。

    该章写到：

    “当我们考虑到这种竞争，我们可以满怀如下信念来安慰自己，即自然界的斗争从未中断过，无需害怕，死亡是被鼓励的，有力的、健康的、快乐的种类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

    这段温情的陈述，揭开了他过去的记忆。

    斯宾塞想起他的8个弟弟妹妹，那是在德比郡农田树荫下8个斑驳墓碑。激动、痛苦、怅然、敬畏，情感交织包裹着斯宾塞。

    他认为他证实了一直寻求的答案，“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斯宾塞写到：“如果一个种族的病弱者习惯性地生存并繁衍后代，这个种族的平均净利将会衰退；而······如果由于不满足生存条件，这些病弱者死灭了，剩下来的是能够满足生存条件的，这样就会保持这个种族对生存条件的，这样就会保持这个种族对生存条件的平均适应力”。

    自此，“适者生存”这个由斯宾塞创造的短语，敲响了一座思想洪钟，响荡于往后的幽幽岁月长廊，绵绵不绝。

    斯宾塞兴奋地把自己的论文手抄本寄给了达尔文。论文指出演化转变的过程不仅适用于自然世界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世界。斯宾塞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种的演化法则嫁接到了人类的社会范畴。

   达尔文此刻似乎平庸了。

    他回信：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您好心地把您的论文寄给我。我已经读了其中的几篇，很感兴趣······目前我正在准备一本关于物种变化的长篇著作的概要；但我仅仅是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而不是从更一般化的观点来处理这个主题；另外，在我看来，您的观点不可能得到改进，不过可能会很方便我加以引用······

请允许我保留/亲爱的先生/真心感谢您的/达尔文”

    达尔文拒绝将单纯的自然选择学说应用于人类社会。但他可能没猜到，自己的反对已平息不了外界愈演愈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潮，而斯宾塞后来成为了其代表人物，被后人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1882年，斯宾塞打破自己不去教堂的惯例出席了查尔斯·达尔文的丧礼。

    1902年，斯宾塞被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都投入写作。

    1903年，斯宾塞在维达利亚时代的余晖中去世。

    赫伯特·斯宾塞终身未娶。“人们应该满意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安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斯宾塞笑答道。

【毁灭与拯救】

    后来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

    “社会也像个体一样，应被看作是以这样方式进化的有机体。”这一理论被一些人用于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

    在生存竞争中，财富数量是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

    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

    “地球上每一时期的居住者都在生存竞争中击败过它们的前辈，因此，它们在自然的等级上就更高，这或许可以解释许多古生物学者们所体会到那种模糊的、定义得不正确的感情：从整体上看，有机体进步了”

（卢斯）

    “我们必须能够更确切地剔除基因低劣的血统，反过来我们必须施加作用力，使优良血统能够更快地繁衍······除非变成另一种社会体系，否则这些不可能实现。”

（朱廉·赫胥黎）

    “上天使万物无限丰饶，但除非它们自己努力，上天并没有将它们所需的全部食物放到它们手里。一切都非常公正，非常正确，因为正是生存竞争导致适者生存。”

（阿道夫·希特勒）

    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社会达尔文主义已不再时髦，没有公众人物会再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旧有的地域歧视、人群偏见乃至制度打压依然桎梏，而新形式如对基因改良技术的追捧、群体免疫疗法的推广则层出不穷。

    当人们看到西方国家在危机时刻推出所谓的群体免疫疗法，看到超级大国在被恐怖事态发展打脸时，慌不择路地奔向种族主义的时候，不应感到奇怪。诞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土壤，依旧在他们审视世界时不断低语。

    观念很像是病毒，只要它们能有效地从一个主人跳到另一个主人，它们就能存活下去，只要这个传递链不断，它们就潜伏在宿主身上、沉睡在阴影里。在适当的条件下，它们会被历史的钟声唤醒激活，可以像流感一样席卷开来。

    放下自负傲慢，才是唯一的拯救之路。

   “小时候，所有的老师和长辈都认为我资质平庸，和聪明是沾不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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