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献

来源：《史学史研究》 作者：杨慧玲

　　摘 要：梵蒂冈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文献收藏地，收藏了一批珍贵的中国天主教文献。本文仅对该馆所收藏的重要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稿抄本Borg.cin.503，即多明我会士黎玉范所撰述的中西文文献作出研究：介绍了黎玉范其人其事，黎玉范对中国祭祖、祭孔礼仪问题研究著作《圣教孝亲解》及原文转写，汉语-西班牙语双语词典和学习汉语会话的《拜客问答》等，并且探究文献撰写背景、内容及其价值。梵蒂冈收藏的珍贵稿抄本天主教文献，对中国明清史、中国基督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黎玉范；《圣教孝亲解》 汉西双语词典 《拜客问答》

　　梵蒂冈图书馆作为世界上稿抄本收藏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几百年来在历届天主教教宗的支持下，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天主教文献收藏地。伯希和、高田时雄等学者曾在梵蒂冈图书馆短时期工作期间，编写修订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2006中译本）；梵蒂冈图书馆的馆员余东也为梵蒂冈图书馆的汉籍编写了《梵蒂冈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中国天主教文献目录》（Catalogo della opera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XVI-XVIII sec.，2006），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天主教文献的概况。近年来，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许多珍稀稿抄本文献及书籍，因为年代久远且经过反复翻阅，出现了破损毁坏等情况。梵蒂冈图书馆为了保护这些文献，不再向研究者提供借阅服务，另一方面，梵蒂冈图书馆积极推动珍贵文献的数字化工程，以便永久地保存这批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原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是梵蒂冈图书馆汉籍文献数字化项目以及汉籍出版项目的合作方，经过多年努力，2014年影印出版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向学者们展现了部分梵蒂冈藏珍贵汉籍的原貌。

　　笔者在梵蒂冈图书馆访问工作期间，读到了梵蒂冈藏书Borgia Cinese N.503的稿抄本，这部文献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汉西词典，词典正文前有7页汉字注音和西班牙语对照的天主教经文，接着是326页的词典正文；第二部分是16页黎玉范的《圣教孝亲解》抄本，按中国人的书写习惯自上而下，自右向左；第三部分是33页的拜客问答，汉字右侧有注音和西班牙语对译；第四部分有摘自《礼记》二十二卷关于神位与祭祀的段落纸条；第五部分是1页红色中国纸刻板页“噏毒石用法”。第四、五部分是杂收装订时被收入的，而前三部分是相当重要的原始文献。《圣教孝亲解》因有“黎玉范述”的字样，使这份文献格外引人瞩目。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是礼仪之争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福建传教期间调查了中国礼仪问题，并亲自回到罗马向教廷提交了质疑耶稣会士礼仪的报告，拉开了“礼仪之争”的大幕，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受文献所限，国内外关于黎玉范的研究文章极少。这份梵蒂冈图书馆藏文献是了解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黎玉范在礼仪之争中所持观点的重要文献。此外，与《圣教孝亲解》一起装订成册的其他文献也都颇为独特。有鉴于此，笔者在此详尽地介绍梵蒂冈图书馆Borgia Cinese N.503的文献内容。

　　一、黎玉范的生平简介

　　黎玉范，1597年出生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的Ecija市，1614年加入多名我会。1620年，黎玉范与高琦（Angelo Cocchi，1597-1633）共同前往墨西哥，1621年3月25日奔赴菲律宾马尼拉，黎玉范在马尼拉负责涧内华人聚居地的教务，1623年被任命为马尼拉华人教区主教。1631年12月，高琦以台湾教区为跳板成功进入中国福建福安，创建了福安和顶头教会。1633年7月，黎玉范和方济各会的利安当（Antonio de Caballero，1602-1669）应高琦邀请进入中国福建传教。

　　当时，在福建传教的方济各会士与多明我会士在街头集市传教，他们手持耶稣受难十字架像。因语言的阻隔以及耶稣会士的排挤，他们被当做邪教屡遭中国地方官府惩罚和驱逐。约在1638-1639年，黎玉范在广东香山县被监禁两月余，逃至澳门后到马尼拉。

　　1640年5月，黎玉范从菲律宾马尼拉回到罗马。黎玉范在罗马向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1623-1644年在位）提交了反对中国礼仪的报告，1644年6月得到了教宗支持，教宗还任命黎玉范作为中国的宗座教长，监管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行为。1644年9月，新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1644－1655）发布了针对中国礼仪的禁令：规定中国天主教徒不能祭祖先，不能祭孔子，更不能祭城隍，家中应有耶稣受难像祭拜而不能设祖牌，不能放利钱或高利贷。凡妇女初领圣洗时，铎德代搽圣油并与尝圣盐。临终代敷圣油。凡教中男女，遵守主日并大瞻礼日与大小斋。

