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我们要从新冠病毒疫情真正总结什么

上篇文章《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应，网上本来一面倒的声音出现了分化。许多读者本着兼听则明的态度，对上一篇一天多粗糙赶出、还未来得及提供完整画面的文章的包容和宽容态度，使我从中看到了时代和大众舆论的进步。

我看了网上的各种反馈和评论，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问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写这种自己不懂的跨界文章的原因与目的。二是问我是否是高福的代言人，为其洗地，缺乏公允性。三是我文中引用了那么多“如果”、“听说”，是否有真实的依据。我下面分别作答。

首先，我确实只是一名经济学家，不过近年来也关注了医疗卫生和健康经济领域。从2015年起，我还有幸担任了几年“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卫健委）。近年来还在武汉大学招收了“健康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因为这些原因，我有机会结识了这个领域的很多专家、机关与事业工作人员乃至一些领导，同时也就正巧在武汉方面有一些朋友。去年我还领衔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上发表了“简政放权的边界及优化”的文章，该文的文字部分也被《新华文摘》详细转载。做这个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是使我对我国现行的疾病控制体系的设置产生了怀疑，因为它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相矛盾的，尽管我当时并未想到这个体系的运行，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灾难性的问题。因此我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一开始，我首先就关注这个体系的运行情况。疫情发展以后，我的研究团队就开始全面追踪，准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做几篇学术文章，认真总结这次疫情发展与防治工作的得失与经验教训。但实际上高福这个人，本来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就在上篇博文发表的前几天，在我召开的研究团队和学生们参加的近二十人的网络会议上，大家热烈讨论了疫情相关情况，但几个小时中没有一次提到高福的名字。

其次，因此关于我是否是高福的代言人，为其发声洗白。当然不是，而且我与他也并非是什么朋友。我当年在牛津时并不认识他，我想也许他应当是我去剑桥工作后才去了牛津。这几年在牛津、剑桥的同学会上见过几面，但隔行如隔山，也就有个点头之交。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看到网络上对他的围攻铺天盖地，形成了一面倒的定论。就我了解的全面情况，关于他个人的那些指责基本上是杯弓蛇影，属于那种越想越传越像，其实并无道理和依据。我看了就很奇怪，这种很容易澄清的事情，有关方面或他自己，出来说明一下就行了，为何就无人吭气。后来一了解明白了，因为尽管国家卫健委12月30日晚上刚知道，第二天就派大部队奔到武汉，确实堪称令人惊异的高速度高效率，值得点赞。但在他们介入之后，抗疫的第二场战役在条块协调、信息传递交易成本导致疫情判断上的摇摆蹉跎，结果导致防疫战的第二条防线失守，以至进入第三条防线的战役后，武汉市政府领导还借接受央媒采访，公开甩锅给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因此卫健委本身也在瓜田李下。特别是国家卫健委介入指导后的抗疫工作，由于依法仍然是以地方为主，再加上条块协调摩擦的成本，也是问题不少，疑点重重，受到社会众多质疑和批评。很多人力图自保就好，谁还顾得上去救他啊。而他本人，据真熟悉他的人介绍，领导不发话，只要一天没有被立案查办移送司法，也会心存侥幸，不敢自己出去对媒体说摘清自己的话。我当时听了就想，幸亏他这次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分派去参与武汉的抗疫工作，而一直做病毒研究，否则这种人就是被冤死也没人救得了。

促使我突然起意就此事写篇文章的起因，是那两天我看到网上关于他已经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我想象我这样知道情况的人再无人出来说几句澄清问题的话，恐怕也就没机会了。在我看来，象高福这样同时又是美国科学院等国际上权威科学院院士的人，毕竟在我国两院院士中也为数不多，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象这样的中国顶尖人才，还是应当有人帮着说句真话。更重要的是，只有不让无辜者顶锅，才能真正将责任者现形。须知我们过去发生的错案冤案中，每当抓错罪犯时，总是会有真凶逍遥法外。我想，只要是正直的人，看到无辜者被冤、而让国家和人民付出如此惨痛代价的肇事者遁形，恐怕都难以无动于衷。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为几乎不相干的人去惹事担风险，这太不能让人相信了。我要说，就如在很多冤案中做出不屈不挠，努力的相关法官或历史律师一样，其实这样的人本来也不少。许多人只是因为没有机缘巧合，不了解情况罢了。我就正好属于爱打抱不平这种犟脾气的人。如几年前万科之争时，我本来作为坐了几年冷板凳、又不拿一分钱的独立董事，还真就是仅仅为保护企业家精神、建立真正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现代企业制度，我还就是淌了一趟浑水，就算遍体鳞伤，也无怨无悔。我当时说过我其实对王石本人挺有看法，我们并非朋友，太多人根本不信。现在几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我们确实就不是朋友：事过去这几年来我们从无联系，甚至还不如一些几十年未谋面、当时也无深交的的老人，有时过年还会想起发来句问候语。

