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军功阶层的真相:为什么韩信必须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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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文章,三解讲述了韩信的出身和在项氏集团中的起步,并未受到项羽的“薄待”,以及他叛楚投汉的真正的原因,本期文章,则将以韩信的经历入手,勾勒汉初军功阶层的轮廓,剖析它的组成结构,权力关系和势力格局。

韩信人生的转折点是在一个“法场”上。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

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適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翻译过来就是,刘邦被封为汉王,入蜀地就国的路上,韩信逃离了楚军,投奔了汉军,但仍旧没有“知于王”,担任了“连敖”职位。没想到因为犯法“连坐”给送上了法场,一群人13个都被砍了,就剩下韩信,韩信仰视看到了夏侯婴,说:

汉王不想得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

夏侯婴是对他的话惊奇,又对他的相貌胆色很欣赏,就释放了他,和他聊了聊,非常高兴,推荐给了刘邦,刘邦就任命他为“治粟都尉”,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殊的奇才。

这个法场识别英才的故事很有戏剧性,在汉军中竟然还出现过两次,见《史记·张丞相列传》:

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

张苍这个前秦朝的“柱下史”作为当时重要的知识分子,身材高大,又胖又白,在砧板上显得无比奇怪,所以才被王陵“怪其美士”,也就是觉得这人长得漂亮,赦免了。

但是别想歪了,之所以“美”和“士”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营养”,要知道,在秦汉的饮食条件下,只有“贵族之家”才有可能大量“食肉粱”,以至于“肥白”,普通的黔首,农耕之民只能是营养不良的黑瘦本色,反倒是那些通过“渔猎”、“畜牧”能够获取额外蛋白质摄入的“边地”,才出产“劲兵”,无论是“北地”、“陇西”、“上郡”的“骑士”、“猎人”,还是“吴楚之间”的轻锐之兵,都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编户齐民的“农耕地域”,出现“肥白”、“美士”,只能是养尊处优的“贵族”、“豪吏”,所以,张苍实际上是通过特殊的方式,从“死囚”中识别出来。

同样,韩信其实也是在刑场上被“识别”出来,靠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他说的那句话:

上不欲就天下乎?

此时刘邦刚刚被立为汉王,正带着坛坛罐罐入蜀的途中,“争天下”其实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而夏侯婴作为刘邦的“亲信”,当然知道刘邦的野心,所以,对于一个“连敖”有这样的“决心”和“远见”,或者说敢于“吹这个牛”还是比较惊奇的,所以放了也就放了。

在之后的对话之后,能够“大说之”,也就是“太喜欢了”、“太兴奋了”,说明非常投契,推荐给刘邦,刘邦却仅仅任命了“治粟都尉”,却没有夏侯婴的“奇”,不是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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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连敖”和“治粟都尉”到底是不是“仅仅”、“区区”?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汉元年四月,加入了刘邦入蜀大队的韩信,在“未得知名”的情况下,被任命为“连敖”,这也是他被押赴刑场之前的职务,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转折之后,被任命为“治粟都尉”,又经历了“萧何追韩信”的插曲之后,被刘邦等坛拜将为“大将”,这也是韩信人生青云之路的第一次“跃进”。

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韩信是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大将军”,也是刘邦“识人才”、“重人才”的表现,可以算作千古佳话,这是不是事实呢?