　　黎玉范在教宗准许和授命下，带领着27人的传教团于1648年7月抵达菲律宾马尼拉。1649年7月，黎玉范、利安当和其他三名方济各会士带着给郑芝龙的介绍信在福建安海等待机会前往福安。黎玉范等人在福建向同伴和中国教徒传达教宗禁令，并将教宗禁令抄送给福建的耶稣会士。

　　明清之交，福建是满族军队与郑成功军队斗争的主战场，此外福建还常遭受海盗的侵扰和倭寇的劫掠。1656年，黎玉范等人离开战乱中的福建，到浙江兰溪在当地一位有名望的中国教徒的帮助下置地建堂。黎玉范在浙江管理浙江多名我会的教务。在华耶稣会士不满教宗禁止中国礼仪的禁令，派遣卫匡国（Martino Martici，1614-1661）到罗马辩诉中国礼仪问题。黎玉范为了捍卫他的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书写了系列著作和论文、报告。1662年，黎玉范中风后半身不遂，在现在福建霞浦（福宁府）创建教堂，1664年9月17日去世。

二、《圣教孝亲解》撰写背景及文本

　　黎玉范1623年起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人区主持教务，期间学习过中国福建方言漳州话。1633年黎玉范进入中国福安后，继续学习汉语，口语以福建方言为主，这是他们在街头向当地人传教使用的语言。黎玉范进入中国时，高琦派了中国天主教徒学者Joachin Kuo从台湾淡水将黎玉范运至福安。初到中国的黎玉范等传教士，急需掌握官话，以摆脱在华耶稣会士对他们的约束并独立在中国拓展自己的教堂和教区。因此，黎玉范入华之后，特地研习了官话并且研习中国典籍，而Joachin Kuo很可能教授黎玉范汉语。黎玉范与利安当在学习汉语以及传教期间，通过参加中国教徒祖庙举行的祭祖活动，对于中国礼仪中蕴含的宗教色彩以及耶稣会士的做法产生了疑问，他们发布了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祭孔以及祭天等仪式的禁令，在中国天主教徒中引起了混乱，也与在华耶稣会士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为了向罗马教廷解释中国礼仪问题，黎玉范等多名我会士、利安当等方济各会士以及在华耶稣会士都纷纷翻译并征引中国典籍，向教廷提交了大量书信文献解释并辩论中国礼仪问题，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一个小高潮。

　　1648年7月至1649年7月，当黎玉范带着一批到亚洲传教的传教士在菲律宾等待进入中国的机会时，黎玉范亲自为这些新人传授汉语官话。现藏梵蒂冈图书馆的《圣教孝亲解》上的署名为“黎玉范述”，可见有中国天主教文人协助他写成此书。

　　《圣教孝亲解》使用的是官话书面语，杂用异体字，笔者整理后将其中文内容摘录如下：

　　《圣教孝亲解》

　　传教会士黎玉范述

　　天主圣教，孝敬父母第一要也。宇宙孝礼，万难拟天主教中孝礼。何以故?为教中有天主十诫。前三诫，统是爱慕天主。后七诫，第一孝敬父母也。但教中孝敬之礼，不贵虚文，全重真实；虽无外物，尤亟内志。双亲在日，为人子者，天主欲其爱敬之，听从其命，衣食其身，代任其劳，顾恤其病，式扶其衰，祈庆其喜，宽慰其忧。左右前后，不敢睨，不敢侮，不敢詈，不敢憾，不狠应对，不敢愿其速逝，不敢贵哲骄其愚贱。此真孝敬之实也。然外礼亦何可少?谦肃下气，怡颜柔声，逆来顺受，时巽言善行悦其心。且岁时伏腊，寿诞冠婚，庆之，拜之，认其是生我，养我，乳我，哺我，鞠我，怀我，衣我，食我，安我，教我，以有此今日也。是以膝下惟敬，游远惟思，敬思回环，罔时息矣。故凡为人子者，内心外力，俱宜忱祗事，万叵稍有获戾，致其怏怏难言矣。然非理之命，亦不敢从。顺者罪，逆者功，惟祈锡多寿，谕亲于道，以享真福。此属孝敬于亲在事也。万一不幸亲死，可奈何?必也尊重丧事，其尸殡敛，其棺坚洁，其坟高燥，披麻示哀，必诚必信，不使稍有后日之悔。兹乃主命之矣，凡为子者，若主之命，主监尔孝，生死授报，方主之命。忤逆之罪，无所逃于高厚之间。生前身后，天主定严罚之也。天主教诫，命人孝敬父母，何为世人未察其详，讹天主圣教导人不孝父母也，亦谬甚矣。

