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及其与民主的关系

理解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及其与民主的关系

——学习心得

现在努力回想起来，我曾多次听到许多人赞美外国，批评中国，赞美日本的卫生和医疗，赞美美国的科技和创新、自由和分权制衡；赞美欧洲的民主和福利、环境和空气，赞美德国的工业，赞美新加坡的清廉和透明，批评中国的腐败、不自由、环境差、不会创新……纵然我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这类言论和文章从不缺席我们的生活。

在学习国际政治的过程中我时而清醒，时而疑惑。清醒的是：中国确实有着一些“限制”和问题，但中国也确实沿着其自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进步与繁荣，欧美国家确实发达，但也确实遇到了许多困境；疑惑的便是：欧美国家到底是如何崛起的，是否与民主有关？为什么民主化在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会普遍失败，西方的民主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中国这么好，为什么那么多留学生要往国外去？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终于能对这些疑问作出一点儿微弱的回应。

欧美到底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呢？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中发现：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近代的中国却没有发展出科学和工业革命。即为何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何近代的中国落后了？这一终极之问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同时它也不断吸引着中国和世界的探讨与争论。在18世纪末世界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其中一部分国家和人口的收入与财富开始飙升，并与剩下的国家和人口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在此之前，几乎世界各地的人们收入都相差不算太大。而这次“大分流”正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和国家的繁荣关系不言自明，工业革命促成了国家繁荣，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也蓬勃发展。

但是，全世界对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有着不同的解读。主流的西方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者认为西方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及其在科技领域内的全球优势源自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与制度设计、及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等。如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便将制度作为解释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支点，他们提出了“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通过比较了拉美和北美，美国和墨西哥，非洲和欧洲等地区，他们认为这些地区之间差距产生的原因就是由于北美、美国、欧洲采取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拉美、墨西哥和非洲则采取了“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开始并实现了最大跨越是因为独一无二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也有通过地理因素来解释国家富裕与否，如贾雷德·戴蒙得在《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中指出纬度是一个因素，一般来说温带地区国家比热带地区国家要富裕，因为热带地区有着诸多不利条件，如土壤肥力低，土地贫瘠；虫害多会造成农作物损失；细菌、寄生虫容易带来公共健康问题。

与此同时，在中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科技实力增强，中国的GDP 从1978年的3769亿元到2019年的近100万亿元，增长了255倍，按美元汇率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破10000美元，按世界银行2019年的标准，人均收入达到12375美元即是高收入国家，中国也正在朝着高等收入国家稳步前进。在科技方面，根据产权组织《世界知识产权指标》（WIPI）年度报告，2018年全球创新者共提交了330万件专利申请，其中中国申请量为154 万件，占全球总量的 46.4%。2018年“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发布了2018互联网趋势报告，该报告列出的全球20大科技巨头中有9家科技企业来自中国。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亮眼表现使得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崛起”及探索中国崛起的原因。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制度变革，没有民主、法制、人权、言论自由的传统，没有现代法律体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创新，只会剽窃西方技术的国家怎么可能发生工业革命，更不可能出现国家繁荣和科技进步的情况，因此它们也就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让世界和中国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张五常曾在一个会上说到“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及相关文章算是破解了中国工业革命的秘密。

首先是破。他在《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文章中提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指出的事实，“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点明了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并非西方主流叙述所说的那样是人权、自由与民主的。文一在文章中驳斥了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因为这与历史不符：1. 英国不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崛起的，德国俄国也不是；2. 后发国家在采纳了民主制度后并没有实现国家富强；3. 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其威权阶段实现经济腾飞的，当然，最大的反例就是中国。

