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中人擅改词语内涵不讲逻辑丧失唯物史观的风气从何时起？

正声

名下多篇文章“清朝奠定中国版图是谬论”质问清学家2019-12-25 13:52

学校上课时，老师总是反复强调基本概念的重要，要求我们深刻理解，认真记忆，否则就学不好这门课程。这是理工科学生都经历过的，可当我们遇到文史科生时，发现一切都变了，他们往往随意曲解概念，不讲逻辑规则，简直是随心所欲，还有人总结出理论-“即用见体”。

笔者不是史学中人，不懂他们的圈内文化，经历得多了，终于发现根源在他们提到的史学大佬发表的重量级文章。这些文章均引起重要概念发生“演变”，是一系列奇谈怪论产生的根源，今日列出来供高人指点商榷。

谭其骧在1981年发表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是历史地理学的“扛鼎之作”，是历史地理学、清史学、民族学许多理论的基石，学界推崇倍至。可就是这篇文章，充斥着逻辑错误、诡辩技巧。在这篇文章中，谭其骧把“历史上的中国”这一概念，偷换成“1840年的中国范围”，推出著名的“版图中国论”。

谭其骧说：“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则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前句说“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后句则称 “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谭其骧将自己搞的“中国的范围”偷换概念为“历史上的中国”，之后置换成“中国”。谭其骧给的理由是：“中国”一词一直有演变，证据是“中国范围”一直在变化，故他可把“1840年时清帝国的版图范围”定格，并强硬定义为“中国”。“中国”和“中国范围”被谭其骧当做同义词，搞概念偷换，逻辑游戏。而这新定义的“中国”竟然成了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基础，成了现今学界讨论所谓“统一”的基础，演变出花样层出不穷的歪理邪说。中国的含义变了，从此满清就有了特殊地位被尊崇为“我大清”，大清才是中国，中国就是大清，其他朝代不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其他朝代和历史人物都得为建立和繁荣“我大清”铺路让路。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就是一篇诡论，谭其骧论证“中国”这个概念的演变以及如何规定“中国”不符合唯物史观，是实用主义之“即用见体”。“历史上的中国”这一概念发明，无法面对古人书中、心中、洋人书中，乃至古今中外约定俗成的“中国”概念，谭其骧抹杀不了，但他开创了玩“一中自表”之先河。对此有过反省的史学家只有葛兆光，他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会引起一些问题的。”[注1]

谭其骧之后，史学界乱改概念，变本加厉曲解古人说的名称概念，即用见体，“黑话”成风

例如：杨圣敏说：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中, 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称呼我们的国家呢?在古代, 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 天下”、“ 四海”、“ 海内” 等词来称呼的，……在古代人的观念中, “天下”, 既包括中原地区, 也包括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 “天下” 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而“中国”一词直至辛亥革命以后, 成立了中华民国, 提出五族共和, 中国才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所以我们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原画等号, 也不能把它与历代中原王朝画等号, 历史上的中国应包括中国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建立的中原与地方的政权。中国也最终代替了各种王朝或“ 天下”、“ 四海”、“ 海内”、“九州” 等称呼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国家的名称。[注2]

杨圣敏提出“天下”、“四海”、“海内”就是“中国”非常滑稽，给了古人知后五百年的先见之明，预见到今天的中国版图和中华56个民族。按这种观点，曾经在“天下”之内的越南、朝鲜、缅甸、蒙古又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让今日的中国去统一他们吗？还有，如此定义“天下”，不在“天下”范围内的地区，古人是如何表达的？比如，日本、流求、台湾、印度、新罗是天外吗？

清史学人对“中国”这个概念继续篡改发挥

语言是个体系，一词改动就要牵连与之相关的词语。例如，“古今中外”在台湾那边就被改为“古今台外”。

清史权威黄兴涛说:“清朝皇帝喜欢挂在嘴上的所谓‘中外一统、满汉一家’，其“中外”并非意指现代意义的“中国”和“外国”，而多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注3]

清史学人蓄意抹杀传统“中国”这个概念的存在，把古人说的“中国”歪曲成中原，“外”改为中原以外，对比台独要搞“文化台独”发明了“古今台外”，清史学人是不是想说：满清皇帝“中外一统”的意思是要关注要防备“河南独”了？……擅改概念内涵，总是和人们的常识相悖，他们却不觉得可笑。

