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一个武汉人的真实生存日记
文 | 姜承雪
首发 | 栩先生(ID:superMr_xu)
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内容真实准确,纪录范围严格限制在和作者有直接联系的家人、亲戚、朋友身上。下面的内容,都来自作者的直接观察和体会。
文章很长,将近1万字。我很少会这么说,但这里还是想说一句:真诚地希望你能认真看完。
一、灾难袭来:不以为意的开始,没有想到的后果
(1月17日—1月19日)
2020年1月17日。这是我第一次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当回事,在此之前,我和其他武汉人一样,基本上都不以为意。
无人预料到一场灾难正悄然来临。
我之所以对1月17日的记忆如此深刻,不只是因为在连续十多天报告“无新增病例”后,武汉卫健委突然报告16日有4例新增;不只是因为泰国和日本出现3例确诊病例,引发了大家对病毒“只出国、不出市”的调侃;更大的原因是,这是我家群聊里第一次开始认真提及新型肺炎。
起初,当类SARS病毒感染多名患者的消息流出时,我不是没有紧张过;但很快,官方就辟谣了,全家还在笑我差点信了谣言。
此时,尽管内地除武汉之外没有任何相关报告,但我们在之后知道,就在我们不以为意的时间里,病毒正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在武汉蔓延,并辐射全国。谁也没想到一切会来的如此之快。
稍早两天,单位召开了年会,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从全国各地赴汉参会的同事们。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也几乎没有人特别聊起新型肺炎。
我们去接几位从外地赶回来的同事。他们走出火车站时,一脸诧异地问:听说在闹肺炎,怎么整个武汉都没见几个人戴口罩?
我们轻松地回答:已经十几天没有新增病例了,而且没有看到人传人证据,肯定平复了吧!说完有人还补上一句玩笑:要不是你们外地人提醒,我们都忘了还有这档子事啊!
庆幸的是,因为外地同事基本当晚就返回,加上单位离最初的爆发地汉口隔得比较远,后来的统计中也没有发现因本次年会而出现的感染者。
因此,当17日这天看到突然的新增数字,以及官方强调的“有限人传人”,我虽然有所担心,但仍然没有转化为实质意义上的焦虑。
这两天里,家里的群里开始互相提醒:出门戴口罩,别去人多的地方;另外,病毒传播区域非常有限,传染性也很弱,不用恐慌。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尽管一些论坛已经出现些许关于疫情实际严重的帖子,但在当时的我眼中,帖子所言不过是危言耸听、甚至有意造谣罢了。
晚上,我刷知乎,把关于“如果再发生一次SARS,我们的应对会不会比2003年更好”问题下的所有回答逐一翻看,越看越信心满满。
知乎的这个问题现在已被删除,事实证明盲目自信和盲目自卑一样,都是无知的产物。但这也不能太偏激,我相信不管是专家、政府还是普通公众,对疫情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
当时,专家组的观点还是“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加上17年前应对SARS所积累的经验,以及2019年军运会前武汉对假想疫情做过的有关演习,我觉得这场疫情并不比冬春之际肆虐的流感更可怕。
就我所知,身边的人当时基本也都是这么想的。
1月19日晚,我安然入眠。
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距离全家每日毫无睡意地等着凌晨疫情数据的更新,只有1天;距离武汉宣布封城,只有3天。
二、开始恐慌:口罩多了,流言也多了
(1月20日—1月22日)
1月20日下午,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参加了发布会。
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建议: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就不要春运出行了,尤其是身体发烧,尤其是身在武汉。
专家组成员曾光的建议更加直接: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要出来。
稍微多想想,谁都能掂出这句话的分量,也就是此时,“封城”两字开始在流言里频频出现。
同一天,国家卫健委宣布:将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我查了下,发现这就是和当年非典的待遇同级了。
下班回家时,觉得路上车流量比往常明显少了,观察了下行人,发现戴口罩的大约十中有一。
晚上,我翻箱倒柜,意外发现老婆一年前多买的两包3M口罩,大喜过望。
到了1月21日早上,虽然嘴上嚷嚷着“不用恐慌”,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把口罩戴上了。