这次情况也是如此，就象我当年正好当了万科独董，了解真实情况遇事总得有点仗义直言一样。我想今天因为机缘注定，老天爷以无形之手让我研究疫情知道一些基本情况，冥冥之中我还真相信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自己就不该逃避。说一个不怕大家见笑的插曲，当时我确实是忽然有了一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福尔摩斯灵感。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福尔摩斯探案记以及他的助手华生医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我经常因为自己的名字被别人打趣，逗我“华生来了，福尔摩斯呢？甚至我80年代时，陪着国家的领导同志到外地调研，他也逗我说，“有你在，我们就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我想我得这么一个名字，也许早就是个暗示：我命中会有一次福尔摩斯式的探案。尽管后来有个在海外的朋友气愤地给我打电话，说华生你的文章真是救了高福，但我刚看了一则新闻，高福今天回答记者提问，不仅对别人承担风险为他澄清污名毫无感激之意，反之避之唯恐不及，说“我不能去网络吵架”，这样的人真不值得你这样帮他。我回答说，他不敢否认我写的东西就已经已经说明问题了，况且我写这篇文章本来也不是为了他个人，他只要没怪我给他惹麻烦就好。

至于我的文章是否有失偏颇，我想一些读者的感观也是事出有因吧。因为文章赶得匆忙，救人心切，一时间用词用意可能就有了点感情色彩，但基本的判断并无偏差。现在人们一口咬定高福必有责任，许多人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政府与下属事业单位的关系及其运行体制，以为叫中国疾控中心就必然是管全国的疾控工作的，以此类推叫什么中国法律中心的那就得管全国法律。这样就把高福这个职务的人在什么地方真有重大职权，在什么地方又毫无职权，完全搞错了。

高福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是我国设置的疾病防控预警的第一道防线作为汇总者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因为国家网络直报中心的总枢纽，就设在中国疾控中心。这是我们在Sars之后，国家重金打造、国际招标，精心设计建造的。正如一些熟悉和曾在那工作过的人介绍，这个“横向道边、纵向到底”的国家网络直报系统，要求每个医院在包括乡镇卫生院在发现法定传染病时，须在几小时内向当地疾控中心汇报，并同时在网络直报系统输入填报。吸取Sars教训，2004年原卫生部发布《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2007年进行了修订），开始将“不明原因肺炎”作为39种法定传染病以外的其它疾病，纳入监测并要求实行网络直报。有这样一个下情上达、覆盖全国的传染病预警系统，就可将这类由各种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在病毒刚刚从动物由各种偶然原因跨跳至人类，还在人类这个新宿主身上开始适应性生存变异的最早期，就为我们中央信息处理中心获悉。在这个阶段，可说是杀鸡用牛刀，不用投入多大力量，也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根本不会造成任何更不用说象今天这么巨大的损失和代价。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个精心打造的系统，在这个防疫战争中，成了二战中的马奇诺防线：战争还没拉开序幕防线就失守了。这相当于敌人摸掉了我们的岗哨就悄悄杀进了村。因此，如果这次失守的原因主要在高福这儿，他不仅该撤职查办，而且要移送司法，即使判个死刑也不为过。

有人说，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即使是下面的疾控中心没报，他也有领导责任。这个说法就是不懂行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与美国等国的疾控系统不同。虽然大家翻译出来都叫CDC，但人家是垂直领导体系，一竿子插到底，我们是分级管理体制，即地方的各级疾控部门，归当地同级的卫健委这个政府部门领导，高福所在的这个中国疾控中心管不着。