把“中国”曲解成中原是笑话，尊奉满清皇帝说谁是中国谁才是中国则是蛮横

清史专家郭成康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里就象变戏法一样玩弄概念游戏，把世界共知的“中国”概念偷换为满清皇帝的“满清天下观”，再等同于“满清帝国观”。把自古以来的华夏文明的中国变成满清构建之“大满清中国”。郭成康把明朝时人们公认的中国，污蔑为儒家标准的中国，而把满清统治者创建的满清大帝国称为“民族平等的新中国”，他说： “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注4]“至此，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而元明之际‘驱逐胡虏’的故事没有重演，‘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并延续至今。”[注5]

黄兴涛说:“殊不知康雍乾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已非昔日的明代中国，而是被清帝、满洲人和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又加以再造过的中国。”[注6]

国内清史学致力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解释，着力于“自古以来多元一体”学说的历史根据，“56民族自古以来多元一体”，“清代版图下的中国”才是中国，清朝皇帝新给与的“中国”才为中国，也即是传承到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国。这是清史学界的共识。

可是按谭其骧的说法，“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可为什么偏偏是满清统治者规定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必须采用呢？国体、政体完全不一回事么？论正统也论不到满清那里。[注7]

清史学界还以“版图中国论”为根据，发明了从“清朝奠定近代中国版图基础”到“奠定近代版图”到“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版图”说法，并塞入教材隆重推出。为此，他们改变了“奠定”的原义。[注8]

笔者在网上到处询问“清朝奠定中国版图起源何处”，问了何止三年，现在见到的所有解释都是正儿八经地牵强附会，清史学官方即不采用也不给解释，他们只负责灌输。

有网友称：“‘清朝奠定中国版图’起源于谭其骧等编辑中国历史地图时争论版图范围后的结果，称最终意见是清朝鼎盛阶段的版图就是最适合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地理范围条件。谭其骧说：“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这种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于是清朝奠定近代中国版图的说法就成为共识。”但这一切只能说明“清朝奠定中国版图”只基于人为约定而非立足于事实论证，是在玩概念变戏法。

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最后提出：“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条。”显然在谭其骧以下的史学人眼里，中国就应该以满清版图为界，界内的多民族不分先后主次汇集而成的国家，而且上推下移古往今来都是，“版图中国论”以绝对化的版图来定义中国。但在实践中，“版图中国论”却引发多起外事风波。2002“东北工程”启动，论证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该工程引来朝韩两国极大的恶意，一个拍摄大型历史剧《大祚荣》、《朱蒙》传播高句丽是朝韩历史，还羞辱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个强为高句丽申遗。俄罗斯则坚决反对各国把高句丽、渤海国纳入本国历史之中。外事风波越演越烈，牵扯面越来越大，中国政府陷入极大被动。之后，中国政府“管控分歧”，学术化处理高句丽问题，不再坚持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东北工程”草草收场。2005年联合国纪念蒙古国建国800年，联合国会员国一致通过。中国也表示赞成，这要放弃谭其骧了？但在2006年，中国驻蒙古大使说成吉思汗也是中国人时，立刻被当地媒体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此后蒙古国人对华人警惕和恶意立刻爆棚。至今网上还流传着蒙古国人如何如何恶劣对待华人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忽略了起因。谭其骧这套理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人敢反驳，在国内可以一言堂，加之高举政治正确的大旗保驾护航。但现在是开放的世界，这种说法做法肯定引起邻国猜疑，猜疑中国是否有吞并其国家和民族的野心。

“版图中国论”放弃中国的海洋国土。清朝闭关锁国一直不重视海洋权益，当代中国与周边邻国有多处海洋争端，九段线内的海洋国土一直在清朝版图之外，要是按“版图中国论”这些海洋主权都不要了吗？

谭其骧的错误是把古今中国的本质给歪曲了，无视中华文化。汉朝人说过汉朝是汉族一家的？唐朝、宋朝、明朝呢？难道这些时代的中国不存在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谭其骧所处的年代对中华文明有自信吗？没有，那个时代只有批判。

