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英国人赖以伟大的基础

瘟疫，英国人赖以伟大的基础

作为现代科学的故乡，英国人在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理论或发明中的贡献不胜枚举。在这里我们撷取几个历史的片段，却不经意间发现英国是一个经验主义十足的科学世界观国家。如果你感觉这句话很晦涩的话，艾伦叔叔告诉你英国的重大科学贡献都是偶然间的发现，特别是对糟糕事物的逆向思维，造就了英国国民对糟糕事物的辩证思维，瘟疫也不例外。 

瘟疫中的牛顿 

在新冠状病毒(COVID-19)在中国悄然潜伏并即将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风暴的时候，中国的邻里关系也因为一纸法令而卷起一场风暴。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正式将高空坠物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行为。高空坠物从来都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但是英国人却有着将丧事当喜事办的优良传统，比如牛顿。

1665~1666年，伦敦发生了一场浩大的鼠疫，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被批关闭，正在剑桥读大学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被迫休学回家，去面对他所憎恨的继父。继父雄厚的资产带给了牛顿优越的生活，这个家伙除了躲在自己的房间瞎摆弄各种物件，就是吃饱了撑的到处乱转，直到有一天他闲逛到到一个果园，被苹果砸中脑袋。

我们不确定那个坠落的苹果距离牛顿的脑袋究竟有多高，反正能把牛顿砸的脑洞大开的苹果，想来那株苹果树不会太矮，要知道那是没有果树嫁接技术苹果果实小的可怜的年代。受到伤害的牛顿没有拿着这个苹果去找果园主人评理，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失之类，反倒捂着脑袋用逆向思维去考虑：为什么苹果会向下落？

隔离瘟疫期间，牛顿除了发现了万有引力，还在摆弄三棱镜时发现了七色光，由此他成为了现代力学和现代光学之父。在瘟疫过后，凭着这两项发现的牛顿成为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同样在这场瘟疫之中，另外一个有钱人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聘请牛津大学神学学士约翰·洛克(John Locke)作为自己的私人医生,，这个赤脚医生另外一个头衔大的吓人：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瘟疫中的詹纳

在中国的社会精英们眼里，医院最好由私人老板来办，但是医生必须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像是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简直是谋财害命。这话似乎很有道理，当中国的新皇帝和清流们预谋反腐大业的时候，英国一个赤脚医生却在拿着穷人家的孩子寻开心。

这个叫做爱德华·詹纳 （Edward Jenner）赤脚医生，敏锐的观察到在天花瘟疫横行的情况下，那些挤奶的女工们多数安然无恙。这个日后被英国皇家医学会专家们和教会头头们骂的声名狼藉的家伙，用逆向思维去考虑：草菅人命的天花瘟疫，为什么不敢招惹挤奶的女工？

1796年5月，詹纳用从一个奶场女工尼尔美斯手上的牛痘脓胞中取出来的物质给一个八岁的男孩詹姆斯·菲普斯注射，这个男孩是他们家园丁的儿子。小男孩随后开始发烧，却在一个月后康复并且天花肆虐中安然无恙。这时，詹纳拉过自己家的儿子罗伯特·詹纳，如法炮制进而再次试验成功。

詹纳发表了《种牛痘的原因与效果的探讨》之后，立即引起社会精英们的质疑、嘲讽和谩骂。说来着并不奇怪，詹纳是个赤脚医生，直到43岁才从一个不知名的圣·安德鲁大学混了个医学学位，而其时他已经在英国乡间以医生之名行医20余年。

1823年1月26日，爱德华·詹纳逝世于英国格洛斯特郡伯克利镇。在他死后，另外一种瘟疫席卷欧洲大陆，英国是重灾区。在霍乱肆虐欧洲的一个世纪里，曾经有人试图借助詹纳发明的接种法然而无济于事，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尊称为他为免疫学之父。

瘟疫中的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我们通常把他称为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其实这哥们儿和洛克一样都是神学专业，由此看来有一个会相面算命的朋友不是坏事，当然他们通常不务正业。达尔文一生都比较倒霉，大学毕业就遇到了1832~1833年的第一次伦敦流行霍乱，达尔文不得隔离瘟疫随军舰去远航。

