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巴黎 ——一座现代都市的诞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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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改造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在两者的激烈交锋中，新巴黎拔地而起，老巴黎也并未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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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并不满足于“地图上的布局”，在宏观的城市规划之外，他也十分注重细节上的整齐划一。对于主干道两侧新落成建筑的高度，奥斯曼制订了严格的规范：市区建筑一般不能超过7 层，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的比例应在1.5 ∶ 1 到2 ∶ 1 之间。在临街阳台的装饰上，全部使用统一规制的栏杆，由此产生的视觉效果十分震撼。这当然得益于机械化大生产的发展。

1861 年的巴黎下水道规划图

截至奥斯曼退职，改造巴黎的开销已达25 亿法郎，这笔钱即使在今天也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在巴黎大改造的过程中，拿破仑三世为争取民心、维护社会稳定，严禁以此为由在巴黎开征新税，这着实给奥斯曼出了极大的难题。作为应对手段之一，奥斯曼将巴黎市郊的大面积地区并入需要缴税的城区之内，大大扩展了税收的基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上的危机。1860 年新年伊始，兼并法案正式生效，给巴黎带来了50 平方千米土地和40 万新居民。

新并入地区不仅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税收，也给高速发展的工业提供了大量土地，这对老城区已无多少空置土地的巴黎来说显得尤为珍贵。更为重要的是，兼并在无形之中实现了巴黎行政区划的深层次变革。大改造之前的巴黎存在12 个形状奇怪的区，布局杂乱无章，城乡界限模糊，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制造了不少障碍。1860 年以后，扩张后的巴黎由20 个结构紧凑的区组成，依托新规划的道路，从中心开始以顺时针方向铺开，这种科学合理的布局为巴黎现代城市治理的实现提供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框架。时至今日，巴黎仍然保持着这种行政区划。

拿破仑三世希望伦敦那种精致的城市花园景致可以出现在法国首都。作为城市规划的执行者，奥斯曼似乎比皇帝更有野心，除了在城市内建小花园以外，他希望建设更加宏伟的“绿色巴黎”。对此，拿破仑三世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将巴黎西郊原先属于皇室的狩猎场赠给巴黎市，用以兴建城市公园，这就是著名的布洛涅森林。

奥斯曼公爵

拿破仑三世希望在布洛涅森林看到大面积的水域，而地势的原因很难将森林中的两个湖泊连接在一起。奥斯曼在两个湖泊的连接处设计了一座瀑布，既解决了施工上的难题，满足了皇帝的心愿，又给布洛涅带来了一处美丽的景观。昔日的皇家禁地变成了如今的市民公园，从此布洛涅森林所见不再是纵马驰骋的王公贵族，更多的是衣着朴素的中产阶级和工人。

随后，奥斯曼在巴黎的东、北、南分别兴建了文森森林、肖蒙山丘公园和蒙苏里公园。如此一来，居住在城中任何区域的居民都可以选择到距自己最近的公园去休闲，暂时远离工业时代的嘈杂，享受片刻的宁静。

城市改造远非简单的“立新”，特别是在巴黎这种历史悠久的古城之中，“破旧”不可避免。如何处理“破旧”与“立新”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在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中，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巴黎大改造的过程中，对于西岱岛以及巴黎圣母院的改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巴黎圣母院是巴黎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因大文豪雨果的同名小说而家喻户晓，然而其所在地西岱岛的历史却鲜为人知。作为巴黎的发源地，这里早在公元前3 世纪就有人居住，是巴黎最古老的地区。每天，圣母院的钟声准时响起，人们穿梭在岛上迷宫般的小巷中，就像一幅迷人的图画。西岱岛厚重的历史在使人迷醉的同时，也存在着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凶杀、盗窃、瘟疫……在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这里似乎成了各种犯罪行为的庇护所、不见天日的法外之地。环绕在岛上行政机构周围的是大量的贫民窟，里面潜在的“暴民”随时可能给现政权致命一击。

修复以前的巴黎圣母院

出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考虑，奥斯曼决定彻底改造西岱岛。这里也因此发生了整个巴黎大改造中“传统”与“现代”最为激烈的一次交锋。在奥斯曼不容置疑的命令下，岛上的民居几乎片瓦无存，居民人数从改造前的15000 人锐减到改造后的5000 人，雨果曾热情讴歌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与成片的老旧住宅一并消失的，还有西岱岛曾经阴暗肮脏的过去。“它们（犯罪和瘟疫）是西岱岛的耻辱，我有幸从头到尾拆除了这一地区。”许多年后，已经退职的奥斯曼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拆除老旧民宅后的土地上，奥斯曼兴建了警察局、司法宫、商业法庭、消防队等公共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筑。如此统一规划、设计宏伟的公共建筑，既彰显了第二帝国的荣耀，也在无形之中宣示着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堪称一场完美的政府形象公关。依靠在塞纳河上新建的桥梁，西岱岛成为联通左右两岸的战略要点，一旦城中有变，政府可以迅速掌控形势。对于巴黎这样一座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奥斯曼在西岱岛的行动受到了无尽的攻讦，许多人指责他是抹杀巴黎历史的刽子手。事实上，奥斯曼的计划并非简单的大拆大建，在对西岱岛进行的改造中，他也回答了一个长期存在于老城改造中的难题。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早在改造开始之前，人们对于西岱岛的未来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设想：其一是将西岱岛建成以巴黎圣母院为核心的哥特式教堂区，重现雨果笔下15 世纪的风貌；其二是拆除老旧社区，建设现代建筑，修复并突出主要的历史遗迹。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奥斯曼毫无疑问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有历史和有历史价值这两者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旧的并不都是好的，拆毁一些没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恰恰是为了突出那些真正意义重大的历史遗存。作为西岱岛的核心，巴黎圣母院不但在改造中安然无恙，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修复。