《韩信怎样“选领导”?里,三解已经说明,韩信在项梁麾下曾是“卒”、“持戟”,转到项羽麾下担任“郎中”,完成了由“卒”到“郎宦者”的飞跃,而秦汉制度下,“郎宦者”又是“千石”以上“高官”的候选人,所以,此时的韩信早已不是“无名小卒”。

那么,“连敖”是什么呢?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连敖”条下有几个注释:

《集解》:徐广曰:“典客也。”《索隐》:李奇云:“楚官名。”张晏云:“司马也。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韩信“入汉”时的官职是:

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典客。

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则是:

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票客。

前辈学者早有考据,“票客”应为“典客”传抄之误,所以,“连敖”与“典客”的关联性是确定的,而“典客”的官职,在《汉书·百官公卿表》里有记载: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

也就是说,掌管内附效忠的“蛮夷”,也见于《二年律令·秩律》中的“二千石”级:

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奉常。

“典客”作为“诸卿”之一,位列“內史”之后,而我们知道,夏侯婴长期担任“太仆”,为刘邦驾车,总不至于被救的死刑犯位列“二千石”秩级却“无所知名”,救人的“权贵”地位还比他低……

当然没有道理,因为这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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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后的1000多年里,“连敖”一职的解释,一直延续着旧说:

如淳曰:“连敖,楚官。《左传楚有连尹、莫敖,其后合为一官号。”

然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持续增加,“连敖”一职在出土文献中反复出现,甚至于“莫敖”连称,可知其并非“连尹”与“莫敖”合一。

已知的“连敖”记录有,“曾侯乙简”中出现2次,“包山楚简”出现14次,“楚燕客铜量”和“楚玺”中也有发现,也写作“连嚣”。

对此,陈颖飞在《连敖小考——楚职官变迁之一例》(《出土文献》,2014年00期)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辨析,他提到曾侯乙简中的“连敖”,均为“地名”+“连敖”,并都是驾车的驭者:

(1)邻连敖东臣所驭政车(曾12);

(2)南陵连敖愇驭椯毂(曾73)。

“邻”通陵,和“南陵”都是地名,包山楚简中有9例,也是“地名”+“连敖,其中“东陵连敖子发”,时代与《淮南子》中所见“上蔡令子发”相去不远,应为一人,死前已由“连敖”升任“县令”(县公),凶死后,其兄弟左尹昭佗之父袭封为“蔡公”。

也就是说,楚制下“连敖”职位低于“县公”,但差距不大,这与“楚燕客铜量”的铭文中“连敖”署名仅次于“莫敖”,可以号令“工尹”、“工佐”、“集尹”、“少集尹”、“少工佐”的地位相呼应,也就是说,理论上,“县公”为一县之长,之下为“莫敖”、“连敖”。

不过,陈颖飞在论文中也提到,出土文献中其他的记录,地名之外就掺杂了其他因素,如“新官连敖”,“新官”有“新官师”、“新官令”、“新官娄”、“新官尹”、“新官人”,应为楚国一个权限未知的政府机构,也设有“连敖”。

包山楚简中还有4例,在地名与连敖之间有“列”的字样,为某类“吏”的专称,“连敖”为其长官。

对此,他的解释引用了《周礼·地官》“乡师”中的记录:

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戮其犯命者。

郑玄注云:

輂,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蕃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有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故书辇作连。郑司农云:“连读为辇。

也就是说“连”的本意为“辇”,也就是人力拉车,在周朝称“辎辇”,而《周礼》正文中则强调解释了“輂”和“辇”的用途和人力来源,即安排“徒役”参与战争和大事的运输与营造,所以在“周辇”之中要带斧子、凿子和锄头,乃至于版筑夯土的用具。


在论文中,陈颖飞对于“连敖”的相关记载的矛盾采取了“存疑”的态度,但也指出了包山楚简中“连敖”承担了名籍登记的职责,乃至于作为官府代表向越异贷款,都与军事职责并无关联,这也就与《史记》、《汉书》所见的汉初功臣的“连敖”职务有所冲突。

不仅如此,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中的《邦人不称》一篇中也出现了“连敖”,即“叶公子高”的故事,一件事是他协助楚昭王抗吴复国,另一件事是白公胜之乱中,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綦被杀,楚惠王出亡到昭王夫人宫,叶公子高逆势平定叛乱,却不居功,也不受赏,国人不知其功劳。直到惠王长大,才赏给他焚国之田百畛,他的官职也一直是“叶连敖和“蔡乐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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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叶公子高辞让“令尹”和“司马”职位酬功时的理由是:

以叶之远,不可畜也,焉质为司马?

