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药产业的黑历史：用收容所儿童进行残酷实验

来源：文汇书摘  2019-12-02

【导读】在如今风光的美国医药产业背后，曾有着不堪的黑历史，早年的美国医学精英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用社会地位、种族、身体与智力上的缺陷的儿童作为医学实验的样品，而当时美国的贵族、社会名流以及各行各界精英们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一位用迟钝儿童、囚犯和穷困的老年人长期进行临床实验的美国医学工作者后来怀念道：“从没有人过问我在做什么，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这种现象直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才开始有人提出质疑。

        1929年春夏，全美国最为杰出的三名科学家打算为纽约市郊某州立“低能儿”收容所的一个十三岁的“先天愚型侏儒”实施预谋已久的阉割手术。

        这场非治疗性的手术由美国顶尖优生学家与优育倡导者查尔斯·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主刀，他的不懈努力将“纯粹的偏见带入到严格的社会等级中”。达文波特的行为得到了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知名医生、外科手术技艺精湛的乔治·华盛顿·科纳，以及出身耶鲁的科学家、细胞学专家西奥菲勒斯·H·佩因特的协助，后者还在随后进行了组织培养分析。

        1920年代时，将收容机构里的孩子用于探索性方法、调查性治疗以及实验性预防法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美国，像达文波特这样的重要优生学家给这些囚禁于经营不善、人员不足的国立或州立收容所、医院和孤儿院的孩子们贴上了无价值群体、人类弃子的标签，因此有显著必要了解他们这群人的特性。在优生学领域，有些人认为这些孩子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素材”——用于与他们自身的状况不相关的方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收容所儿童越发成为了牺牲品，研究者们纷纷寻找他们作为实验素材。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后来的冷战进一步加大了对实验素材的需求。牢牢把持着身心缺陷儿童的研究“志愿者”和收容机构因其自身的便利条件、与世隔绝乃至低廉要价而成了香饽饽。许多研究者都把这些机构看成老天的恩赐，而且要多少有多少。

        在医学研究领域，功利主义、家长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观念一直普遍存在着，但是美国对优生运动的狂热，以及身陷两大国际冲突之中的事实，也使开发型研究实验变得更为必要。有了这样强有力的理由作为支持，部分曾经宣誓绝不伤害的医生开始屡屡违背从前的誓言。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种状况。

        一直以来，查尔斯·B·达文波特就醉心于与遗传障碍相关的任何知识，“先天愚型侏儒”更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曾对莱奇沃思低能儿收治所的主管说，这种病症来源不明，且一直被认为是无药可医的，通过对“矮生植物与昆虫”的研究，他发现了一种可能的方法，这让他越发相信“先天愚型侏儒也许是染色体复合异常造成的”。

        他需要用人做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而且他完全清楚去哪儿能搞到实验体：有一家专门收容缺陷人群的机构，他已经在这一领域钻研多年。他在书面申请中对机构主管说，是时候“对先天愚型人的分裂细胞相关染色体检查一番了。唯一确定能够观察到细胞分裂的器官就是睾丸。而在适宜条件下获得该固定染色体的组织，从而对其进行观察的唯一途径，就是阉割”。

        达文波特坚信，对这一科学难题的探索完全合情合理，而对先天愚型儿童进行阉割则“对解决这一难题大有裨益”。申请很快就获得了许可，包括这个孩子的单亲父母、收容机构主管和研究者在内，没有任何人对这种以获取知识的名义来阉割儿童的行径提出异议。

        直到19世纪末期，在布鲁克林艺术科学学院任教期间，达文波特创办了一间生物实验室，专门对长岛某片叫做冷泉港的繁茂沼泽区当中的原始海洋哺乳生物进行研究。一边翻暗礁、挖牡蛎，观察各种生物群落，他又一边开始认真钻研优生学创始人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理论。他被高尔顿的观点深深地吸引了，而这对大洋两岸的科学与观念都不是个好兆头。

        高尔顿出身于杰出的达尔文家族，一直就被人寄予厚望，但他平庸的学术生涯让人们对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他的漫游癖和永不止息的好奇心却让他成为了一名环球旅行家、自学成才的地理学家，还因卓越贡献获得了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

