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失意者，贸易战不过是内部矛盾的向外转移

（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柯静）

2018年7月6日，在特朗普总统多次威胁之后，针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付诸实践，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冲突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震荡？围绕这一问题，第二届“全球经济治理新需求”国际研讨会于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本届研讨会以“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未来”为主题，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共同发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新需求”系列国际研讨会之一。本篇文章为对会议讨论内容的综述整理。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经济分歧和割裂逐渐明显，尤其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差异上。经济活动的积聚从传统工业国向正在工业化的国家集中，新全球价值链日益形成。世界经济甚至政治活力的中心，似乎正在经历一场从西方世界到新兴经济体的转移，推动世界格局朝更为均衡化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与这场西方世界的财富和影响力逐渐被渗透的趋势同时发生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大国国际地位面临被削弱的威胁。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变化，致使相对衰落的一国产生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并将罪责归咎于他国竞争方式不够公平，国际经济体系利益分配有失公允。美国因此转而带头反对多边贸易体系，国际经济政策转向内向和保护主义，使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给世界经济秩序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尤其作为美国所界定的“战略竞争对手”，首当其冲受到冲击。2018年7月6日，在特朗普总统多次威胁之后，针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付诸实践，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中美经贸争端的背景和实质：崛起的中国是否构成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威胁？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引发美国严重关切。2008年对全球经济而言是关键的一年，起始于美国而后蔓延至全球的经济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不再是不可破灭的神话，而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则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分水岭。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贸易、投资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等多个指标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也在日趋缩小。

虽然从人均GDP、军事、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中国与美国间差距仍十分显著，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未来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的普遍预期，引发了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夹杂着愤怒、焦虑和对未来的不自信。

奥巴马执政时，将TPP作为亚太经济政策抓手，力图构建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让中国在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中逐渐被边缘化。特朗普虽然退出TPP，但美国主流精英阶层共识未减，如何有效遏制中国崛起成为美国首要关切。

在此大背景下，加上特朗普本人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以及需要顺应那些表面上因自由贸易受到损失群体的不满情绪，中美经贸关系呈现出十分紧张的态势。

中国做法是否挑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特朗普及其鹰派色彩浓厚的贸易团队多次指责中国依靠不公平竞争手段，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攫取相对于美国更大的经济优势，导致美中间巨大贸易逆差。而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进步，则是通过强迫他国企业转移技术，利用合资企业、网络攻击和商业间谍盗窃知识产权等手段获得。

悉尼罗伊研究所国际经济项目主任Roland RAJAH认为，中国只是采取了任何一个追赶经济体在追赶阶段都会采取的战略，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甚至美国当年并无本质不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高级咨询研究员Tim SUMMERS也认为，引起西方强烈抵制的中国产业政策与此前其他国家做法并无不同。美企与中企达成的商业协议并不构成WTO框架下的“强制技术转让”。在全球化时代中，完全自主的、消除国界的创新也并不可能。对这一问题，WTO前任总干事拉米在2018年2月联合国贸发会举办的日内瓦对话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并没有进行欺骗。究其本质，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促成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当初的承诺与中国当前经济体量不再匹配。但无论如何，这应通过WTO谈判机制进行协商。而至于中国是否违背WTO规则，更应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

华盛顿关注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崛起，认为中国必然会试图控制亚洲，从结构层面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改变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在此观点驱动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向，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将中美间经济竞争上升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十分罕见地强调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并将之作为国家安全四大支柱之一，这在过去30年间前所未有。曾任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Thomas PALLEY认为，经济全球化给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变革结果及可能性，不能忽略其国家政治和地缘政治意义。在当前美国这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新保守主义的冲突中，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其中焦点。而在美国看来，最具决定性的是两国技术竞争，若中国得以超越美国，则美国对全球和区域霸权的主张将难以为继。

中美经贸争端的走向和影响：守成的美国是否接受世界权力分散化的现实？

世界权力结构逐渐分散化已成趋势。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难以由某个大国所主导，与此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相互依存，单一国家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应对各种挑战。2006—2016年间，金砖国家名义GDP占全球比重由11.8%提升至22.3%,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1.3%。

此外，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在其中逐渐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G20取代原先G7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最重要的平台。未来世界必然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础权力结构将更为分散。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会相对下降，其所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

美国国内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自身。一方面美国太过沉溺于金融业等虚拟经济创造的繁荣景象致使其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始终未能改善其透支型经济特征，消费大于储蓄，经常项目必然出现逆差。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教授认为，宏观经济因素是导致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这本应通过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改善其经济结构失衡现状，推动经济持续性发展，但美国国内政治失能致使特朗普总统以一种对外施压的方式进行释放，将国内政治改革成本国际化，引发了这场包括中美在内的美国和世界之间的冲突。除非美国自身进行实质性改革，尤其是对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分配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和世界之间的冲突将会持续下去。

