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中医的评价是有事实依据的科学论断
前几天,我在《谈谈我对自然疗法科学性的理解》一文中提到,毛主席说中医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我觉得这是他以亲身体验、亲眼所见事实和深厚的哲学素养得出的科学论断。今天展开谈谈这个问题。
井冈山的斗争时期因为敌人封锁,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主席亲眼看到,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毛主席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主席,为毛主席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
身边的西医不同意毛主席服用中药。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主席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主席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55年1月,毛主席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毛主席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
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毛主席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主席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
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
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主席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主席听。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主席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主席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主席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
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主席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主席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主席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3天后,毛主席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主席感到特别高兴。11月,毛主席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主席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主席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主席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主席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主席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主席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主席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毛主席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史书所述给毛主席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在毛主席“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主席的夙愿。
(本文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