至于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1月1日到1月20日，即武汉抗疫的第二场战役中高福所应的责任，说实话那里又跟他没有关系了。因为从1月1日起，国家卫健委就成立了以主任为首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并在前一日向武汉派去了领导带队的工作组、专家组，统一指挥和部署。

有人说，高福不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吗，派去武汉的第一批专家组里就有不少疾控中心的领导、专家吗？他怎么会对指挥抗疫没有责任？这就太不了解我们国家行政机关与下属事业单位的关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是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三十二个司局级事业单位之一，真有行政权的是国家卫健委机关内部的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机关即便平时到自己下属单位去调人用人，根本不用什么部领导，即便是个司局长、处长，也是一句话的事。许多时候甚至是直接调人帮机关干活，让被调用的人告诉一下单位领导就行了，更不用说是在已经进入应急状态的特殊情况。况且高福只是疾控中心的技术型二把手，上面还有一把手党的书记，调人用人这种人事上的事，根本不用通过他。他只要做好组织上和领导交办也极为重要极为紧迫的病毒分析、鉴别研究以及相继的病毒溯源，进而前线最急需的新病毒的试剂研发等项重要工作，我们就不能说他对这阶段的整个疫情防控工作还有什么责，或他对疾控中心被领导机关抽调去的人员在武汉的言行付有什么责任。

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专长就是病毒学，因此他就被分配指派去负责实验室攻关等工作。这样也使他在20号之前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媒体。我想如果他也被派去武汉，我看像他这么守规矩听话的人，也会按现场的纪律和口径发声，那就更会被舆论围剿，成为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最佳射靶。那样的话可能谁也帮不了他，我的上一篇文章估计就不会也没法写了。

有人说，我的文章不是提到1月10日他还去过武汉吗？病毒溯源无进展，作为疾控中心主任前线的情况他能不了解？他到了武汉还无所作为、贻误战机不就是责任吗？但要知道病毒溯源谈何容易，中国科技界至今也莫衷一是，还没搞清病毒究竟从何种动物作为中介传给人类，要高福去个武汉一天就破解，这肯定不现实。至于1月10日，武汉还是一片欢乐祥和，在指挥协调整个工作的又是上级机关的领导们和从各地调来的相关人员包括专家，以高福这种小心谨慎的性格，自己的分派工作还没有干好，他还在急忙中去插一手？他恐怕不敢，稍有官场经验的人恐怕也绝不会。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人、这种官场之道，但说因此要去追责那显然就不对了。

现在很多人列举高福所说的可防可控之类的话以及相关视频，我看了都是12月20日以后的事。这时人传人已经广而告之，各地都开始紧急动员起来，这之后说疫情可防可控，不要惊慌，要有抗疫成功的信心，就不会象信息公开前说同样的话不同，不会对公众产生误导。

其实，说疫情可防可控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武汉、湖北防控不力造成灾难，说不可防不可控，干脆听天由命，那会是什么局面？这次疫情不是死亡率很低的季节性流感，而是未知的新病毒，变异尚不可知。在医疗资源不足或挤兑的情况下，死亡率是以流感的十倍以上计。即使以后这一新病毒经过在人体内的适应性变异，传染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降，疫苗也出来了，我们不会再用高成本的严防死守办法对付它了，仍然要向对待流感那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当然，我说我没看出高福有多大行政或司法责任，并不是说他的话都得当都对。如他说儿童不易感，现在看来从统计上看也没错，但面对公众，同样意思用中老年人更易感这样的话就得当得多。再如他在去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拍胸脯说有了现在的监控体系和力量，像Sars那样病毒会有，疫情则是绝对不会发生了。现在网友以此嘲笑怒骂他，我也认为他就一点也不冤枉。世界上有绝对的事吗？制度再完备，技术再先进，飞机公司敢说飞机再也不会掉？铁路敢说再也不会发生大事故？我们做科研的人都知道任何事都有条件有前提，只有先说如果怎样，然后才能说就会怎样。在这样严肃的大会上，连顶尖的科学家也不知从哪儿学的吹牛说大话，还有点科学精神吗？这种假大空之风再不整顿扭转，真是怎么得了！