也就是说,“叶”地距离郢很远,他做不了“司马”,而他的职务为“叶连敖”和“蔡乐尹”,“上蔡”在上文中已经提及,楚国早已设“县”,而“叶”应该是“邑”而非“县”。结合“敖”之字义,见许慜慧《战国时期楚国的“莫敖”考》(《理论界》,2012年第5期)一文梳理,“敖”实为楚国称王前称呼血缘部落酋长的名号,类似于“君”,“莫敖”则初期为楚国王族分支“屈氏”的“世职”。

由此推知,春秋末期仍然处于“封建化”的楚国,“连敖”实际上是“县”之下“邑”的“世职”,这个中原称呼的“邑聚”,在楚国应称为“连”,这个“世职”的职责,实际上是管理“连”内的“野人”,即楚国本族之外的“徒役”,参与各种“辇运”和“营造”,即类似于秦制下的“司空”。

叶公在“世职”之外,尚有楚王任命的“官职”,即“蔡县”的“乐尹”,近似于秦制下的“县内诸官”,这就与“连敖”无关了。

在楚国的“县公”体制下,春秋时期“连敖”位次在略同于中原诸国的“司马”官的“莫敖”之后,因为“莫敖”实际上是本区域的“军政官”,其最早的角色可能是对楚国贵族“国人”的管理和动员,而“连敖”虽也为世袭,却在战争体系中边缘化,所以只能为“县公”驭车。

然而,随着整个政治组织的“集权化”、“吏治化”,“国野合一”的楚国,“连敖”的职责越来越重,包括,号令“工尹”、“集尹”、“工佐”来进行“营造”,以及对“名籍”进行管理和登记,还是对财物进行管理,都与秦制下的“司空”官趋同,但同时,出土的“楚玺”中又有“连嚣(敖)之四”,李家浩在《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中指出,这一玺制与汉代虎符第一到第五计数类似,所以,“连敖”也应为“军职”。

在“县”或相关机构中,“连敖”的位置可以参见“包山楚简”中“新官”和“县”的排序:

新官师——新官令——新官娄——新官连敖(另有新官尹、新官人不知排序)。

县令——莫敖——连敖——大工尹、集尹。

那么,在“秦制”之中,与“连敖”的排序、职能最相近的职务是谁呢?

只能是兼掌“司空”的“县尉(见《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

在此职责基础上,“楚制”的集权官制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散,就像“秦制”的集权官制随着版图的扩张和政府职能的复杂化,“邦尉”、“县尉”繁衍出了无数个“尉”一样。(见《忘记商鞅的秦始皇》只不过,“连敖”的后续发展细节并不为人所知,所以,在汉初出现的“楚制”官职才显得突兀,不过其详情仍旧可以通过考证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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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连敖”位次,可以通过排比记载得知,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1)以“连敖从起”,也就是以“连敖”职位跟随起兵的有:“柳丘侯”戎赐“从起薛”、“河陵侯”郭亭“从起单父”,“煮枣侯”革朱“以‘越连敖’从起薛”,共3人;

(2)以“连敖入汉”,也就是以“连敖”的职位跟随进入汉中的有:“广严侯”召欧、“隆虑侯”周灶、“朝阳侯”华寄、“俞侯”吕它之父吕婴,加上“淮阴侯”韩信,就是“入汉”之时,5人;

(3)日后升迁“连敖”职位的有:“祁侯”缯贺,“以连敖击项籍”,他归附汉军较晚,到“汉三年”才在“晋阳”以“执盾”职位加入,1人。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