​美国并非是经济全球化的失意者。宋国友教授认为，冷战后美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并无太大变化，美国国家财富和人均收入在OECD中的表现也亦如此，并未受到中国过多冲击，这是理解美国国际地位的两个重要指标。相反，苹果、微软等美国跨国公司囤积在海外的利润接近三万亿美元，以三亿美国人口计算，人均高达1万美元。

Roland RAJAH同样认为，美国从其贸易逆差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平均每个美国家庭从中获益850美元/年，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效率和全球福利。即便逆差来源不是中国，也会来自其他国家，贸易逆差只是反映了美国宏观经济状况。因此，美国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的理解是片面和不公允的，美国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失意者。

美国仍在多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对这场剧烈的中美经贸冲突中美方所特别关注的技术竞争，Tim Summers指出，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几乎完全由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所掌握。获取并且维持这些“制高点”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尖端的研究创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复杂的运营流程，目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做到这些的尚不多见。因此，所谓中国技术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严重挑战，并不符合中美科技差距现状，有夸大中国威胁之意。事实上，美国依然会十分繁荣，并继续在军事、科技、教育等多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

对于已经拉开帷幕的中美贸易战，作为战争发动者的美国，对此能否理解并接受，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向至关重要。正如7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所说，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只有美国适应并接受新的现实，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引领全球化竞争，中美之间才有可能通过谈判磋商，就双方分歧找到出路，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前景也才会更加光明。

因此，宋国友教授特别强调，对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不应过于悲观。从双方经济体量对比来看，发生这场经贸争端是历史的必然，并非不正常。而若能通过这一冲撞，中美间战略互动取得新的均衡，并非不是好事。但若管理不善，过于从完全现实主义的层面去理解当前中美互动，容易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修昔底德陷阱则可能成为现实。中美都应采取合作态度，妥善耐心地解决双方摩擦，从新的高度重新分配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模式。

多边贸易体系的挑战和前景：一个内向的美国vs.开放的世界经济

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正面临困境。首先，贸易自由化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凸显出边境后监管措施规制需求和协调困境，但因关涉国家经济主权，国际和国内政策协调十分困难；

第二，全球化在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动力的同时，因政策未能及时调整加剧国际和国内发展不平衡，冲击多边制度体系的合法性；

第三，WTO成员异质化与世界经济权力分散化，加上共识原则的决策机制，使得WTO近年来谈判陷入僵局。

世贸组织秘书处服务贸易司独立贸易政策分析师和前高级经济学家Rudolf ADLUNG认为，国际贸易层面，国家间服务贸易壁垒仍高居不下，尚未达到GATS的承诺水平；国际投资层面，双边投资协定众多，多边投资体系遥遥无期，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WTO争端解决层面，机制威慑力和公信力严重缺失，正常运作也已遭遇危机。WTO成员对达成新协定缺乏强大的政治动力，更缺乏带领机制走出僵局的领导力，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内向的美国给世界秩序带来混乱。尽管Thomas PALLEY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推向了极致，并努力恢复美国正在不断流失的优势。但特朗普所选择的方式是将美国利益置于他国利益之上，将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在其认为现存国际规则不足以实现其目的时，则采取国内贸易政策工具，施压贸易伙伴，以“对等”为前提，重新界定自由贸易秩序。

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来之不易的多边制度体系的效力，更会因关税大战威胁迟迟未去导致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不确定性大幅提升，削弱市场各方可预期性，加大市场运作风险。此外，还会加重国际社会成员间的分裂和猜忌，对本已岌岌可危的多边贸易体系而言更是雪上加霜。若各方不够克制，甚至引发整个世界陷入关税混战之中。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会彻底扭转。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深圳）Gerhard STAHL教授以波音飞机供应链为例，指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正在逐渐形成，世界经济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基于同样理由，Tim Summers认为，尽管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贸易和投资等限制措施也会使理性的公司重塑供应链以降低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和逐渐上升的商业成本，导致全球化运作方式发生转变，但这并不足以彻底扭转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Gerhard STAHL还指出，美国或许正在变得更加内向，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仍会继续支持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体系，会在多边机制框架内解决彼此冲突。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会逐渐转移至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而数字经济会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各经济体间的相互依存将会进一步增强。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和世界的冲突中，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选择对于世界秩序的未来至关重要。而美国需要认识到，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与中美经济的健康和稳定息息相关。

如果仅因为对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利益分配存在分歧，就要突破国际规则约束，以霸权为后盾，寻求对其国内利益和相对权力地位作出反应，反而会严重削弱其主导自由世界的合法性。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在内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演进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国，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不会没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