        但是，他对人类差异性的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以及对数学的热爱促成了他在遗传方面最具争议的科学发现。高尔顿猜测，敏锐的观察者能够由人类多样性中的累计差异推导出的数学形式与趋势，预见在时间推移中，一个给定人口数某特定变量的变化，比如身高、体重或智力等。不仅如此，当庞大人群中存在多方面的巨大差异时，人群的代际差异就会变小。对高尔顿来说，遗传不仅体现在人的眼球颜色、身高等自然特征上，也体现在人的心理和情感素质上。一个人具有创造性或总是慢吞吞，都是遗传的结果。对遗传，尤其是1860年代英国显赫家族的天赋遗传思考得越多，高尔顿就越发坚信，科学与数学才是发现生殖秘密的钥匙，一旦了解了其中的奥妙并得其要领，人类将会获得永久的飞跃。简而言之，“不受欢迎的就抛弃，受欢迎的就多多益善，这样难道不好？”

        和19世纪最后二十几年的许多人一样，高尔顿的脑中盘旋着无数关于种族净化和完善人类的疑问。1883年，他出版了《探求人的能力及其拓展》；又经过数年对其遗传理论如何命名的权衡，他最终选择了将两个希腊语词汇“eu”（良好，优秀）与“genes”（出生）合而为一，造出了“eugenics”（优生学）这个词。这一词汇将会迅速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在五花八门的形式、政策与事务中变得面目全非。

        在高尔顿看来，无论是被叫做种质、原生质或随便什么名字，这种使生理和心理特征产生代际遗传的关键所在，就是遗传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他跟同时代其他人并未真正理解遗传性状是如何传递的，但他们知道一个人的种质合格与否与其环境和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高尔顿表示，他对那些不合格家族的悲惨境遇并非冷酷无情，但他同时也认为，想要社会进步，就必须对这类不合格因素加以遏制和淘汰。虽然他没有说看不起那些疾病缠身和生活不幸的人们，但他确实主张把这些人群隔离开来，从而让这些可能产生“堕落者”的家庭终止繁育。

        19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对特定人群的妖魔化和污蔑不仅获得了广泛支持，其合法性也日渐完善。高尔顿强调应该将从社会最佳代表那里的收获最大化，他还主张对那些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加以限制，比如通过严格控制婚姻许可，来避免基因缺陷人群形成等。20世纪早期，这项运动不仅在社会中生根发芽，更使社会笼罩上一层更加黑暗沉重的光晕。高尔顿的强调通过生物学上有益的婚姻来拯救社会的“积极优生学”，很快就被“消极优生学”所取代，后者强调通过激烈手段与政策，对基因不合格者，如果不能消灭，就要加以控制——凡是被判定为心理衰弱、种族堕落或非原生北欧日耳曼血统的人都在此列。而那些基因低劣的人则受到了更加粗暴的对待。

       自1883年高尔顿造出了“优生学”这个单词才过了十年，美国医生兼疯人院主管霍伊特·皮尔彻博士，阉割了堪萨斯州温菲尔德低能与弱智儿童收容所的近七十名男孩。皮尔彻的前任主管曾经连续多年对该机构中“确诊手淫患者”的病人们无偿施以行之有效的救助。就任疯人院主管伊始，在“对这一课题进行一番理性审视”后，皮尔彻着手钻研能够终结此种连绵不绝的恼人问题的“临床疗法”或解决方案。他相信自己已经通过外科手术发现了答案，那就是阉割。

        皮尔彻的行为让许多堪萨斯人感到恐惧，但医学团体却呈现出支持的态度，甚至表现得非常积极。某州立医学期刊称，对皮尔彻的“猛烈”攻击完全是盲目的夸大其词和“政治恐吓”，还说“医学领域对阉割的热情日益高涨”，将其当成遏制疾病与犯罪的双重利器。该文章中还表示，向公众“传授”这一观念迫在眉睫。