(1)以“连敖从起”的有:“柳丘侯”“从起薛”、“阿陵侯”“从起单父”、“煮枣侯”“以‘越连敖’从起丰”,共3人,与《汉书》人物一致,细节略不同

(2)以“连敖入汉”的有:“广严侯”、“隆虑侯”、“淮阴侯”、“朝阳侯”,共4人,缺“俞侯”;

(3)日后升迁“连敖”的有:“祁侯”,共1人,与《汉书》记载一致。

要排列高低,我们可以排列这些人的前后职务:

“柳丘侯”:连敖(起薛)——三队将(《史记》作“二队”,入汉)——都尉(破项)

“河陵侯:连敖(起单父)——都尉(破项)

“煮枣侯”:越连敖(起薛,《史记》作起丰)——越将(入汉)——都尉(击诸侯)

“广严侯”:中涓(起沛)——连敖(入汉)——骑将(定燕、赵)

“隆虑侯”:卒(起砀)——连敖(入汉)——长鉟都尉(“鉟通“铍,击项)

“朝阳侯”:舍人(起薛)——连敖(入汉)——都尉(击项)

“俞侯”:连敖(入汉)——都尉(定诸侯,功比“朝阳侯”)。

“祁侯”:执盾(起晋阳)——连敖(击项)——将军(爵执圭,荥阳突围后)

从低到高的级别关系是:

中涓、舍人、执盾、卒——连敖——二队将、越将——都尉、长鉟都尉——将军、骑将

道理很简单,一群最终封侯的功臣,职位当然是越升越高,尤其是中间间隔几年的情况下,但是,这些职务仍旧杂乱无章,无从下手,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和编排。

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连敖”远低于“都尉”,更低于“将军”,反倒是“二队将”、“越将”,完全可能是“平调”,但也意味着,搞清楚“二队将”和“越将”的级别,也就大体能够确认“连敖”的级别。

当然,历史学者周聘曾有一篇名为《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的文章广为流传,称“连敖”与“二队将”及“司马”均为悼武王吕泽在“佐高祖定天下”过程中独立统帅军队的“特有官职”,尤其是“二队”,更是与刘邦亲自统领的“一队”或称“上队”相对。

其实,这种说法是对秦汉兵制的不了解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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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在过往文章早已考证过秦军“军制”(见《秦军到底有多强大?

“大将(或上将军)统“将军”,“将军”之下为几个序列:

(1)屯兵:尉、司马、二五百主(候)、五百主、百将、屯长、什长、伍长;

(2)轻车:尉、轻车司马、卒长、仆射;

(3)骑士:尉、骑司马、骑千人。

西汉中后期“军制”则为(见《秦军到底有多强大?引《大通汉简》)

“大将军”统“将军,“将军”之下为几个序列:

(1)步兵:校尉(也称“军尉,编制称“校)、司马(编制称“部”)、候(也称“千人”,编制称“曲”)、五百将(也称“五百”、“卒长”,编制称“官”)、未知(编制称“队”)、什长、伍长;

(2)骑兵:左骑都尉、右骑都尉(平级编制),司马、千人

“秦制”与“汉制”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多为“二五编制”,后者除了“五部一校”和“五什一队”之外,均为“二二编制”,而其间的人数细节差别,可参考《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的记载以“补缺”:

一说:“凡立军,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参曰伍,五人为烈,<烈有头>。二烈为火,<十人,有长,立火子>。五火为队,<五十人,有头>。二队为官,<百人,立长>。二官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为部,<四百人,立司马>。二部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为裨,<千六百人,立将军>。二裨为军。”<三千二百人,有将军、副将军也。>

也就是:大将军(编制为“军”)、裨将(也称“将军”,编制为“裨”)、校尉(编制为“校”)、司马(编制为“部”)、候(编制为“曲”)、官长(编制为“官”)、队头(编制为“队”)、火子(编制为“火”)、列头(编制为“列”)。

参照项氏初起兵时的“军制

项梁自任“会稽郡守”,即“郡将”,以项羽为“裨将”,之下为校尉、候、司马。

注意四个制度记载的“重合部分”:

(1)尉、司马、候(千人、二五百主)

(2)什长(火子)、伍长(列头)

“不重合部分”则在其“连接处”的“官”:

五百主(卒长、五百将、五百)——百将(官长——屯长(仆射、队头)

追根溯源,就在于,“官”这个编制,究竟是500人,还是100人,更进一步说,就是一个“军”到底多大规模的问题。

“秦制”的“军尉”统辖一个独立作战单位,以1/10的“短兵”比例看,必为“万人之军”,“将军”的“短兵”为4000人,则总兵力为40000人。

“汉制”的“军”,已经不再是以“尉”为统帅,一个独立作战单位以“将军”统帅,总兵力为3200人,如果计入“裨将”,则1600人即可。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同样的出兵规模,“汉制”下的“将军”要比秦朝多得多,更直白地说,西汉的“将军远不如秦朝的“将军值钱。(注意这个结论,后面要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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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变化一定有一个过程,新制度往往会有旧制度的残留,比如,“官名”,在《大通汉简》之中,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五百将”或称“五百”,其所统辖的单位,应为“官”,“官”下又分“前后队”,而“队”的人数不确知,但无论是50人一队,还是100人一队,此时的“五百将”都没能统帅500人。

而《商君书·境内》的“五百主”可以确定统兵数为500人,也就是说,这个官职名虽然在“汉承秦制”中保留了下来,其“内容”已经“有所损益”了,正如《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收录的晁错策论中提到的: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

这个是不是“古制”无法确定,但“连”的长官为“假五百”,而以1家出1兵来算,1连的兵数应为200人,而非500人,1邑的兵数为2000人,设一“假候”。


也就是说,“候”下为“五百”,属于汉文帝时人的“常制”,而“五百”也未必就必须统帅500人,就像“候”未必要统帅“千人”一样,那只是“秦制”名称的残留物。

反过来再来看“二队将”,在名称上有直接承继关系的就是“百将”,称“将”的,除去正式的“将军”,恰恰就在“百将”、“五百将”这两个混一为“官”的职务上,其下的“队、什、伍”称“长”,其上的“二五百主”也称“千人”,当然更普遍称“曲候”,变化都不大,也无“将”之称呼。

再进一步区分,就要看“秦制”与“汉制”变迁的细节原因,也就是“五二编制”到“二二编制”的核心动因——“步、车合一”。

“车兵之制”参见曹操《孙子略解·作战篇》: 

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车满十乘,将吏二人。 

也就是说,打车战,5乘战车即为1队,“队”的长官叫“仆射”,2“队则为1“官,“官的长官叫“卒长”,至10乘战车则设2个“将吏”,也就是“士吏”,此处,仍旧称“将”。

“官”的编制,“卒长”对应“五百将”,在《大通汉简》中仍有记载,而“队”的编制,“仆射”对应“屯长”,在“秦律”中早有记录,不存在的,恰是“百将”设置,而在人数上,《大通汉简》则明确提到“十人一车”,也就是说,《通典》中记录的50人为“队”,100人为“官”,恰恰是这个变化的结果,“五百将”,虽然名为“五百”,真实统兵应为100人。

但是,《大通汉简》和《通典》记录的,应为西汉中晚期乃至于东汉的制度,而并非汉初制度,当时车战仍然是战场的“标配”,所以,车、步的兵种名称处于并行之中,而骑兵制度更是史书缺载,只能通过相关史料进行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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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六韬·犬韬》:

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

《六韬》公认是战国末期作品,正好可以参考史籍缺载的“骑兵编制”,即“十骑”可称“队”,“百骑”可称“屯”,“车五”、“车十”正好印证了上引“车战之法”的编组,而“曲”一级的主官是确定的“骑千人”,则对应如下:

骑都尉(《大通汉简》有“左、右骑都尉”,级别应同“军”、“校”,2000骑)——骑司马(编制为“部”,400骑)——骑将(或称候骑、千人,编制为“曲”,200骑)——骑率(“骑队率”,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都昌侯”,100骑)——骑吏(10骑)——骑长(编制同“伍”,5骑)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编制“太大”,《大通汉简》中有“左右骑都尉”与“五部”合成为军阵,而“五部”的兵力应为2000人,“左、右骑都尉”加起来有4000骑,这已经不是步骑协同了,近似于“全骑兵军团”,并无可能性。

另见《汉官》记载:

屯骑校尉员吏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

越骑校尉员吏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

步兵校尉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

长水校尉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

射声校尉员吏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

屯骑、越骑、长水校尉为“东汉北军”的骑兵编制,吏士总数略有区别,骑兵编制为828、827、893人,步兵校尉为步兵,射声校尉为“材官射士”,吏士总数为773、829人。

也就是说,到东汉时,“校”的定员已经基本确定,区分兵种,也在800人上下,这和《通典》中的“校”的编制人数基本吻合,即“二二编制”的完全体,也就是结果。

返回到汉朝初年,情况完全不同:

已知的郎中骑兵(也就是楚骑),编制上只有左右二校尉,以一部五曲来计算,最宽裕的是1万骑,以一部二曲计算,则只有4000骑,也就是两种可能性,从《大通汉简》来看,骑兵应该是“二二编制”,也就是4000骑的可能性大。 

另一个旁证是兵马俑中的步、骑比例,刘邦在平城之战中出动大军32万人,参考兵马俑中的骑、步比例,约为1.16%,则32万人,骑兵总数约为3712人,略等于“一部二曲”编制的郎中骑兵数目。

刘三解,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解答:如果韩信不死,刘邦可以避免白登之围吗? | 刘三解

整个汉皇帝直属的“郎中骑”,也就是4000人左右,当然,由于汉军在楚汉战争期间,实际上分为多个“将军”所部,也就是“独立兵团”,各部都有配属的骑兵部队,所以,4000人并不是汉军骑兵的总数,但是,总兵力也不可能过多。

所以,无论是步兵、车兵,还是骑兵,“将”都不等于“将军”,比如骑兵的“曲”已经可以被称为“千人将”,而步兵的“五百”已经可以称为“五百将”,车兵的“卒长”也一样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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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兵”、“步兵”文献的旁证另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博阳严侯陈濞:以刺客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荥阳。(“刺客将”——“都尉”)

阳夏侯陈豨:以特将将卒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游击将军。(“特将”——“游击将军”)

阳都敬侯丁复:以越将从起薛,至霸上,以楼烦将入汉……为大司马……为将军。(“越将”——“楼烦将”——“大司马”——“将军”)

东武贞侯郭蒙:入汉,为城将,定三秦,以都尉坚守敖仓,为将军破项籍。(“城将”——“都尉”——“将军”)

貰齐合侯傅胡害:以越户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籍。(“越户将”——“都尉”)

海阳齐信侯摇母余: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籍。(“越队将”——“都尉”)

曲成圉侯虫达:以西城户将三十七人从起碭,至霸上,为执金吾,五年,为二队将……以都尉破项籍陈下。(“西城户将”——“执金吾”——“二队将”——“都尉”)

河阳严侯陈涓:以二队将入汉,击项籍。(“二队将”)

柳丘齐侯戎赐:三队将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籍军,为将军。(《史记》作“二队将”——“都尉”——“将军”)

终陵齐侯华毋害:以越将从起留。(“越将”)

厌次侯爰类:以慎将元年从起留,入汉,以都尉守广武,功侯。(“慎将”——“都尉”)

清简侯室中同:以弩将初起,从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弩将”——“都尉”)

彭简侯秦同:以弩将入汉,以都尉击项羽、代。(“弩将”——“都尉”)