路上戴口罩的人则比例大增,可见钟老确实是一面旗帜,某种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他的话甚至比公告更有威信和影响力。
孩子还小,不肯戴口罩。老婆很谨慎,从那天起就不许他外出。
上班其实已经没什么要紧事,我不停地上网看新消息,发现各种传闻满天飞,很多我觉得简直是胡说,没有理会。不过之前流传的可能会设置人员出入体温检测的措施,很快推广开来了。
另一个传闻是关于封城的,家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我不得不承认封城可以有效降低管控压力,并能最大可能掐断感染传播途径,但也要极大的魄力。乐观的我依然觉得事情还没到这一步。
但就在这天,家里有亲戚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传来,彻底打破了我心存的最后一丝侥幸。我的精神开始有些紧张。
回家路上经过药房,我一口气买了5袋一次性口罩。这是我这段时间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
我也终于明白为啥古代将领行军打仗最怕哗变,因为当一个群体精神高度紧张之时,就像无数桶汽油,一个火星溅上去就容易爆炸。
哪里哪里确诊了,谁谁谁隔离了,哪个国家撤侨了……发达的资讯无限放大了我们的焦虑,加倍折磨人的神经。
每年冬末,本就是流感高发期,感冒咳嗽的人很多。我看了卫健委的数据,去年武汉一二月份确诊的流感患者人数就超过五万,普通感冒患者更是超过十万。
本来这个季节医疗资源其实就比较紧张。如今因为疫情,再加上大家的恐慌情绪,医院门诊可以说是彻底告急了。呼吸内科和发热门诊爆满,不少人一有脑热、胸闷或咳嗽症状,就本能地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感染。
然而病人的焦虑是一回事。说实在的,医生能给出的建议基本都差不多:回家买个体温针自己观察或者去社区医院观察,发烧了再来。
病人觉得自己的要求很合理,就是想尽快查清自己有没有感染,不查就不肯走,但客观上讲,这又是当时武汉的医院根本无法做到的——几万有感冒症状的患者要求检查病毒,全国任何城市的医疗机构都不可能有这种检测能力,特别是在早期,检验标本只能送CDC复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又加剧了一些人的恐慌情绪。
这时网上一些病人突然倒地的小视频开始传播,尽管医生朋友在辟谣这多是脑梗或者心肌梗死的表现,新型肺炎不会让你猝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和理解这些知识。
这几天我虽然有点慌,不过还是相对理性。网上的一些信息,则让我感到十分愤怒。
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已经在一线高负荷运转,少数所谓“专家”和媒体还在刻意煽动恐慌;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网红、公知小人还在后方捅刀子、吃人血馒头;个别愚蠢的人明明疑似感染还到处乱跑,甚至发朋友圈炫耀,实在非常可恶。
看到网上越来越多的报道,我才第一次感到,最艰难的战役真的就要来了。
三、武汉封城:觉得艰难,不过没觉得孤独
(1月23日凌晨-1月26日)
1月23日早上2点40分,我被朋友的微信消息惊醒,好几个人发的都是三个字:封城了!
不过不是立刻封城,有7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离开。
靴子终于落地了。这个瞬间我反而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只是感觉我们见证了历史。
封城,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会在城里乃至全国引起多大的反响?武汉九省通衢、交通枢纽,目前的举措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如果这样都决定要封城,那只能说明事态真的很严重了。
本来今年春节是准备去外省岳父家过年的,但因为已经有同事被隔离,我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感染,想来想去,觉得留下才是负责的。
我叫醒了老婆,老婆也一下子就清醒了,我们商量了下,目前留在城里确实是最稳妥的选择。
从两点多宣布封城开始,就根本就睡不着了,和很多本地的朋友交流,发现大家都睡不着,有人提醒现在应该去超市、药店囤货,甚至有人半夜就跑去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抢购了。
早上起来,我们第一时间杀向药店。酒精已经断货,口罩不多且价格离谱,奥司他韦、莲花清瘟胶囊之类的也涨价较多,但也顾不得许多,能买的都买了点。老婆突然想到了要备一次性手套,也买了一包。
超市里的人更多,都是囤货族,人均手提几大包方便面,过年最热销的酒水反倒无人问津。最想买的84消毒液根本买不到,连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效果的衣物除菌液都被抢购一
想到前期家里肉和菜已经囤了不少,最后只提了几大包速食品就回去了。嗯,后面的事实证明,速食品是很容易吃腻的……