　　第所禁者，惟是祭献死人虚事。葢祭礼惟天主得受，为万物悉天主所生，以故应此物献之。天神圣母，西国亦不敢致祭，何者?为其非能主宰天地人物也。故《礼经》云：“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祈者祈福，报者报功，由辟者谓其能禳灾也。宙合之人，悉属天主所生，自天主视之，悉啻蝼蚁，说不得其能为天地万物之主，福繇此祈，灾繇此禳，以报其功也，以故不应庀物祭献之。且化生原旨，天主生万物以养生，讵生万物以祭死。人死，则腐肉残骨，何知饥饱，祭以饮食胡为也。夫祭死望其能来歆，此梦幻事也。即愚人亦知其既死，弗克竖起饮食矣。故祖先已死，备牲酒冀其来饗，迹似爱敬，实乃欺诳。何者?知其不复来饮食也。既知其不能饮食，佯故饮之食之，非欺诳而何?大率世人祭死，推叩其隐，为死者尚少，为生者居多。或亲在厥孝，死祭表己孝心；或家颇殷硕，张祭邀众隆重；或受人奠仪，设祭答谢亲友；或畏人讥议，致祭塞众口实；或祖有祭田，匪祭弗能乾其利；或时欲燕饗，籍祭将以延嘉宾，诸如此类。中夜一思，清心难昧，故曰为生者居多也。有等愚俗祭先时，祝其冥漠之中，祉荫孙子，荣福康安，此益可嗤也。夫吉凶祸福，俱繇天地主所定，死人何权之有?且试问其死者之灵，在天堂乎?在地狱乎?非天堂即地狱，并无轮回之理也。若在天堂，则万福满愿，何需食饮?纯听主命，不能毫末加恩一人。若在地狱，则罹苦无终，奠少宽假，不克救己，焉能救人?故知世福悉天主所定，与死者绝罔干涉也。又人家佥立祖牌，灯烛香供，想其祖先在兹。此诚中邦家礼，事死如事生然也。若溯化生天地，天主正教不宜仍之，何者?人戴一天，心无二向，向天主则不应兼向死人。若向死人，则寘天主于何所矣?且向死者，以为其灵魂在此乎?前云肉身死后，灵魂非天堂即地狱，复曷克棲此牌上也。不若设台特为天主，并为死者祷祈，弥见钦崇一主万有之上也。况世人淑慝不等，有积善者，有怙恶者，然善人少而恶人多。厥胤不论其生平，死后一概祭之，不其无等虚诞之甚乎?矧人生不知认天主，违圣教十诫，死后灵魂天主即谴之冥狱，长抱永苦，靡有出期。虽祭之祈之，彼亦罔闻，奚裨矣。又试诘其祭先之意，是祭其肉躯乎?抑祭其灵魂乎?祭其肉躯云也，躯既萎坏，复能啖味，此呓语也。祭其灵魂云也，魂乃神体，又用食饮，益狂言矣。是祭一道，肉躯不可，灵魂不可，祭胡为乎?然人子该孝敬父母，原意云何?为其身属父母所生也，匪父母此身何所怙恃矣，故跽乳返哺，鸟兽且然，况于人乎?但有身又有灵，有灵始有身，肉躯灵魂合之始成一人。灵魂不属父母所生，试乃天主攸成，故《尚书》云“维皇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即灵也。《大学》释云：“人之所得乎天下，而虚灵不昧。”不昧讵非灵哉?肉身既属父母攸生，故人子该孝敬父母之身，不忘本也。或在堂，或逝世，俱应殚情事之，今其身既僵仆，呼之不应，亦付之无可奈何矣。衣衾棺墓，子职任之，其灵魂则应俛听主命，不轻出入，祭何益哉?若有不安于主命，憾天主不长庇其亲，是则天主为不慈，有是理乎?或谓神依人而血食，除饮食何以彰敬?不知孝敬在倣先人遗德，始为真实。若饮食，先人不克饗，卒归自用，可谓孝乎?古云：生不孝敬，死祭曷益?况鬼魔亦不用食饮，只欲人尊渠背主，故设多计哄人。智者必有能辨之，然则祭之以礼，孔子之说非欤?曰：六经因性之书，天主超性之教，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亦为无道已久，姑遣其振声醒聩耳。今天主既降生，亲定大祭礼规矣。太阳既出，欲爝火为光，不亦难乎?时雨既降，犹桔槹灌溉，不亦劳乎?今子规规而倣之，谓孔氏所未言，便无此理，是犹以蠡测海，以管窥天，适见其不知量也。或有□天□主，祈拯其灵，亦属虚想。何者?为其生平未知天主，违教犯诫，灵魂不能升天也。若其临终，陡知痛悔受洗，为子侄戚友者亦可代之祷祈矣。

