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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为什么远比不上《静静的顿河》?——兼评陕西人艺话剧《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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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陈忠实用“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做为整部《白鹿原》的第一句话,并紧接着用颇为露骨的笔触描绘七次新婚之夜房事的时候,他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不自信——他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创作并留给后人一部真正的经典,但他不愿意承认也不敢面对这一点,于是就狡黠地试图利用读者的窥私欲,而这正是所有地摊文学作者惯用的手法。

 

陈忠实努力想搭起一部史诗或名著的架子,把《白鹿原》变成类似《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但他失败了。《白鹿原》只能说是一部伪史诗,或者伪名著。

 

如果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描绘了顿河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终于走向社会主义,展示了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描绘了美国内战前后白人庄园主的生活,展示了奴隶制不可避免地衰落,南方在痛苦和怅惘中不得不从农业文明蜕变为工业文明的话,《白鹿原》则只不过对历史的变迁做了非常表面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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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表现的是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正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阶段,其深刻性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超过了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到秦汉大一统的变化。

 

但是在陈忠实的笔下,历史没有进步,社会和生活也没有发生质变,“白鹿原”的历史就是白家和鹿家争斗,白家和鹿家继续争斗,白家和鹿家接着争斗······这样无聊的历史。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本身没有发生深刻的、本质性的变化,而是因为陈忠实没有能力表现罢了。

 

《白鹿原》之所以是肤浅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氛围中,由于中国革命没有把中国引向西方,所以就不被承认为是一种现代性。陈忠实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正是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创作《白鹿原》的,这决定了他的视野,也决定了他开掘的深度。

 

我深信,今后的文学家回忆起这段历史,会深感耻辱,时代无愧于他们,但他们有愧于时代,他们没有能够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只能用次品、劣质品冒充正品,用地摊读物冒充传世名著来搪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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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做为陈忠实呕心沥血的产物,《白鹿原》也有精彩情节。

 

认真说起来,《白鹿原》里表现得最好的人物是田小娥,她的悲剧性命运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

电影《白鹿原》只截取田小娥这一段,所以成为最成功的“白鹿原”版本。

 

在面对风骚的田小娥时,整个白鹿村的虚伪、无耻和暴虐都暴露无遗——

一方面,他们用封建礼教来压迫她,不给她名分,也不接受她;另一方面,又垂涎于她的美貌与性感,无论是鹿家的掌门人鹿子霖还是白家隆重推出的长子、族长白孝文,都把和她上床云雨视为人间天堂,用行动证明他们挂在嘴边上仁义道德一钱不值,都是骗人的招牌。但等到事情败露之后,田小娥又被白鹿村视为祸水,由鹿三将她杀害。

 

田小娥死了以后,白鹿村又害怕她的幽灵,白嘉轩出面,下令把她“烧成灰,封死罐”,将她镇压在七层砖塔之下,让她永世不得超生。

 

在田小娥的问题上,一向道貌岸然的白嘉轩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残忍、颟顸、虚伪的封建卫道士,和鲁迅小说《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一样,杀人不见血。

 

当然,尽管田小娥的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但并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类似作品,比巴金、曹禺等差远了,更遑论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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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机会看了陕西人艺的同名话剧《白鹿原》。

 

这部戏被言过其实地称为“五大特点,空前绝后”——

 

一部由现代文学抗鼎之作改编而成的中国话剧新巅峰之作;

一部陈忠实分文不取倾心支持的最满意版本;

一部业内、媒体、观众三方零差评的口碑奇迹之作;

一部包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第六届国际戏剧学院奖”多项大奖的2016中国话剧之冠;

 

看了之后,深感也许正是因为陈忠实“最满意”吧,话剧继承了小说原著的主要缺点——肤浅,甚至无聊,有些地方,则也许可以用刻毒或恐怖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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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正是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革命,才拯救了中国,然而在话剧《白鹿原》中,革命失去了任何进步意义,只是一些边缘化的、道德上有瑕疵的人胡作非为。

 

在第二幕中,表现了黑娃领导的农民协会给白鹿村造成的震荡,但由于全剧没有对土豪劣绅压迫农民有任何表现,反而把地主和长工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像兄弟一般温情脉脉(如白嘉轩和黑娃之父鹿三),所以黑娃的“革命”就完全变成了一种破坏,仅仅是为了发泄家族对他和田小娥关系不认同的不满。

 