事后想起来,最后悔的是没有买几瓶高度酒,自己兑水做成75%的酒精,导致后来家里酒精短缺,一听到“酒精消毒”几个字就后悔得不得了。
这天是大年二十九,原本是准备一大家人一起聚餐的,实际上早就没人再有心思和胆量聚会了。
不时接到外地朋友的问候电话,没有直说,但我能强烈地感觉到都在同情我。
以前老在新闻里看到说“这是一场与时间持续赛跑的战斗”。这次我是真体会到了。
在抗灾救灾上,我国向来有着无与伦比的动员速度和能力,而这一切在接下来的日子一一展现。我每天都在家不断地刷新闻,看有什么新的动作。
1月24日是除夕。这一天,湖北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
在蔡甸知音湖畔,上百台挖机开始土地平整作业,3万多平方米的火神山医院开工。我也跟很多人一起在网上看施工直播。
在这种环境里,我感觉日子确实很艰难,不过也没有觉得孤独。
武汉市开始对发热的居民进行分级分类诊疗筛查,社区负责初筛诊断,社区成为第一道“防波堤”。
政府干了一件很牛逼的事:将全市2000多个社区书记的联系方式公之于众。这些基层工作者们开始承担起了维持正常运转的任务。
当晚,就在春晚直播的同时,大批外地医护人员连夜驰援武汉。
武汉各大医院普遍存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医院物资告急的信息,也看到全国各地都在想办法支持。
医护人员和物资都在纷至沓来,无数新鲜血液涌向了湖北这个患病的躯体,我相信一切不久都会好转。
钟老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做出了重要的牺牲和贡献。从我能看到的情况来说,不管是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是留守的市民,都付出了很多,配得上英雄城市这个称号。真心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大家都能对身处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人多一些理解。
政府方面则采取了最严厉的管制。1月25日,我所住的小区宣布封闭,除一处出入口外所有大门封闭,外人一律不得入内,进出必须检测体温。1月26日0时起,市内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最为严格的管制措施生效。
市民也在想各种办法互助。1月23日10时后,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暂停,听说部分医务人员上班受到影响,有不少武汉市民开始自发倡议成立爱心接送小队,一呼百应,一夜之间报名参与的私家车主就超过4000人。接送上下班、转运医用物资,而这些,都是自发的、无偿的。
可能对“封城”之外的大部分人而言,都不太清楚武汉封城那两天的真实情况。
武汉当时的医疗资源已经紧缺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除了几家定点医院,即使已经咳嗽发热,但只要无法用试剂盒检测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都无法收治。
我讲2个身边的真事。
第1个主角是我姨。
1月21日上午,父亲发来信息:家住汉口的姨确诊了。
姨已年过七旬,由于没有床位住院,前期她只能去门诊治疗,治疗完就回家。
姨父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一着急心脏病犯了,自己也住进了医院。我姨在已经确诊的情况下,还需要每天在家做好饭菜送去医院给姨父。
因为害怕传染给姨父以及同病房的其他病患,她从不进病房,按照护士的指示,每次把饭菜小心翼翼地递给她们护士后转身就走,然后再去门诊看自己的病。
那个时候发热门诊排队极其严重。有一次她因为去晚了点,排起了长队,打完针回家竟到了凌晨4点。随着病情加重,我姨逐渐呼吸困难、胸闷,别说走路,连讲话的力气都失去了。
万幸此时总算排到床位,而姨父正好有所好转,就倒过来开始照顾她。
两个老人相互扶持,就这么一步一步捱着走过来。
第2个主角是我同事。
同事一家,除了婴儿外的大人全部确诊,正在哺乳期的妻子更是高热,需要马上隔离。
家中不到半岁的宝宝无人照料,更买不到奶粉。
联系当地社区、居委会、妇联,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在武汉举目无亲的同事,唯有到处找人奔走求助。欣慰的是,经多方扩散,最后的还是由政府伸出援手,联系到人员代为托管小孩。
想到他们的经历,又看到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些真实案例,好几次我眼泪都差点流下来。
住院名额实在有限,重症老龄优先,这是事实。因为人手不足,医护人员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部分科室更是24小时连轴不休运转,但仍然没法做到顾及每一名患者。
他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城市日后追忆这段历史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歌颂和铭记的,他们都是保卫这座城市的英雄。