最后，许多读者质疑我说了那么多“如果”“听说”，很不严谨，也不像我一向以来写文章的风格。这个批评当然有理由。象我这个年龄和经历的人联系面确实很广，渠道和消息来源也多，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几十年来一贯是真正维护中国稳定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建设性改革派，同时对问题的批评也直言不讳。我过去说过，任何人都不敢说他什么真话都敢都能讲，我也一样，但除了个别场合的几句套话，不说假话，尽可能说真话说实话是应该可以做到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的书籍、文章、讲话很多，许多当时也争论很大、褒贬不一，但回过去看，我今天没看到有什么让自己脸红后悔的话。所以我在体制内外都有一批朋友乃至所谓粉丝，愿意帮我研究提供信息，相信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背弃信任自己的人。实际上对于上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我都至少通过二、三个以上不同渠道反复验证。但尽管如此，我应当承认我毕竟不是权力机关，没法把证据拿在手上。有的即使有，为了不违反法纪、保护消息来源也不能公开。否则的话，我上篇文章说到那么多的人和事，发表之后随便一个人、一个单位出来澄清辟谣，那我早已万劫不复，还能现在坐在这儿写文章？

除了多渠道了解核对情况，还要与官方公布的新闻和数字相对照。这样，即使没有第一手证据的证实，从逻辑上也已经可以得出确凿的结论。做到这一步，就能像福尔摩斯那样的私人侦探一样，大大减轻执法机关破案的难度，往往只需最后立案审讯取证。

其实权威公布的官方信息量也很大，认真梳理，相互对照，证据、结论也就可以有指向。只是现在太多人忙得沉不下来，不愿深入去做认真的资料整理工作。下面我就给大家来展开一下公元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发生的，这个可进入教科书的国家疾控预警防线失守失灵案例的发展脉络。

首先，让我们先追溯事件的主线索

我们知道网络直报系统（全称为法定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设在中国疾控中心，有专门机构即信是中心管理。据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对媒体介绍，“中国疾控中心是每天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并且，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这个系统工作卓有成效，在2005年H5N1和2013年H7N9禽流感防控中发挥了重要预警作用，受到了表彰。而这次疫情即使按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日自己发的通报，武汉12月底之前已发病例已经达27例。武汉市有关方面如果早就每天申报了，早就在12月中过了三例必报五例（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必查的两道警戒线。如果真报了，这些监测人员和部门这个月全都失职睡觉去了或全体隐瞒不报？或者他们汇报了，分管的副主任以及两个党政一把手把报告压下来？他们何无动机好处的去以身试法，难道全都活得不耐烦了？

其次，来看下面佐证的侧线索

根据现公开资料，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2020年l月29日发表了由13个重要科研单位、共有45名作者署名的关于武汉肺炎的文章。因文中有高福作为普通作者之一署名、被同行妒恨者故意歪曲后在国内网上炒作，引爆网上讨伐高福的舆情。

此文由于实际是国家主管部门卫健委组织写作的，是展示我国科研和防疫工作透明度的成果。因此具有高度权威性。这篇回顾文章中仅根据当时收集的400多例早期发病后又被确诊的样本，就提供了到去年12月8日自首个不明肺炎病人发病就诊后，病人几乎逐日增加，到12月底已达47个病例。而2月20日刚出版的“中华流行病杂志”上，中国疾控中心对迄今7万多个病例又作了回溯性分析，估计武汉在12月31日的病例应已超出100人。按发病就诊记录，至迟在去年12月13日病例超过2人时，武汉方面就应当向国家网络直报系统上报。但是他们现在大张旗鼓地表彰在12月26日向当地有关领导和部门汇报、从而引起重视的张继先医生的事迹可知，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各医院病例不断发生和增加的情况。如果不是张继先医生的认真执着态度，他们还不知还要麻木到什么时候。

