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和学生称兄道弟，学生就懂了，卖命的时刻到了

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每次会战进行到关键时刻的时候，直接越过战区统帅部、前线指挥部，直接发电报给军长、师长，而这种电报的命令大多数时候都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死守待援。而且，每当需要将领卖命的时候，他都会不顾师生关系，直接以平辈称呼对方，与自己的学生称兄道弟。而每当收到这样的电报，学生往往都惶恐不已，最终都下场糟糕。尤其是当校长的命令和战区指挥部的命令相抵触的时候，更是感到惶惑。

长衡会战的时候，在薛岳原定的以长沙为决战战场的计划被打破之后，国军各路部队实际上都已经被日军压迫，不断向南撤退，之前三次长沙会战取胜的关键，也就是争取外线，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死守衡阳其实意义并不是太大。尤其关键的是，衡阳能否坚守，关键在于衡阳与广西之间的铁路是否能够保持畅通，如果铁路也被日军切断，那么再坚守就没多少意义了。

而薛岳的作战方案也并没有以衡阳为决战之地，只是边打边看，在长沙被日军轻松攻破，第四军被击溃之后，各路部队不断向南撤退的情况下，薛岳才临时决心将各路部队向衡阳集中，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也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薛岳命令方先觉坚守衡阳，为外围国军争取外线之后的求心攻击争取时间。但这次日军投入的部队远超过之前的三次长沙会战，国军各路部队争取外线都已失败，薛岳和重庆、白崇禧都出现了意见分歧，指挥已经不灵，却仍然要求方先觉坚守衡阳。

因此，方先觉坚守衡阳的同时，实际上并不把解围的希望寄托在薛岳身上，而是寄希望于重庆。因此，他从衡阳保卫战打响之后，就在不断向重庆直接发电报，报告衡阳的战况，意图当然是很明显的，要重庆考虑清楚，如果能够调动部队增援，那么第十军就继续在衡阳坚守，如果自忖增援无望，就要及早放弃衡阳，向西转进，以利再战。但重庆每次来的电报都是各种鼓励之词，核心也还是四个字，死守待援，不许放弃衡阳。

方先觉作为第十军军长，在衡阳外围的增援部队始终无法到达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自己下令撤退呢？重庆不同意，他真不敢。此前常德会战时，余程万率五十七师按计划死守常德，等待国军外线部队增援，但一直打到常德已经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五十七师仅剩二百多人，余程万才最终下决心率五十多人撤出衡阳，但在战后仍然被追究责任，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是在王耀武和余程万多方活动之下，才免于惩罚。

同古之战，戴安澜死守同古，等待远征军后续部队到来后反攻，但他在同古血战半月之久，后续部队仍然无法按原定计划到达战场，再继续坚守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但蒋仍然通过驻滇参谋团转给戴安澜一封电报，要求他死守同古。此时缅甸战场形势已经变化，原定计划已经无法继续实施，杜聿明已经在考虑后撤至平满纳与日军进行决战，于是下令戴安澜率部撤退。撤离同古，去往平满纳的路上，戴安澜奉命晋见校长时，心情就非常忐忑，怕被追究责任。

所以，方先觉虽然不断致电重庆，要求派部队增援，而校长的电报总是要求他死守待援，也总是说他已经在亲自督促国军各部队向衡阳增援，李天霞的一百军、王甲本的七十九军和粤军六十二军都已在积极向衡阳外围日军攻击，所以始终要求方先觉坚守待援，不能放弃衡阳。但实际上，这时候衡阳外围的国军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之下，已经无力突破日军防线，更进一步接近衡阳。这就让方先觉同意了日军的传单的判断“不是你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不要你们了”，最终在发出“最后一电”之后，率部投降了。

所以，衡阳保卫战最后就成了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第十军的人认为自己是弹尽援绝之后才投降，主要是因为友军增援不力，而六十二军和七十九军、一百军则认为不是自己曾援不力，而是当他们千辛万苦突破日军防线，接近衡阳的时候，方先觉已经率第十军残部投降了，导致整个战役溃败，七十九军尤其损失惨重，在撤离战场时被日军伏击，军长王甲本阵亡。而方先觉“降汉不降曹”的投降也在逃回重庆后被宣传成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