我说这些,并非要渲染什么,只是想说,这病虽然致死性不强(年轻身体较好的往往较快自愈),但不说明它弱,相反它很强的传染性,对防控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压力太大。
从这几天开始,我最担心的,就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医疗体系、防控体系超负荷后可能带来的其它社会性问题。
四、在家:父亲感冒了,度日如年的几天
(1月27日-1月31日)
1月27日晚上,在家待了好几天的武汉人,自发开始组织活动。
当晚,武汉无数小区开窗齐唱《歌唱祖国》,齐声高喊“武汉加油”。虽然很快就因可能为增加感染风险被叫停,但是,那响彻云霄的鼓劲之声肯定会让我永生难忘。
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声音,这就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就在这天白天,我所在的小区开进了一辆救护车,用担架接走了一人。
很快,物业就公布小区出现了1例确诊和几例疑似。
小区截至2月6日的数据
战斗状态中的小区
这对全家的心理冲击非常大。
家里的蔬菜不够了,原本计划第二天去买。父母拦住了我,喃喃道:别出去了,还没吃完,吃完了再说,我们少吃点,可以多撑几天,你也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吧。
我希望,所有武汉的同胞,也能关心一下自己父母的心理状况,他们才是最脆弱的。
毕竟上有老、下有小,家人一点不适,就能让所有人担心得难以入睡。
当时父亲感冒了,一直咳嗽。怕感染家人,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不出来,饮食也是单独送进去。
由于担心在医院交叉感染,他根本不敢去医院排查是否为普通感冒,只要自己还没发烧,就绝不去看病。
半夜他一咳嗽,全家都在失眠。全家不得不全天戴着口罩,包括我不满3岁的孩子。只有他懵懵懂懂还不太明白状况,还吵着要和“明明在家”的爷爷玩。
人的心理状态往往是和身体状态同步的。当父亲不停拿手机查症状并对照自身时,惊恐让他心率加快,更引发短暂性胸闷。
他身体很难受,全家人心里更难受,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最难受。
后来他自己说,想到有可能感染了,他有天塌了的感觉。
这几天过得度日如年。
万幸的是,父亲渐渐恢复了健康。此后至今,全家健康。
虽然无论如何,记忆中的任何一个春节,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我唯一可抱怨的理由都不再有了。
这几天,我也重点想了一件事情:隔离。
全国发力了,武汉稳了吗?还没有。
速胜论不可取。最难就是在隔离。
钟老说:不要让病人自我居家隔离,要集中收治。
自主隔离,真的太艰难。一个人发病住不了院让回家,多少人能做到家人重病不去照顾?全家感染的风险都很大。
1月29日,这是大年初五,迎财神的日子。
往年一到这天,武汉归元寺就会挤得水泄不通,每尊佛像前都插满云烟缭绕的香火,求财神保佑的人头黑压压一眼都望不到边。
今年盛况自然不再有了,寺里的菩萨可以过上一个清净年了。
只是对于不少人而言,2020的财运可能都不太旺了。制造业、餐饮业、旅游业……既要防疫,又要思索如何止损和恢复了。
1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武汉红十字会不透明的工作方案和不高效的物资调配成了大家集中炮轰的对象。
不过就在同时,隔离工作也没有落下。家住汉口的亲戚说,所有的疑似病例已经安排住进隔离酒店了。
一部由千万个零件组成的机器,人们往往最先关注到是其运转时的杂音,这也是一种放大效应吧。其实,正是这两天开始,我觉得形势逆转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五、希望:凛冬过后,已见初春
(2月1日-2月8日)
2月1日,我出门采购了一些菜,没想到的是,超市连青菜都不缺,肉类也供应得上,不过排队现象比较严重。
最缺的是什么?还是挂面、自热火锅、饼干类食品。
事实证明大家特别爱屯挂面
路上除了警车和救护车,还看到了几辆其它车辆,说明城市慢慢有更好的运转了。
出门还是非常小心。简单介绍下我的出门防护流程:
1、戴一次性手套,口罩,穿一次性衣服。
2、带一个小喷壶,里面装消毒液,方向盘、门把手等地方,接触前喷一喷。
3、回家进门前,对袖口等地方喷一喷,口罩扔掉。
4、进门后,所有的衣服包括袜子,动作轻柔脱下,不抖动,轻放进洗衣机,加大量消毒液清洗。
5、随身物品,眼镜、钱包、手机,统统用酒精擦2遍。
6、立刻洗个澡。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普通武汉人能做到的极致了。
我和父母戏言:如果这都感染上了,我就认命了。
2月2日开始,接连看到了好几条重要的积极消息。
武汉要求全市各城区都在进行“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工作,即:确诊患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