据央视网报道，张继先医生了26日发现一家三口的疑似传染病情后，27日再次接诊两名同样情况的病人，当天就向医院报告，医院又同日报告给江汉区疾控中心。但有关方面似乎仍未醒来。之后两天，仅这一家医院门诊又收治了3名来自患者。7名患者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轻重有区别。这时张继先又向医院上报。29日下午，院内专家对这7例病例进行了讨论，并在再次向区、市、省级疾控部门报告。直到这时候，湖北和武汉的相关疾控和卫健委部门总算才如梦初醒，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因为他们在此之前，早已多次收到不只是一家医院的报告。29日下午，在不得不向当地党政领导机关报告的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下发通知，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省、市、区疾控中心赶赴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产生于30日的这个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的报告，最近在“知识份子”公众号上被原图贴出）。12月30号武汉市卫健委还内部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当晚被人透露在网上，被一些人包括高福在网上获悉。

春节以后，当全党全国人民整体动员起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开始有望遏制这场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和蔓延的时候，2月6日，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匆忙给张继先医生记大过奖励。这于张继先医生当然是应得的荣誉。但是，疫情的肇事者们是否想到，当临近12月底，武汉不明肺炎病例已经到达几十名时，当你们宣布这时的报告者才是疫情报告第一人的时候，这是否无意中是否就已经承认：你们直到那时根本不知道那前面几十名病例的发生，或者知道了也从未引起你们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这岂不就等于同时向社会公开承认了自己先前的违法违规事实呢？

也许，本着湖北和武汉这些主事者们贯常的思维和做事方式，是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尽管没有按法规正常向网络直报中心申报，但是事已至此，至少也会立即向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做了汇报吧？

第三条线索的旁证

这其实还是众所周知的公开信息。1月22日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国家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表述：“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的12月30日获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一时间派出国家工作组和专家组，实施国家和省市联动，指导对武汉市全力做好疫情的防治工作”。从这个新闻稿中可以引出以下两个推论：1，尽管从12月初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在武汉持续发生发展，但直至12月30日之前，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国家卫健委报告。2，即便是到12月30日，国家卫健委终于知道了消息，也不是接到湖北省或武汉市政府的报告，甚至也没说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而是用了一个非常蹊跷的“获悉”两字。我最初的怀疑和调查，正是从这些相关法规规定、相关部门职责、国家疾控网络直报系统的工作流程，以及地方政府与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的消息和数据这些之间的差异、冲突和矛盾开始的。“如果”和“听说”只是对这些推演出来的逻辑事实投石问路。

不管怎样，看来在12月30日国家卫健委获悉疫情之后，湖北和武汉有关方面想自我消化解决问题的想法已无可能，故在31日午后首次向社会公告。但是，他们在得知疫情发生后，仍然想继续粉饰太平，维护治理模范生的形象，在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专家组到达之前采取的一系列紧急应对举措，却给其后的抗疫阻击战埋下了更多更深的祸根。这是后话。

在我上篇的文章发出以后，有人善意的以常识思维，质疑其中的故事太过夸张，难以置信，因此真实性只能为零。但是实际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事实上发生了。须知，即便这次的致病病毒确实有些狡猾诡异，但如果不是有相当一批主事的人，从开始就犯而且不断重复让人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怎么会在我们国家今天具备如此雄厚实力的情况下，把小错办成大错，把大错酿成灾难，以至让武汉和湖北人民深受其害，全国人民深受其累，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形象。这些两面人平日里好大喜功，尽做表面文章，唯上不唯下，唯名不唯实，真正遇到情况敌情，那些假大空的招数都不管用了，立刻就现出原形。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维护当地的发展稳定大局，说他们粉饰太平、谎报军情只是不想给领导添堵，却最终事与愿违，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了大难添了大堵。他们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让无数的干部群众在疫情蔓延面前疲于奔命还被动挨打。甚至有人在事情败露之后，还文过饰非，转移目标，嫁祸他人，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如果我们让这些真正的肇事者逃之夭夭，天理何在？党纪国法何存？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非在惩治少数责任者，而是要从这次疫情中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以防范此类事件的重演。我们要找出治理体系短板，搞清制度设置的漏洞，反思过往的思想和认识偏误，才能真正对症下药。因此，在我们转入这次抗击疫情的下一阶段战役之前，还必须先对第一道防疫预警线失灵的真正制度原因进行剖析，找到补救和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