祝阿孝侯高色:以上队将入汉,以将军击魏太原、井陉。(《史记》作“十队将”——“将军”)

煮枣端侯革朱:以越连敖从起薛,别以越将入汉,击诸侯,以都尉侯。(“越连敖”——“越将”——“都尉”)

整理一下,包括:

(1)兵种:“刺客将”“弩将”“城将”;

(2)编制:“二队将”、“十队将”、“特将”(500人);

(3)民族:“越将”、“慎将”、“楼烦将”;

(4)特殊:“越户将”、“越队将”、“西城户将”(37人)。

共同点就是,都低于“都尉”,更低于“将军”,却分别出如此多的“类别”,都说明刘邦集团的军事编制中,上述之“将”,虽然冠以“将”之名,却并非“将军”级的人物,而是低于“二千石”秩级“都尉”的“军吏”。

具体来说,“二队将”应是“车兵”的“卒长”,统“二队”、10车,而称“二队将”;“十队将”应是“屯兵”的“五百将”,统“十队”、500步兵,而称“十队将”;“特将”则为独立部队的“五百将”,也就是并不统属于汉军大部队的“游击军”。

而与此略同的,还有“弩将”、“刺客将”、“城将”、“越将”、“慎将”和“楼烦将”,也就是区分不同兵种的“将”,也就是“曲”、“官”级别编制的统领,如“弩将”、“刺客将”、“城将”,统领人数为100人或500人,而“越”为族名,有“越骑”知名,“慎”、“楼烦”均为族名,“楼烦将”以能骑善射知名,编制人数应与“骑将”略同

而“西城户将”、“越户将”,所谓“户将”,实为统领“户卫”,也就是把守门户的户卫的统领,应为“队”一级,即“仆射”,所以曲成侯虫达才以“西城户将”的职务率37人在砀郡随刘邦起兵,到了霸上担任“执金吾”(不是日后“中尉”改成的九卿官),应为“执戟”、“执盾”、“执矛”、“执铍”这些近侍同列或首领,才转任“二队将”,也就是到了“一线部队”。

也就是说,“户将”、“越队将”应该都是“队”一级编制,称“将”,是因为他们起家的“来源”特殊,属于相对特例。

与之相对的,是曲周景侯郦商、棘蒲刚侯陈武这样领兵4000人、2500人投靠的人物,他们的职务都是真“将军”,也才是真正的领军“将领”。

综上所述,以“秩级”回溯,“越将”、“慎将”、“弩将”、“楼烦将”、“二队将”、“十队将”、“特将”、“城将”等,应均为“卒长”同级,按照《二年律令·秩律》中的记录,即“五百石”官。

“连敖”位在此下,放在今天,也就是“县处级”(“县令”为千石、六百石)以下。

500

另外还有一个序列则是“骑兵”编组,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信武肃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入汉,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籍,别定江汉。(“中涓”——“骑都尉”)

清河定侯王吸:以中涓从起丰,至霸上,为骑郎将,入汉,以将军击项籍。(“中涓”——“骑郎将”——“将军”)

阳陵景侯傅宽:以舍人从起横阳,至霸上,为骑将,入汉,定三秦,属淮阴,定齐,为齐丞相。(“舍人”——“骑将”——“齐丞相”)

广严侯召欧: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为连敖,入汉,以骑将定燕、赵。(“中涓”——“连敖”——“骑将”)

武疆严侯严不职: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以骑将入汉,还击项籍,属丞相宁,功侯。用将军击黥布。(“舍人”——“骑将”——“将军”)

肥如敬侯蔡寅:以魏太仆汉王三年初从,以车骑将军破龙且及彭城。(“魏太仆”——“车骑将军”)

魏其严侯周止:以舍人从起沛,以郎中入汉,为周信侯,定三秦,以为骑郎将,破项籍东城。(“舍人”——“郎中”——“骑郎将”)