这是治本之策。用形象的比喻,就是把“黄豆”和“绿豆”分开。
同日,武汉卫健委宣布启用第四批、第五批定点医院。当看到只有十几张病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顶上时,就明白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期了。
战争中,主力部队都用完了,预备役就得顶上了。
通过启用所有医疗资源和隔离区,现有“四类人员”实现了尽可能的集中收治和隔离。
虽然资源仍不足,但就像钟院士说的,全部收治、分级隔离,才是致胜的法宝。
同时,对病毒传播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门把手、手机屏幕、水龙头、电梯按键、粪便、卫生间排气扇、无症状感染者、病毒在温度适宜的空气中可存活5天……病毒处处有,处处防病毒。丝毫不可大意。
2月3日,火神山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多所方舱医院也在快速建设中。当急救车运送一个个重症患者转院,现在各个发热门诊的压力终于分摊下来。门诊也不再限量试剂盒,病人可以直接去检测。
我实在太喜欢这位小哥了,
躺在病床上还在认真阅读,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康复
虽然小区附近仍不时有急救车驶过,但我知道早先的混乱和物资短缺已得到了极大缓解,庞大的机器运转走向正常了,情况正在向好发展。
当然,看到各种求助信息,总会揪心。这些信息时刻告诉我们,医疗资源仍然紧张,各位身在疫情中的朋友,必须保持清醒。
在网上看消息的时候,我也把很多前来驰援的医疗团队的信息存在了电脑里。我觉得自己不能忘记他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是真正的“火神”和“雷神”。
全国援鄂医疗团队
湖南湘雅医院援鄂团队
包括2名院长、3名主任、7名护士长
2月4日,立春,晴。
这些天,身处武汉这个疫情中心,与很多朋友高频的沟通,接收了非常大量的资讯信息,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我们到底应该从这场疫情中反思什么。
个人阅历所限,我并没有找到很多的答案,但我希望自己想明白更多问题。
1、见风不能就想到雨,得做好是台风的准备
我以前看过一段话:
当一句话可以决定一只蚂蚁的生死,我们会毫无顾虑。
当一个判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们会慎重审理。
当一个决策可以影响无数人的命运,我们必须极度谨慎。
这次疫情里面,我对这句话体会非常深。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去世了。
作为一个武汉人,我不会忘记他。
2月7日白天,我不断翻看他的微博,试图尽力将他生活的碎片记录下来。
但我最终放弃了,它们无非是些生活的琐事。
他本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喜欢吃,喜欢玩,喜欢看电影,喜欢旅游……一切普通人喜闻乐见的爱好,他几乎都喜欢。
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媒体已经说了,他生前的某些遭遇,反映出疫情防控应对中的短板和不足。
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很简单的话:
一旦发现可能有重大风险,宁愿想得严重一点,也绝不要轻视它。
不悲观,不代表就该乐观。
2、不要渲染恐慌
恐惧本来就是一种正面的机制。面对危险,恐惧让我们时刻想要积极保护自己。
戴口罩、不出门、勤洗手,这些基于恐惧的行为,都非常有助于抗击疫情。
但是如果大家因为疫情,极度在意自己的身体症状,甚至因过于紧张,引起反作用,导致身体出现一些心慌、胸闷、短暂发热等极为容易影响判断的症状,不得不前往医院诊断,从而加大自身感染风险,危害很大。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目前这个病没有特效药,要治愈主要还得靠患者自身的抵抗力,医生能做的其实是用各种办法来辅助你自己的免疫力来对抗病毒。所以,意志力很重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增强自己免疫力很有帮助。
世界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一小段表达所产生的传播力,很有可能会超出人的想象,这等于把一种超能力赋予了每一个普通人。
但是我们要清楚,在信息不足、或者知识不对等的情况下的强作结论和情绪宣泄,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对尽早平息疫情并无太多好处。
我反对无视问题和矛盾的观点,也反对看到问题就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两者都是极不客观的。