历史学界缺乏唯物史观

史学中人不顾历史逻辑，颠倒黑白是非，奇谈怪论成灾

谭其骧说：“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6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清史权威戴逸说：“如果没有康雍乾盛世期间的统一大业，中国就没有现在的版图，更就谈不上现在的统一；而且那时候不统一，中国将是一盘散沙，在近现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势必分崩离析。”[注9]

戴逸：“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各民族丢弃历史嫌怨，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的一大功绩。如果在明朝，碰上日军侵华这样的外敌入侵，中国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注10]

清史专家杨珍在一次讲话里说道：“清朝六代明君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之所以落后确实在清朝和西方落后的差距加大了，可是这还不能完全归结于清朝，因为在清朝以前明朝的时候清朝实际上和西方已经有了很大差距。”[注11]

地球知识局：“清朝为中国留下了什么？和明朝的疆域遗产相比确实不知大到哪里去了。”

陈明说：“我们无法设想，靠着明朝那腐败的政权和羸弱的兵”。“如果当时不平台，或平台未果，那么就有永远失去台湾的危险”。陈明自吹是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发起人，“即用见体”就是他的发明，此语可谓是实用主义登峰造极到蛮横。[注12]

稍有头脑的就能看明白，这些话完全不通简直是混账话。这些历史学教授、院长、权威、所谓的专业人士没有历史逻辑思维能力，没有受过起码的思维训练。

这些“学者”都在假设没有满清就没有大中国的统一，没有满清，中国就一定会保持最羸弱的明末状态200余年。明清能这样比吗？明末清末相距266年，这266年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从无到大，日本从弱到悍。而中国则从被西方羡慕学习的对象到沦为东亚病夫。能做这类假设的除了是清粉外，想不出其他。

就谭其骧所绘制的历史地理地图对明朝也是不公正不客观的，明初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朝还开拓了海外领地旧港。尤其在明末，郑氏父子接受诏安击败荷兰殖民者，称霸南洋，其所属的海商集团已经控制了从东南亚到中国到日本的海上贸易，还开拓了台湾。以明末的趋势，华人正在向东南亚规模移民，只是在满清统治后这种趋势被遏杀，下南洋的伟业被完全扭转。

旧港和郑和这段历史在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图册中凭空消失了，中华民族向海洋开拓这段历史凭空消失了，“三宣六慰”更不用说了。这就给读者造成极大错觉，所谓汉民族自汉唐后再无开拓精神，要靠少数民族来输血，黄土文明、黄河文明从来不走向海洋之类的民族劣根性话语至今不息而无人更正。谭主编的历史地图册只给人们留下这种印象：满清版图最伟大最合理，贡献大的只有满清，满清1840年的版图是“历史的终点”，用他的话说“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

谭以清朝范围定义“历史上的中国”画中国历史地图，标准不统一，言行不一致，前后混乱，自相矛盾。“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是要否认清朝以外有中国领土吗？可汉代在朝鲜的四郡，在越南北部的三郡，这些地方政权直接在汉朝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怎么不是中国政权？谭的历史地图也将此划入汉朝版图之内。他承认“我们也得承认这些地方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确在几个中国王朝版图之内。”“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确在汉唐王朝疆域之内，不能因为在今天是越南的国土，便硬说汉唐跟这几郡的关系是‘对外’”。这已经自相矛盾了，“历史上的中国”这一概念论述违反同一律和矛盾律。

更荒谬的是明朝的“三宣六慰”、旧港并不放在明朝版图之内。明代时宣威司、宣抚司世袭要经过朝廷任命，官兵随时听从朝廷征调，要朝觐纳贡怎么就不在大明版图之内？在争夺黄岩岛的舆论战中，菲律宾媒体说：“谁不否认旧港曾是明代中国的领土，但这无关当前的岛屿领海的归属。”三宣六慰既不归明朝版图，而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又怎么可以划在明朝版图之内呢？

谭的这种版图画法在学界有恶劣影响，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在一次讲座中说：“明朝是单民族国家，清朝是多民族国家”。于是乎就有公认了：多民族的清朝创造了“多元一体”这种国家形式并要奠定至永远。[注13]