旅行中，自然可以看到别样的景致，当别人看到某个海岛上低矮的灌木之后，或许只会当做一个自然景观，比如泰山和黄山上的迎客松。当然，更差劲的人或许想到挖几株灌木做成盆景，贡献给皇帝说不定弄一大笔赏赐。躲避瘟疫的达尔文却逆向思维去思考：什么的力量让这些灌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返航归来之后完成了《贝格尔号之旅的动物学》，同时和表姐结婚，也拉开了他幸福而悲催的生活。女儿安妮死于肺结核，他的父亲死于第二次伦敦流行霍乱，小儿子查尔斯死于猩红热。在小儿子夭折的次年，达尔文正式发表了《物种起源》

达尔文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证明自己是个混蛋：吃神学的饭却挖神学的墙角，自己发明进化论还坚持和自己的表姐结婚。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出遗传学，同时也将婚姻自由的选择权交给了人类，在此之后选择近亲结婚的人，包括贝多芬、爱因斯坦、拿破仑、罗斯福、斯大林、梵高，以及某个操蛋的香港富翁。 

瘟疫中的弗莱明

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刚刚在英国剑桥大学当上教授的牛顿无论如何也会想不到遥远的东方仍在实行科举考试，有一个名叫王致和的安徽举子名落孙山不得不创业开起了豆腐坊，而不远处有个刚开业的药铺叫同仁堂，主人是刚从皇宫太医院辞职的书吏乐显杨。九年以后，王致和发明了臭豆腐，而乐显杨一定不喜欢吃臭豆腐，否则他会发现王致和似乎没有得过伤寒。 

1918年11月，作为陆军上尉军医的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离开了战场，因为他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能从前线返回且得到有份好工作，那是因为弗莱明家有个世交叫丘吉尔，时任英国军需大臣。在战场上，佛莱明亲眼目睹大量的士兵在刀枪外伤感染之后死亡，更要命的是参战的美军给交战双方带来个叫做流行性感冒的礼物。弗莱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也是所谓“西班牙大流感”的幸存者。 

亚历山大·弗莱明并非人们臆想中的英伦绅士，虽然不乏研究成果，但是这哥们儿的实验室里经常邋里邋遢。在王致和无意间发明臭豆腐之后250年之后，弗莱明也搞出了一盘属于他的“臭豆腐”，那些来不及清洗被他胡乱放在实验室一角长凳上的葡萄球菌培养物，在他外出度假期间生出了日后一种叫做青霉素的东西。乐显杨没有发现日后被雅称为“青方”的臭豆腐里有可以杀死细菌的霉菌，而拥有“上帝之眼”的佛莱明却被人尊为抗生素之父。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战斗中，这种叫做青霉素的药物开始在医治伤员的过程中发挥了其巨大价值，不但可用于治疗外伤带来的败血症，还可以用于流行性感冒乃至伤寒，更可以治疗梅毒。丘吉尔的父亲就是死于梅毒，那是一种曾经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的贵族病。

后记

事实上，瘟疫之中走来的英国伟人不止牛顿、洛克、詹纳、达尔文和弗莱明。当鲍里斯首相宣布英国对新光病毒肺炎的传播放弃主动积极干预，要实行“群体免疫”时，很多英国人说不定憧憬这场瘟疫又要催生多少大科学家和思想家，给大英帝国带来新的荣光。更重要的是，瘟疫过后的巨大创伤会让人们痛定思痛，避免了议会里喋喋不休的争吵，快速建立优势的法案或制度。 

这里，值得我们这个民族借鉴的是英国面对灾难和瘟疫的态度，在我们经常拿着“一帆风顺”、“阖家欢乐”和“岁岁平安”这种概率极小的可能性祝福别人时，英国军队里有一个黑色幽默的祝酒词：“为一场血战和瘟病流行为干杯”，只有血战或瘟疫中死掉高级别的军官，然后空余出足够多的职位，那些没有皇室头衔或没有能力花钱晋升的人才能被提拔。而英国王室和政府也乐得如此，因为他们规定：任何一名军官在服役期间死亡，他的职位会被无偿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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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查尔斯·狄更斯，《英国简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

2.罗杰·奥斯本，《钢铁、蒸汽与资本》[M]，电子工业出版社

3.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4.伊恩·格雷恩，《天花的历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

5.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M]，山东画报出版社

6.仇振武，《1853~1854年英国霍乱与水源治理》[J]

7. 张帆，《青霉素的发现简史》[J]，《生物学教学》，2008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