如果你已陷入焦虑、恐慌之中,此时要做的,就是平复心情,看书,锻炼,做事,不要过多咀嚼负面信息来愤世嫉俗,不要代入情景去自我恐慌,如果焦虑过于严重,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当下,好好过好每一天,就是个人最大的贡献。
3、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
解决问题中,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是准确的信息,准确的信息才能让社会面对天灾人祸生出最强的抵抗能力。
一开始的报道中,武汉人确诊了,上海、深圳甚至外国的病例都确诊了。所有的确诊都集中在发达地区,因为发达地区容易掌握更多的信息。
后来,多方都对病毒传播进行了研究,国内国外都有,也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建模,其中有些建模做出了现在看来堪称精准的预估。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这些模型能早一点引起重视,哪怕早一两天,都可能疫情形势大不一样。
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轻视信息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会极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二是认真地做事。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人心里都是有一个标尺的,当你做到了这个标准,什么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做到。
这个标尺就是你在认真做。
比如,即使人手不够、条件不充分,也不是说物资调配效率低下是正确的,也不是说你发个道歉公告就会理所当然地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做事情可以有不足、有失败、有挫折,但一定要认真去做。
老百姓都能看见的。
4、保持善意,因为它值得
绝大多数生活在武汉、在湖北的人没有什么错。他们没有吃任何野味,他们没有傻到不做防护有意拿自己健康开玩笑,他们也没有满世界乱跑,没祸害人。
请相信,没有一个留守武汉的人是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排除有个别老鼠屎,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武汉整个群体的素质。
当土法封路的图片演变为舆论的狂欢;当返乡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甚至被骚扰;当早早就赴外省旅游的湖北人被少数酒店抵制入住甚至被驱赶……这样的新闻,总是令人痛心。
感同身受,从来都是极不容易的。关于这点,多说几句。
首先,绝大多数人是在官方为公布疫情严重性前离开的。
其次,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感染者是极少数。
再次,感染者中的大多数当时并无不适症状或症状轻微到足以忽视。当症状明显后,大多数患者规范就医、并无隐瞒,并注重自我隔离,行为并无不妥。
最后,隐瞒接触史甚至造成聚集性事件的患者,只是所有患者中的极少数,他们应该被批评、被依法惩戒。
我相信,每一个对以上四点有所认同的人,都不该对武汉封城前流出的500万同胞中的绝大部分人员恶语相向。
当然,也希望这些流动的同胞能关注自己的健康,体谅邻居们的恐慌,理解大家都想回到健康不受威胁的日子的心情。
1月31日,我看到日本政府的一封公开信,内容如下:
“......随着信息在新闻和网络上的不断扩散,大家不要对中国以及在武汉生活的人产生言论上的不平等对待,请各位家长和孩子说起此事时要从培养孩子的正确人权意识出发,注意言行。”
日本政府公开信
说实在的,看到这样的文字,我还是挺欣慰的。在疫情面前,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疫情的受害者,同处一个风暴之中,应该站在同一个战线上,所有人尽可能去互相支持,一起去对抗疫情,这很重要。
我相信,最初的恐慌过后,善意都会回来。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善意,因为它值得。
六、必胜
这20天里,最让我动容的,是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故事。
金银潭医院是最初的战场。
他身患渐冻症,妻子被感染,但已经在前线默默奋战了30多天。
看到他的故事,我明白我们会必胜。
每到危难关头,这个民族总会涌现出无数埋头做事的人、拼命做事的人,他们勇往直前,因为他们抱着一种信念:
这片土地,这些人,值得他们去这么做。
人间,值得。
把这些零碎的纪录串成文章的时候,听到我孩子说了一句话:热干面生病了,热干面会好起来的。
今天是元宵。
过完元宵,就算过完年了。我相信,度过这个年关后,武汉也会度过这个难关。
武汉人,从来不信邪。
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