其次是立，通过对中国和英美等国的研究，文一在《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一文中提出了“胚胎发育”模式，认为一个国家要开启工业化就必须依此经历建国、原始工业化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后到福利国家阶段。建国阶段——欧洲封建君主和城邦国家在长达几个世纪里经过频繁的大规模战争，最终形成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包括法国、荷兰和英国等。原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在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阶段。与我国的乡镇企业繁荣类似的乡村企业，在16-18世纪的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繁荣了几百年。这些大批量欧洲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政府的支持下繁荣的，不是自然爆发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都以远距离贸易为其生产的目的，而不是自给自足或满足当地需求为目的。”欧洲国家在此基础上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且棉纺织业是工业革命爆发的关键领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用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体制），来生产终端的轻工消费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把它们倾销到全球，但是机器和生产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规模化）生产的。”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工业国对能源、运输、交通的巨大需求使得“老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体系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这刺激了新型能源-动力-运输新技术的发明和工业应用，产生了一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大繁荣，比如像煤炭开采，蒸汽机发明和改进，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制造煤炭开采的挖掘工具、制造大量蒸汽机的零部件和车床以及规模化地炼钢和炼铁，“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当以上四个阶段都完成后就到了最后一个福利阶段，国家这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财富，可以提供全民医保、实行教育免费、提供失业险、退休金等等的经济福利，同时还可以赋予人们投票的政治权利。而以上五个阶段正是发达工业国都走过的路程，“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制度自然也是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才有的。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与英国、美国的发展之路高度吻合，首先是1949年的建国，在1978-1988年发展了大量的乡镇企业，摆脱了短缺经济和粮食问题，完成了“原始工业化阶段”，第二个阶段为1988-1998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终于在原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引爆（复制）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以规模化方式、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和出口大批量日常消费品的革命。这个期间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应运而生，农民工开始大规模流动，生产了大量轻工业产品，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但是高端生产设备主要靠进口。期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的出口国。”第三个阶段是自1998年至今，中国同样开启了工业的“三位一体”，在能源-动力-运输的巨大需求下极大地提高了水泥、钢铁、煤炭、大型机器的生产能力，极大地铺设了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2019年底中国铺设的高铁约为3.5万公里，占世界65%，2018年中国生产钢铁约8亿吨，占世界50%。这足以说明中国工业化的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已然走在了工业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上。

当然在国家开展工业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条件便是林毅夫提出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或者是王绍光强调的“国家能力”。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的意志，而绝不是靠个人或某个团体就能实现的，拥有“国家能力”的“有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国家、确保国家安全、保证国内社会稳定、建立统一、有序、诚信和法治的市场、统一度量衡和语言、支持重商主义、实施有效和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国正是在这工业化过程中确保了“国家能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才确保了工业化的有序进行。

重新揭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秘诀十分有必要，不仅可以有效驳斥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也可以为后发国家指引前行的道路和必要的条件——1. 必须以一定顺序进行“胚胎发育”模式的工业化。2. 建设强大的国家能力以实行工业化。对那些采取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东欧国家来说，他们失去了国家能力；对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来说，他们试图直接开启重工业，颠倒顺序却无法做到自负盈亏的。“然而，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以及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暴力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强国富民的新时代条件下，所有落后国家只能而且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自主的、比西方列强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因此后发国家必须依照国情，以国家之力脚踏实地地、有序地实现工业化。

民主的发展逻辑

在《民主四讲》中王绍光写道“相当多的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说出‘民主’的N条好处，他们对‘民主’有一种玫瑰色的期待，似乎只要这个神奇的东西降临大地，它将摧拉枯朽、涤荡污浊流水，让一切变得美好起来”。在《政治哲学关键词》中张凤阳写道“历经千百年的风云变幻，民主终于在今天博得了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其至尊地位一如政治‘神话’，除了供人赞誉和膜拜之外，似乎以找不到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了。”即使今天我们对民主的迷恋已不及十几年前，但民主的话语霸权依旧稳固。但事实是“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人看作‘好东西’。恰恰相反，在过去两千多年，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只是到最近一个世纪，它才开始被当成‘好东西’。”要彻底理解民主必须追根溯源。