谭其骧创建的历史地理学一直有致命的缺陷，《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把“自古以来”推向极端和绝对，影响恶劣而深远。延续这种极端，西藏社科院副院长孙勇说：“我们今天讲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历史事实。所谓“自古以来”，不是说‘自元代以来’，而是说‘自有人类活动以来’。”[注14]社科院副院长难道没读过恩格斯写的《私有制家庭和国家的起源》？……丧失唯物史观对史学界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总是看到史学中人滥用假设，就以上这些假设都是脱离历史发展规律的主观想象，随心所欲，放飞自我，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

唯物史观哪去了？

明史学家方志远：“那么我们现在要讲所谓的‘五胡乱华’，我们以后还要说南北朝、安史之乱，还要说元朝和清朝，我们将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毫无疑问，只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立场。我们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才能够真正客观地来描述、来研究中国中华民族它发展的历史，才不会被别人的一些立场来左右我们的立场，才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来模糊我们的视野。”[注15]

马大正说：“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有两大历史遗产支撑着:一个就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一个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但是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的两大历史遗产即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条。如果能记住这两条，有些问题就不成为问题，就能比较平心静气地来进行探讨和研究。”[注16]

这种说法和谭其骧完全一致，谭其骧说：“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所谓以今天中国的立场就是不顾当时当地人民的立场，历史逻辑原来是这样的？于是乎，“五胡乱华”被歌颂为“民族大融合”，给中华民族输血了。可老百姓看到想到的却是我们要当“两脚羊”了。满清入关后，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对待祖先竟是这样的？说什么好呢？冷血！这种眼光的人又该如何看待世界，何谈人类命运共同体？

谭其骧引领的史学界缺乏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评价历史的标准就有一条，解放生产力，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满清入关后带来的大屠杀等一系列暴政是破坏生产力返回到过去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谴责批判。以此为标准评判历史才是唯物史观。

而他们认定的历代王朝的贡献只局限一条，即版图贡献，而这版图贡献又只局限于“纸面上的版图”，漠视实控，更漠视主权。他们推崇清朝版图之时，眼里只有“纸面上版图”最佳观感，然而“历史的终点”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到建立新中国的贡献和历程忽略到零。

成王败寇，版图至上，他们以冰冷的眼光看待历史，漠视人民的苦难，一副高高在上可恶的精英嘴脸。去读读清史学人的论文，其视角和立场与满清统治者总是重合，已经成了满清各种政策的辩护师了。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永远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边。

对历史，老百姓也有代入感。

苏东坡在《东坡志林》写道：途巷中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老百姓的历史代入感，他们不会代入为帝王将相，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处境，感同身受的是历代百姓的疾苦。谁对百姓好，拥护谁，谁对百姓残暴，厌恶谁。

英雄史观复活了？

大家早就发现一个现象，清史学人动不动就称颂满清统治者英明伟大能干，这和民间的看法正相反，民间舆论认为满清统治者逆社会发展，逆时代潮流，根本谈不上什么英明伟大。这种对立还是来自谭其骧，谭其骧给清史学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另一种思考。谭其骧说：“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6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我们今天还能够继承下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包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在内，不能不归功于清朝。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谭在这里表达了英雄史观，狡猾的是他把元、清的中国说成是蒙古族、满族的贡献，清朝的经营者是满清统治者，故经营者亦贡献者是满清统治者，既代表了满族也代表了清朝，贡献太大了，中国不是汉族一家弄出来的。这种方式叙事，英雄史观就以少数民族的角度复活了。可问题是如此定义元朝清朝怎么不适用于秦汉唐宋明？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唐朝是汉族的贡献，唐太宗代表了汉族，唐朝的中国是汉族一家的。自秦以来，秦汉唐宋明境内哪里有过汉族一家、其他民族各家是一家的政策法律和意识形态，老百姓都是编户齐民。真正的“大一统”无民族特权不会去搞多元民族国家，哪里会有汉族有贡献，其他民族无贡献之说，既不会把盛唐归于汉族一家的也不会归于李氏一家的。

国家叙事就意味着要“告别革命”？

清史学人吹捧满清朝的领土贡献，法学公知论证“清帝逊位诏书”给了现代中国的法理[注17]，国内外清史学都在大讲特讲清朝传继给现代中国的法理。声称要以法理的角度看待清朝以及清与现代中国的衔接问题。