今日的巴黎圣母院，图中尖塔复建于巴黎大改造期间

这座始建于12 世纪的教堂，历经700 余年的风风雨雨，到了19 世纪已有些衰败，许多雕塑被偷走。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最重要的教堂之一，社会上要求恢复其往日荣光的呼声一直十分强烈。在改造中，这一呼声得到了充分重视。由于在漫长的历史中曾进行过无数次小规模的修补，圣母院内部的装饰已有不少改变。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设计师们研读了大量有关圣母院的文献资料，详加考证，拆除了其中与整体风格不符的部分，严格按照中世纪的风格进行复原，如今我们看到的尖塔就是那个时代复建的作品。一丝不苟的设计师们还跑遍了法国各地，参考同时期保存下来的雕塑，尽可能按照原貌重新制作失窃的雕塑。在施工过程中，施工队全部采用当年使用的建筑材料，拒绝水泥之类的一切现代建材，使修复后的圣母院没有丧失其形成于岁月之中的古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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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改造的后果

巴黎大改造绝非“阳光下的工程”，在恢宏壮丽的新城后面也存在官商勾结的恶行，造成了巴黎贫富分化的加剧。当时的巴黎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人问自己的富人朋友如何这么快就发了财，这位朋友回答道：“我的地被征用了。”城市改造不可避免地需要征用大量的土地，而这一过程中的漏洞和暗箱操作给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机。奥斯曼的夫人曾天真地说道：“好像每要修建一条道路，我们就恰好有朋友在那拥有土地，需要被征用。”许多关于即将展开的项目的机密通过各种渠道泄露到了第二帝国权贵们的耳朵里，使他们得以疯狂地投机。

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社会内部的撕裂。位于市中心的大量老旧房屋被拆毁，许多世代居住于此的中下层百姓失去了安身之所，他们获得的补贴又无法负担新建房屋的租金，因此许多人被迫搬到了相对落后的巴黎东郊。与此相对应的是，巴黎的富人——第二帝国的权贵和大资本家则在城西环境优雅的街区中拥有奢华的住宅。城市中不同地区间的明显差异激化了社会矛盾，东郊的居民产生了一种被放逐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为帝国末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即便如此，巴黎大改造仍然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工程，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巴黎就是奥斯曼交给历史的答卷。美国著名建筑师史蒂芬·柯克兰曾这样评价道：“历史上的多位国王和总统都曾为巴黎建造纪念碑式的建筑，第二帝国将巴黎打造成了一座纪念碑。”改造后的巴黎有了宽阔的道路、便捷的供排水系统、充足的绿色空间、发达的公共交通……奥斯曼的改造工程深入城市肌理，成功实现了巴黎城市形态的现代化转型，为法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城市改造树立了样板。

如拿破仑三世所愿，新巴黎为他的帝国和整个法兰西民族带来了无上荣光。1855 年，万国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慕名而来的游客无不为焕然一新的巴黎倾倒。在这些参观者中，有一位尊贵的客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巴黎访问的9 天里，女王或在新铺设的街道上巡游，或到新落成的地标建筑参观。巴黎之行极大地触动了女王，她回国后专门给拿破仑三世写信，激动地表示：“这次旅行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无法抹去。”

拿破仑三世陪同维多利亚女王参观荣军院中的拿破仑一世墓

有人说今天的巴黎是奥斯曼的巴黎，其实这并不准确。奥斯曼确实改变了巴黎的面貌，但他从未撼动这座伟大城市的根基——那种渗入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城市精神。

巴黎大改造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在两者的激烈交锋中，新巴黎拔地而起，老巴黎也并未因此消失。194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希特勒致电时任巴黎驻军司令冯·肖尔铁茨，下令在盟军攻入以前彻底摧毁巴黎。然而在8 月25 日，他发出的“巴黎烧了吗？”的电报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巴黎在那天解放了。无论是奥斯曼的铁铲还是希特勒的枪炮，都未能改变这座城市那骄傲、不屈的底色。

此谓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