民主的原意。民主源自于古希腊，雅典民主则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代表，根据《民主四讲》的介绍，首先雅典的“民主”虽然是公民做主，但谁属于“公民”却有严格限制，只有年满20岁的，且不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且父母都要是雅典公民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在雅典全盛时代，据测算，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有4万人，他们的妻儿约有5万人，还有4万左右外邦人，以及35万左右奴隶。”也就是说雅典城邦的“公民”大概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次再来看看其运作形式：雅典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公民大会，其附属机构是五百人议事会，另一个是民众法庭。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大会，决定雅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每次公民大会参加的人数可能约为6000人，但公民直接参政并决定雅典事务却是其鲜明的特征。五百人议事会主要安排公民大会的议程，其500位成员是从自愿候选人当中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同样通过抽签选出一个五十人团以执掌雅典政务，再通过抽签选出一人担任主席。由此可见，民主的原意一方面是指公民不通过“中介”直接参与政治、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抽签而非选举产生官员。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也说道：“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同时也应当注意的是，雅典的“公民”是社会的少数人，其民主也是少数人的民主。这才是民主的最初意义。可是古典古代史学家A.H.M.琼斯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反对民主，因为民主让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因为民主使用抽签的办法挑选执政者。老寡头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同样王绍光在《什么是好的民主》一文中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在古希腊如此，其实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在2000多年里，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这方面的证据举不枚举。”如在英国，“光荣革命后通过的《1688年权利法案》规定，国民议会实行‘自由选举’，但不久又为议员的当选资格设置了很高的门槛：郡议员每年的土地收入必须达到600镑以上，市镇议员每年的不动产收入必须达到300镑以上。到18世纪中期，在英国的700万成年人中，仅有15万人享有选举权，占成年人口的2.1%。”虽然在法国起草《权力宣言》中宣称：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但在随后草拟的《1791年宪法》中又根据年龄和财产为标准将人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当时法国有2600万人，其中‘积极公民’只有440万，他们享有投票权，“消极公民”则被剥夺了投票权。”可见这样的民主并不受到精英的待见，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民主被精英一直认为是暴民政治，一直被视为一种坏东西。

民主的改造。随着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个人权利，追求民主，这时，精英便不再公开称民主是个坏东西，而是加上一系列的修饰词如“直接的民主”、“简单的民主”从而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污名化，与此同时他们又为其加上新的修饰词以改称成“自由民主”、“宪政民主”和“代议民主”。又这一新的“民主”进行重新定义，其中熊彼得的定义算是大获全胜，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将“代议民主”定义为“一些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至此人民的选举权一举超越人民的决定权，即原本意义上的民主是人民直接决定国家事务，而现在“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人民失去了直接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权利，改造后的“民主”也变成了“选主”，官员也非由抽签产生，而是由选举产生。“代议民主”已经与原来意义上的民主分道扬镳。并且随着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提升，他们不断地将“一人一票，多党竞争”与“民主”挂钩，又对世界政治体制进行了“民主—专制”简单的二元划分，造成了这样一个判断：没有“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就意味着专制、极权、威权、邪恶与反动，而有“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则意味着民主、正义、真理与进步。除了简单的二元划分，西方的各种民主测量、民主评价的机构和报告也层出不穷，如《经济学人》旗下的“经济学人情报社”每年发布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美国“自由之家”每年发布的《世界各国自由度》调查报告；“万哈宁民主指数”等等。由于发布这些报告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上有很大的成效从而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凭借他们在民主话语权上的主导地位，哪个国家专制哪个国家民主就自然由他们说了算。就像《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中所言：“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其排行名目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呈现出的。仍然是一种西方唱‘独角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失语’的扭曲状态。这种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的评价体系，必然无法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面貌”。

当然，在西方内部，对民主的反思也愈加明显。福山在1989年曾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表达了那时它对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无上推崇，但2014年他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及其童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则反映了福山对民主制度的反思，他提出了“否决政治”(vetocracy)来描述当今的美国制度困境，“否决政治”的逻辑就是：凡是对手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对手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即美国分权制衡体制造成决策困难的政治现象。同样被誉为“民主先生”的拉里·戴蒙德在90年代还意气风发地以为“当今世界尽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到2008年发表《民主倒退：掠夺性国家的再度崛起》已不再自信，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标题“坠落中的民主：华盛顿如何能逆转潮流？”更表明其对民主的失望。