但我们不能忘了自近代以来一回又一回的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以革命的立场来评价满清朝代和逊位诏书，就应该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和消灭另一个阶级的生死斗争，是剥夺剥夺者，革命不讲法理，革命怎么讲法理？革命重建国家，革命重建法理。当年国共和谈条件之一就是废除伪法统。没有退位诏书我们照样可以拿走旧政权的一切。推翻满清是“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国也是革命。现代中国的法理怎么可能来源于清帝国呢，来源于《退位诏书》呢？革命者不可能去感谢被革命者，不可能去高谈被革命者的贡献。明清换代不是革命，清史学者总是拿明清贡献对比是在玩障眼法。“版图中国论”树立了国家叙事，但能消解得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程？国家观否定得了“革命观”？告别得了革命？

讲满清法理者，都是精英史观而不是人民史观，把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都当成是满清统治者的私产，把版图说成是统治者的贡献，把人民群众流血流汗流泪换来的革命成果说成是统治者之间的让度，推出所谓的“继承法理”。这非常无理无知。从法律关系来讲，继承者和被继承者的关系，永远是被继承者占据主动地位，谁来继承，继承什么完全由被继承者指定，这种逻辑下“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也有法理了？

爱国主义变味了

06年播放《施琅大将军》，立刻引起广泛争议。

《施琅大将军》播放时，媒体都在称颂该剧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施琅大将军爱国主义情怀。05年，“开清重臣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在南安召开，众多清史专家慷慨陈词，将“洪承畴事迹”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那么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

祖国、家园、民族、文化，施琅、洪承畴之辈哪里谈得上爱。可是在“版图中国论”理论支配下，爱国就变成了爱清朝1840年时的“版图”形成。“统一就是爱国”，“反对分裂就是爱国”，所以施琅、洪承畴故居名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种语境下，黑白是非就被颠倒了，施琅、洪承畴被歌颂为爱国主义大英雄，南明抗清人物一落千丈。

这是把汉奸架空到了当代来爱我们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华民族、今天的版图。这不是笑话吗？施琅、洪承畴都爱国了，屈原、岳飞、文天祥还敢称爱国？在这种历史逻辑下，歪理邪说、奇谈怪论层出不穷。

这种历史逻辑必然与唯物辩证法冲突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具体的联系都依赖于一定条件，随着条件的改变，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因素之间的联系的性质、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统一”是史学中人最推崇的观念，只要谁完成了“统一”，就被最高程度的歌颂。谭其骧乱改“中国”的概念后，将“统一”推向极端和绝对。马大正说：“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注18] 在谭和清史学界看来只有清朝完成了“统一”，前无古人，功高盖天。但满清所谓的“统一”，带来的是屠城、剃发变服、圈地、逃人法、投充，明明是血腥残暴的征服，返回到野蛮的奴隶制，是时代的倒退，但被美化为“统一”后，其恶行暴行再无置喙了。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把“统一”神圣化搞成“政治正确”，是在搞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对于“统一”，我党在历史上有过辩证的阐述。

毛泽东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注19]

毛泽东讲过：“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属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茍同。”[注20]

我党史学家范文澜也有一段话讲统一：

“政治统一,也要分清进步的统一与反动的统一……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大思想家著书立说，都在反抗满清所谓统一的时代。尤显著的是孙中山先生反满清反北洋军阀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发一大光彩，岂是依靠满清和北洋军阀“政治统一”的威逼利诱收买豢养才捏造出来。要之，国家在反动倒退的政治统一之下，文化必然趋于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隶的文化却得以特别发达；在反抗这种反动政治的运动勃起时，进步的文化方可与之俱兴，直到革命统一之后，进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注21]

我们要求统一，统一于进步，统一于繁荣，统一于中华文明复兴而不是满清带来的野蛮、残暴、封闭和倒退。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谐。概念错乱，不讲逻辑，这种文风即不来自古人，也不来自马克思。可将近40年来，却无人指出更无人更正，一代代的文史工作者却顺理成章胡言乱语俨然成了体系和习惯，明知理亏就拿出“政治正确”，棍帽齐飞反装忠来保驾护航。这种学科如何受尊敬，理工科怎么会瞧得起文科生？

正声写于201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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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注1]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引言”。

[注2]杨圣敏“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注3]黄兴涛:“清代满人是否认同、如何认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