昌武靖信侯单究:初以舍人从,以郎入汉,定三秦,以郎骑将军击诸侯。(“舍人”——“郎”——“郎骑将军”)

宣曲齐侯丁义:以卒从起留,以骑将入汉,定三秦,破籍军荥阳,为郎骑将,破钟离眛军固陵。(“卒”——“骑将”——“郎骑将”)

阳河齐侯其石:以中谒者从入汉,以郎中骑从定诸侯。(“中谒者”——“郎中骑”)

中水严侯吕马童:以郎骑将汉元年从好畤,以司马击龙且,复共斩项籍。(“郎骑将”——“司马”)

杜衍严侯王翥:以中郎骑汉王二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侯,从灌婴共斩项羽。(“中郎骑”)

赤泉严侯杨喜: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后从灌婴共斩项籍。(“郎中骑”)

涅阳严侯吕腾:以骑士汉三年从出关,以郎中共击斩项羽。(“骑士”——“郎中”)

吴房严侯杨武:以郎中骑将汉元年从起下邽,击阳夏,以骑都尉斩项籍。(“郎中骑将”——“骑都尉”)

汾阳严侯靳彊:以郎中骑千人前三年从起栎阳,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眛军。(“郎中骑千人”——“中尉”)

高陵圉侯王虞人:以骑司马汉王元年从起废丘,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追籍至东城,以将军击布。(“骑司马”——“都尉”——“将军”)

戚圉侯季必:以骑都尉汉二年初起栎阳,攻破废丘,因击项籍,属韩信,破齐,攻臧荼,为将军,击韩信。(“骑都尉”——“将军”)

纪信匡侯陈仓:以中涓从起丰,以骑将入汉,以将军击项籍。(“中涓”——“骑将”——“将军”)

张节侯毛释之:以中涓从起丰,以郎骑入汉,还从击诸侯。(“中涓”——“郎骑”)

平定敬侯齐受:以卒从起留,以家车吏入汉,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卒”——“家车吏”——“骁骑都尉”)


乐成节侯丁礼:以中涓骑从起碭,为骑将入汉,定三秦,为正奉侯,以都尉击籍。(“中涓骑”——“骑将”——“都尉”)

任侯张越:以骑都尉汉五年从起东垣,击燕、代,属雍齿,有功,为车骑将军。(“骑都尉”——“车骑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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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到高的级别关系是:

卒、骑士、中涓、中谒者、舍人——(家车吏)——郎、郎中、郎骑、郎中骑、中郎骑——(连敖)——郎中骑千人、骑将——骑司马——郎骑将、骑郎将、郎骑将军——都尉(骑都尉、骁骑都尉、大将之“司马)——将军(车骑将军)、齐丞相

由此可见,与“步兵”、“车兵”类似,汉初的“骑兵”中冠以“将”之名的一样不等于“将军”,尤其是在“入汉”之时,“骑都尉”仅1人、骑郎将1人、“骑将”有5人,这些都说明,汉军中的“骑将”与“二队将”、“十队将”、“越将”、“慎将”、“楼烦将”类似,都是“小编制”。

其实在《汉书》的注释里,汉代人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注释“千人将”时写作:

如淳曰:“骑将率号为千人。《汉仪注》: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也。

具体来说,由于汉军在入关中前已收“军中马骑”,非常重视“车骑”,但是还没有获得“秦骑士”和“楚骑士”的加入,也就没有大编制的“郎中骑兵”,而有5个“骑将”,位在“二千石”的“骑都尉”之下,则,每个“骑将”的兵力规模,应该就是“骑千人”的水平,也就是200骑。

但是,必须考虑的是,汉军中的骑兵编制体系的扩大,前期“从起”和“入汉”时的“骑将”,实则直属于“骑都尉”为“五部”,地位远远高于日后扩编后的“骑司马”和“骑千人”,而应该与“郎骑将”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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