        其他医生们迅速声称，阉割对各种疾病和社会问题都有奇效。1897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医学会会议上，埃弗雷特·弗洛德教授对同行们说，马萨诸塞州鲍尔德温镇一家收容所的二十六名儿童才被实施了阉割。弗洛德说：“最初施行阉割只是抱着减少手淫这种顽疾的想法。”这位医生写道，一个男孩“不知廉耻，确诊为癫痫，而且多少有点弱智”。弗洛德说在获得了儿童父母的许可后，一位外科同僚实施了手术。这些实验性手术的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弗洛德说道，因为“每一例手术后，手淫症状都停止了”。与此同时，阉割后的儿童都变得“面色更加平静”，多长了“不少肉”，变得“更可控”，表现得更好、更诚实了。弗洛德指出，最后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把缺陷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被彻底消除了”。

        19世纪的最后十年，科学领域催生出了大量为了优生进行阉割和绝育手术的能手，哈里·C·夏普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印第安纳州教养所的一名外科医生，并在这场绝育运动中成为了一名直言不讳的领导者。夏普就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日益加剧的缺陷种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写作与演讲。他所谓摆脱缺陷种质的“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绝育手术。紧接着他又讲到，他给四十二名青年男子做了绝育手术，当中有些人只有十七岁。他还说，为了确保这些人不会成为罪犯和社会的蛀虫，他一定会为更多成百上千的人进行绝育。夏普对自己的结论十分满意，他坚称“激进的方法是必要的”，并鼓励医生同行们向当职官员施压，让疯人院、监狱和智障收容机构的主管将每一个收治其中的男性病患都执行绝育。

        同行们对夏普的文章基本上都给予赞许，从库班麻风病人聚居所到俄亥俄监狱的主管们都对他表示支持。事实上，夏普还曾打算竞选美国国家监狱协会的医师协会主席，通过这一职位他就能拥有更大的权威宣传其理论。医学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宣扬绝育手术的可行性与实用性，而夏普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在1880年到1900年间，医生们撰写了大量推崇“通过绝育实现社会约制”的文章，大多都持同一种论调，即谴责犯罪率增长、关押犯人成本提高以及对病人术后表现出的勤奋、雄心勃勃与快乐进行满怀自豪的高度赞扬。

        越来越多的医生参与表态，有些也因此声名鹊起。一位声望颇高的外科医生威廉·T·贝尔菲尔德博士在1907年12月的芝加哥医生与律师俱乐部会议上签署通过了优生学与大规模绝育手术政策。他的发言很快在新墨西哥州医学会期刊上发表，强调说美国凶杀案发生率急剧上升，已经“比伦敦高出三十三倍”。贝尔菲尔德敦促伊利诺伊州的立法者尽快通过与其时刚通过不久的印第安纳州法律类似的绝育法案；其他人也纷纷进行类似的游说活动。

        新泽西州癫痫病人之家主任医师大卫·威克斯博士、弗吉尼亚州立感化院首席外科医生查尔斯·卡林顿，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立精神病院委员会秘书长F·W·哈奇博士，都积极撰文、游说，或用万能的优生理论试图治愈美国的“社会痼疾”。有些优生学拥护者，如莱维利斯·F·巴克尔和G·弗兰克·林德斯顿等，他们不单是各种机构的主管，更是医学界的首要人物。巴克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首席医师；林德斯顿则是伊利诺伊大学泌尿生殖外科专业的教授，极力主张通过医学抵制非优生群体——南欧移民——而且恬不知耻地对这些观点大加鼓吹。他不仅提倡对强奸犯进行阉割、对不良群体（癫痫、酗酒和肺痨患者）施行绝育，还建议用毒气室“把杀人犯和愚蠢的低能儿都杀掉”。巴克尔和林德斯顿的文章，尤其是被《美国医学会期刊》和《纽约医学杂志》发表过的那些，让当时许多美国人意识到，优生学手术已经获得了专业领域的认可。……

        直到1940年，拿收容人口当小白鼠的情势终于发生了改变，却是由相对小规模的行业内部行为，转化成了政府出资、高校资助的成熟的现代医学支柱。（摘自三联书店《违童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