民主话语建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标准就至关重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更自信地为中国发声，如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东方卫视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张维为作为《这就是中国》的主讲人将中国崛起这一如此精彩的故事讲给全中国、全世界人听。在中国标准方面，张维为也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标准，如在政治制度上，以“良政—劣政”来取代“民主—专制”，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坏与否不是看是否有选举，而是看能否产生良好的绩效。在社会评价指标上，以“新社会发展指数——预期寿命、治安、对未来乐观程度”来判断国家发展是否成功。同样张华树在《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也提出要定期发布中国版的《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评估报告》，以冲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地位，增强中国的崛起合法性。我以为一个国家的一切政治制度设计、经济制度设计、中央—地方关系设计、国家发展政策都是手段，其终极目的便是：1.促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2.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国家的根本目的，一切制度安排只是手段，能达成目的就是好制度；达不成目的就需要反思和改革。这才是一个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民主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文一在《国家为什么繁荣》中指出：“欧洲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欧洲数百年血腥的原始工业化积累完成之后，又经过百年殖民掠夺下的工业革命洗礼，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催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列强当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他在《殖民与战争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落后国家要如何追赶发达国家？》一文中指出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欧洲已经统治世界二、三百年。但当时并没有丝毫“民主、自由、法制、平等”可言。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的整个19世纪也是如此。普选民主是欧洲20世纪工人运动倒逼的产物：澳大利亚1962年，比利时1948年，加拿大1970年，法国1946年，德国1946年，意大利1946年，日本1952年，葡萄牙1970年，瑞士1971年，英国1928年，美国1965年。历史清楚地表明，西方各国的民主都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完成之后才有的，且其发展过程在极大程度上是以殖民、战争、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而西方主流叙述所说的西方文明源自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拥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经历了黑暗中世纪后迎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创立了现代国家和民主制度，建立了私有产权保护，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一逻辑必然与事实不符，有着先天缺陷。因此，理解工业革命、国家繁荣、民主发展必须分清因果、讲求顺序，而不能本末倒置、失去自信。这样才能破除西方中心论并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优势。

如何看待中国一度很严重的腐败等问题

首先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外国”的二元比较模式，中国似乎永远都在和除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比，批评者也一直处于这一二元比较模式之中，和日本比卫生、和以色列比军工、和德国比工业、和法国比时尚、和美国比创新比自由、和韩国比电竞、和台湾比半导体、和英国比礼貌、和北欧比福利、和瑞士比环境、和新加坡比清廉，似乎中国永远有做的落后的地方，当然另一方面这一简单的二元比较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羞耻心，不断激励着中国的追赶和进步。

对腐败等问题的理解。理解腐败必须将其放到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里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发表的文章《腐败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痼疾》和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的“腐化程度可能与一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都表明了腐败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比如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那段时期就是美国财富喷薄的时期，在1873年出版的《镀金时代》中，马克·吐温就以一起土地欺诈案开篇，描绘了那段时期美国各级政府中报假账、收回扣、权钱交易，勾结投机商发不义之财等现象。在《自由民主国家没有腐败？美国快捂不住了》文章中，范勇鹏指出“腐败泛滥常常出现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所以在美国，19世纪后半叶的快速工业化时期，是社会最黑暗，腐败最猖獗的时期。”同样在欧洲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文一指出“欧洲历史上所有国家在19世纪的裙带资本主义和贪腐都很厉害。当时航海探险家和武装特许公司海外发现的殖民地都是皇室的财产，这些特许公司出去“打砸抢”回来以后与皇室分成，特许公司的CEO都是皇室任命的，怎么可能不贪腐？虽然有私人资本注入，但是公司在海外是为皇室利益服务的，贪腐得很。”以上都充分地说明了国家财富增长的时期也是腐败集中爆发的时期。前文已介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顺利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原始工业化开始，依此进入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腐败也正是在这期间大行其道。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文一给出了中国式腐败的一个视角，即从乡镇一级的地方官员看待中国工业化发展，在中国工业化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初期，“在村、镇、省市政府为当地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激烈全国竞争中，任何政府官员如不能找到为当地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方式将会被认为不合格而遭到淘汰……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变成了高度激励的公共商人，他们通过低税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外部投资，为当地产品打广告、洽谈生意、保障原材料攻击、建立分销网络，为当地商业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这些又是“商人”又是官员的人就是中国工业化的中间人，当然，在承担这一角色的同时，他们获取了提供服务的费用，即腐败。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这群腐败的官员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在那段特定时期，可以说腐败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而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正轨，官员已然履行完了商人的职责，而此时的腐败将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合法性造成损害，因此自然就迎来了2012年以来轰动世界的中国反腐。中国在短短三四十年就走完了欧美工业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在财富爆发的时代，腐败也难以抑制。除了腐败还集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假冒伪劣产品问题、商业欺诈问题、资产泡沫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层出不穷的工业事故问题。但正如张维为说的“先肯定，后改进”。这些问题必须承认，但只能通过不断发展循序渐进地解决。如环境问题，可以说柴静演讲《穹顶之下》的2015年是中国环境问题最严峻的一年，但经过几年的环境治理，全国和雾都“京城”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身为中国人，自然应以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就像人民日报所说的：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就从你开始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就从你开始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而不是一昧的谩骂，抱怨，逃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果没有炬火：我们便是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