　　至论天主祭礼，极重巨渊玅，与世俗祭品不仝，祭意殊远，葢古礼祭天主用牲，至天主降生，始立弥撒大礼，不用牺牲也。弥撒之礼，即是铎德神父，诵经祈主，此外施贫，守大小斋，鞭责克己等，莫非祈主之功。间有教友，具物致祭，祭毕施贫，其意亦是向天主，为死者求免其炼狱之苦，赐其灵魂早获升天受福也。此等祭礼俱应颛向天主，不应向人也。虽不向人，原其立意，总祈天主，祐厥先灵矣。奈之何有等不见亮者，云圣教中没有孝敬，并无祭礼。讵知教中祭礼，更重且玅，不祭祖先而祭天主，政祈天主祐厥祖先也。葢钦崇一天主而外，孝敬父母第一要也。

　　铎德黎玉范回到罗马京都，颛求教皇颁定大明教中，该行甚么礼规。上疏云：教皇吴依巴诺先命诸先生中极高明博学者，聚论黎公疏事，至几阅月始定，嗣而教皇意诺增爵即位，随颁布定云:“大明教中人不该祭祖先，不该祭孔子，更不该祭城隍。讲道时节，该传吾主耶稣降生救世、受难诸情。该立耶稣苦像于主台，教中人家不该设祖牌，不该放利钱，凡妇女初领圣洗时，铎德该代擦圣油，并与尝圣盐，其临终又该代敷以圣油，凡教中男女该遵守主日，并大瞻礼日，与夫大小斋也。”

　　黎玉范的《圣教孝亲解》巧妙地把中国人孝道之一的祭祖与天主教敬天主爱父母的诫命相结合：引经据典，在取得中国教徒共鸣之后又雄辩地驳斥了中国人祭祖祭孔而不祭祀天主的行为，提出祭礼唯有天主才能享受，彰显了他对中国礼仪之祭祖仪式的看法，文末提到了他回到罗马请示教宗有关中国礼仪问题，以及教宗对此的裁决。《圣教孝亲解》引用了《礼记》《尚书》等典籍的内容，且遣词颇为典雅，中文书写字迹清秀，与《圣教孝亲解》一起装订在Borg.cin.503文献中的还有中国文人摘自《礼记》二十二卷关于神位与祭祀的段落纸条，这些都表明黎玉范著述过程中有中国教徒参与。结尾提到黎玉范到罗马陈情，教宗召集教内众人议定中国礼仪以及针对中国礼仪的禁令，据此可以判断《圣教孝亲解》应是黎玉范重返中国之际所著。黎玉范作为教宗任命的中国的宗座教长，他的《圣教孝亲解》既是中国礼仪之争中反对耶稣会中国礼仪观点的重要文献，也是多名我会、方济各会重视的中文要籍。

　　三、汉西双语词典解疑

　　梵蒂冈图书馆藏书Borgia Cinese N.503中第一部分的稿抄本汉西词典，后面因为附有黎玉范的论述中国礼仪行为和观点的《圣教孝亲解》，《明代名人传》将其视为黎玉范的作品。梵蒂冈图书馆的汉西词典，纸张页宽13.2厘米，长16.8厘米，稿抄本开卷页上的注音还原成汉字为“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下面的西班牙文的汉译为：“1693年9月23日，余天民神父（Fr. Juan Francisco）在扬州（Yang cheu）教堂为一位专业医师施洗，他出生在南京，本姓许，我给他取了教名保罗。他的教父是南京一位基督徒医生，住在城西水西门外的长巷（chang siang）。”这一页的西班牙文同词典正文的西班牙文书写并不是一个人，从内容上看也与词典文本内容无关，估计稿抄本中的材料是同一批带回梵蒂冈的，装订时被钉在了一起。