舞台上,带着红色袖标的农会会员个个残忍嗜杀,“妇女主席”田小娥则淫荡放肆,被毛主席称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的农民运动,就这样被彻底黑化了。

 

耐人寻味的是,黑娃正是参加了“农讲所”的培训之后,才变得蛮横残暴,以后又堕落为杀人越货的土匪。但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号称“农运大王”,国民党中央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正是毛主席创办的,《白鹿原》通过黑娃这一形象,暗中隐喻的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早在1926年农民运动初起的时候,关于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就有了激烈的争论,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有过详细论述。只是没有料到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居然会延续到新世纪,“糟得很”占了上风,并且在舞台上被艺术化的呈现,这真的很令人叹息并且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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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剧《白鹿原》中,除了白灵和鹿兆海,几乎没有令观众感到光明、亲切的人物,但这两个人物的命运,更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白灵是白嘉轩的爱女,她单纯、善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时坚决要求入党。她本来和鹿兆海相恋,但兆海的哥哥鹿兆鹏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她与自己假扮夫妻,在这个过程她又爱上了兆鹏,终于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在剧中,由于她为了表示抗议而用砖头砸中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鹿兆鹏就安排在已是西北军军官的鹿兆海送她出城,转赴延安,从此一去不返。

 

白嘉轩后来找朱先生,告诉他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头美丽的白鹿,在雪原上一直向西跑去,白鹿一回头,居然是白灵的脸! 朱先生告诉白嘉轩:一直向西,是到哪里?还用说吗?

 

白灵就这样神秘地死去了。在这样一个故事中,延安不再是充满安全感的革命圣地,而变成一处妖魅、诡异、诱惑并制造神秘死亡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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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兆海,一位国民党员,国军军官,是全剧中唯一一位有守有为,为了国家民族慷慨赴死的英雄人物!

他对爱情是真诚的,对信仰也是真诚的。当他发现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了哥哥,成了“嫂子”,他既惊奇又愤怒,但仍然履行自己的承诺,将“嫂子”安全送出西安城,第二天,他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走上了抗日前线,参加了中条山战役并牺牲在那里,他留给已是中共高级干部的哥哥最后一句话是:“卑鄙!

 

而在话剧《白鹿原》中,鹿兆鹏以及其他的中共方面的人物,其所作所为似乎也非常符合这两个字。在剧中,他们蝇营狗苟,躲躲藏藏,既不发动群众,也不铲除恶势力,对抗日大业漠不关心,最大的成就似乎就是由假夫妻而真夫妻,而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无情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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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的最后,似乎没有任何先兆,新中国就突然降临了。

 

但在剧中,新中国的到来,不意味着翻身解放,不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也不意味着清明政治,“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首先意味着镇压和冤狱!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投机钻营,心狠手辣的白孝文以及六亲不认的鹿兆鹏。

 

舞台正中是令人感到极其压抑的“公审大会”四个大字,“起义”后的白孝文当了县长,陷害和他同时起义的鹿兆谦(黑娃),要将他和田福贤一起执行死刑,曾经从事过武装斗争,也做过地下工作,现任县委书记,在整部《白鹿原》中实际上做为“党的化身”而存在的鹿兆鹏,不仅无力阻止他,还同意让自己的父亲鹿子霖“陪斩”。

 

伴随着群众机器人一般冷漠地、整齐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随后是三声震耳欲聋的枪声,然后灯光全灭,一片漆黑。灯光复明之后,“仁义白鹿村”的横匾被打翻在舞台中央,鹿子霖蹒跚着爬行而来,白嘉轩坐在地上,用“老腔”凄厉地哭号……

 

这就是话剧《白鹿原》呈现给观众的新中国——这是“白鹿原”历史上首次真正大开杀戒,它带给观众的恐怖感和压迫感,超过了在舞台上来来往往的所有军阀。

 

这样的“新中国”,有什么正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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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鹿原》应该受到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解析,而不是一味的顶礼膜拜!

 

无论原著还是话剧,《白鹿原》都有着过于浓烈的文化失败主义情绪,从陈忠实到莫言,他们都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他们不能深刻地反映、记录时代,他们的作品给读者以错误的暗示,是中国人的自我丑化,也使中国人回望历史时失望沮丧,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白鹿原》也是失败的。

仅仅在见证八十年代曾经经历的文化溃败的意义上,《白鹿原》才是有意义的,《白鹿原》应该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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