　　Borgia Cinese N. 503文本第一部分是汉西辞典，正文前有7页的汉字注音和西班牙语对照的天主教经文，接着是326页的词典正文。词典正文用红色墨水打出14横行4纵行的格子，汉字按照hā到xún注音排序，右栏提供西班牙语译义。词典正文红色边框外有补充的汉字和西班牙语译义，都是常用的搭配和例证，且字体与正文相似，这一般是稿本的特征。这部汉西词典字迹整齐，从这一点看更像是抄本，也有可能是抄写者具有相当的汉语水平，在抄写的同时修订增补这部汉西词典。

　　这部稿本汉西词典其实没有署名，扉页记录1693年9月余天民神父为许保罗施洗的事情，字体与词典文本并不同，很可能是这部稿抄本拥有者随笔写下的。汉西词典的封底是拼音写的“主曰”等基督教教导的句子。作为词典的拥有者或者抄写者之一，也不能完全排除这部词典是黎玉范所撰。从黎玉范的经历来看，1656年他离开福建到浙江后至他中风患病的1662年期间，是他最有闲暇编写汉西词典的时间。这部汉西词典扉页记录的1693年9月应是这部汉西词典的最下限的时间，因此，这部汉西词典编写的时间可以确定在17世纪后半叶。虽然还难以判定作者，但作者应该是西班牙籍的多名我会或者方济各会的会士，这两个后进入中国传教的修会，都有以汉字注音代替汉字书写著作的传统，汉西词典的前后页宣传天主教的材料都是此类汉语注音和西班牙语的文献。作者的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以单个汉字作为词目编写的双语词典，对于每一个汉字的理解和译义比字词词组混合编写的双语词典都要更加到位和深刻。

四、梵蒂冈的《拜客问答》

　　《拜客问答》是来华耶稣会士汉语学习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鲜有人研究，2015年郑海娟对法国国家图书馆“释客问答”以及西班牙托莱多耶稣会档案馆的“拜客问答”藏本（1714年入馆）做了初步研究。收入Borg.cin.503中的《拜客问答》与法国、西班牙的版本都不相同，然而在内容上极为接近。根据郑海娟的描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没有注音，也没有外译，可能是较晚的版本。西班牙托莱多耶稣会档案馆藏本在文本上与梵蒂冈藏本几乎相同，只是页面布局不同：西班牙本是最左侧为逐字对译词，中间汉字，最右侧注音；而梵蒂冈本是汉字在最左栏，其次是注音，最右栏是西班牙句子翻译。这三个抄本都没有确切时间和作者。

　　这篇文献的重要性在于，这是明代来华耶稣会士留下的重要历史文献。夏伯嘉认为从文中的“今早四更鼓时便进朝里去修理自鸣钟”可判断是利玛窦所作，郑海娟从头戴方巾这一明朝着装而被清朝处以肢裂酷刑这一点推断，《拜客问答》确系明末在京城的耶稣会士所为。《拜客问答》使用的语言是官话口语，内容是外地来京人士拜访西士，西士进朝里修理自鸣钟，不曾见面。接着，又有大理寺大堂带着同伴来访，宾客闲谈，谈及地理、气候、物产、习俗、语言、饮食等诸多对中国人而言堪称奇闻的内容，最后是一篇关于狮子的伊索寓言。凡此种种，郑海娟判断这篇文献应该是利玛窦所作。同时，由于这篇文献的问答体材料被用于训练新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如何与中国文人交谈，同时多附有拉丁字母注音和欧洲语言译义，可以被视为晚明来华传教士的重要官话口语教材之一。

　　这篇源自耶稣会士学习官话口语的《拜客问答》被收入Borg.cin.503中，与反对耶稣会士中国礼仪立场的《圣教孝亲解》收在同一册中并非偶然。事实上，当时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语言障碍，在这一点上，有关汉语的工具书和著述，通过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传抄而在各个修会的传教士之间流传。这份《拜客问答》证明了尽管当时耶稣会与多名我会在传教策略上有着严重分歧，但在汉语学习上确是相互联系，同为一体的。

　　五、结 语

　　晚明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局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学进入中国，基督宗教开始在中国传播。近年来，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虽然在个案研究上不断有所突破，但总体研究尚有待于展开。究其原因就在于这段历史是一个交错的历史，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仅限于中国本身，欧洲各教会之争和梵蒂冈在这一时期都卷入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从全球史视角来看，明清之际这段历史中国和欧洲发生了互动；从文献来说，欧洲各传教修会所藏的中外文文献对明清时期历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本文以梵蒂冈图书馆所藏Borg.cin.503文献为题做一初步研究，充分反映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的丰富性和重要性。随着《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其余各辑的陆续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明清史、中国基督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