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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香港双城记 | 袁岚峰

导读

曾经香港也计划发展数码港,可是各方掣肘,不了了之,最终成为一个经济99%依靠服务业的城市。如果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有突破,那么合肥必定会载入史册。千百年后人们不会记得哪个城市有多么繁荣的金融,但肯定会记得哪个城市推进了核聚变这样伟大的科学事业。

今天,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合肥是个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合肥是一个小城市。但其实,合肥现在有800万人口,你见过800万人口的小城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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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肥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中,合肥的这个特点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位于此地的大学的名声,高于城市本身的名声。

如果是小城市或者小镇,大学比小镇更有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位于剑桥)、牛津大学(位于牛津),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位于普林斯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位于美国的剑桥市)、康奈尔大学(位于伊萨卡)、加州理工学院(位于帕萨迪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伯克利)。

我在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作过博士后,这两座小镇都只有几万人口,整座城市都是围绕大学而存在的,几乎就是大学城。

但是,合肥的人口有800万,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跟柏林、巴黎相近,西方达到这个量级的都是中心城市),有强大的制造业,有建设成国际大都市的愿景,显然和这些小镇不属于同一类。

在大城市当中,拥有世界知名大学的例子也很多。

例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位于洛杉矶)、卡内基梅隆大学(位于匹兹堡),日本的东京大学(位于东京),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位于巴黎)。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位于上海)、浙江大学(位于杭州)、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位于南京)、南开大学(位于天津)等,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

然而,这些城市本身在国际上就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大学发挥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合肥的情况跟它们又有显著的区别了。

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制定了一个“自然指数”(Nature index),通过统计在若干家一流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衡量各个国家或者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产出。中国的自然指数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且增长最为快速。

2014年,自然出版集团做了一个中国特辑,介绍了中国基础研究产出最高的11个城市(北京、上海、香港、南京、武汉、合肥、杭州、长春、广州、天津、深圳)、位于这些城市的研究机构和它们的研究成果(http://www.nature.com/nature/supplements/nature-index-2014-china/index.html)。

对于大部分城市,导言中说的都是这个城市如何如何。例如北京(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16/n7531_supp/full/516S60a.html):

“Beijing,
the political centre of China for nearly a millennia, hasseen
unprecedented growth in its research output, scientific impact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last 15 years. And the momentum shows
no signsof abating.

【翻译:北京,中国在将近一千年时间里的政治中心,在最近15年中的研究产出、科学影响力和技术创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且这个势头没有减弱的迹象。】”

只有合肥的导言与众不同(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16/n7531_supp/full/516S68a.html):

“Hefei
has kept a low profile for many years. However, as the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ontinues to break new ground inthe
physical sciences, the city is moving into the global spotlight.

【翻译:合肥在许多年里都保持着低调。然而,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理科研究中持续不断地开辟新天地,这座城市正在进入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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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可见,对于合肥而言,不是城市提升了大学的知名度,而是大学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

这完全符合我和外国学术界人士交往的经验。对他们来说,UST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of
China)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经常在身边遇到科大的留学生和科大出身的科学家,经常看到科大和科大人的研究成果,许多人跟科大有合作研究。而合肥这座城市,就需要一些介绍了。显然,这座城市的基本概念就是“USTC所在的城市”。

最近,科大又出了一个喜报:在新当选的64位科学院院士中,科大校友有14人(http://news.ustc.edu.cn/2019/1122/c15884a405675/page.htm)。我的博士导师有两位,以前都写朱清时院士和杨金龙教授,现在两位都是院士了,祝贺杨老师!

我的朋友、风云学会会员陈经本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在香港科技大学,所以他对合肥和香港的情况都很熟悉。他告诉我,相比之下,香港就成了一个反面典型。

同样在2019年11月,香港的8所大学,不仅没有为城市增光,反而因为本地学生闹事,搞到全部要停课。双11的时候,大陆人民忙着购物,香港却交通瘫痪。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大学纷纷取消学期的剩余课程,改为网络函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更是被暴徒占据大肆破坏。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申请14亿经费维修,受损更为严重的香港理工大学被少数拒不投降的暴徒盘踞的时间更长,会要更多的钱。这些大学能否复课先不说,本地学生不爱学习只爱捣乱已经出名了,许多大公司拒绝招收香港大学生。

合肥的大学能为城市增光,香港的大学却成为城市黑点,根本区别就在于学生的学风。香港的大学教职员工待遇极好,教授是全球招聘的,水平很高,可以说教师水平不比中科大差。区别在于,中科大是全国所有大学中学风最好的,号称“不要命的上科大”。而香港的本地学生,可以说是风气全国最坏,不仅自己不学习,还把内地来的好学生也弄得没法学习了。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合肥的历史。

合肥在秦汉之前没有像安阳、洛阳、太原、咸阳那样上演过波澜壮阔的活剧,不过三国时代的逍遥津大战也称得上脍炙人口。合肥在中国城市中排不到最前面,但跟外国那些历史不到一千年、甚至只有两百多年的城市相比,绝对是绰绰有余。

然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合肥主要是作为军事要地存在的,不是经济、文化中心。

1949年刚解放时,合肥县(请注意不是合肥市!)只有两条街道、数万人口,卫生机构只有县医院1所,床位12张,房屋13间,工作人员12名,其中医生2名。

1952年,毛主席力排众议,将合肥设为安徽省会。

1958年,为了培养两弹一星项目急需的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成立。

1970年,为了准备跟苏联打仗,林彪发出一号令,要求许多在京机构疏散。科大经过重重颠沛流离,人员、设备损失大半,落户在了合肥。

当时谁能想到,这朵历史的浪花,埋下了这座古老城市命运的转折?

改革开放之后,在追回浪费的时光、呼唤“科学的春天”的时代气氛中,科大声名鹊起。最初主要是教育方面的成就,例如少年班、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

当时整个中国能在国际上拿出手的科研成果都寥寥可数,只有青蒿素、哥德巴赫猜想、有限元方法、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科大在天文学和物理学、数学等方面有一些有国际显示度的成果,但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跟现在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当然,后人的成果都需要深切感谢前辈的筚路蓝缕之功。

到1990年代,我在科大读本科的时候,外国对科大主要的印象都来自科大的留学生,而不是科大的研究成果。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跟全国的趋势一样,科大的原创研究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科大不再只是一个能为外国一流研究机构培养好学生的地方,而是本身变成了一个一流研究机构。单分子化学、铁基超导、纳米材料、量子信息……在顶级科学期刊上看到科大的成果,成了家常便饭。

在以前不短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科大以及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所、智能所、固体物理所等在合肥的科研院所,对合肥的帮助主要属于软实力的层面,对经济的直接拉动效应不大。

然而近年来,这种格局已经根本改变了。

中国各行各业的技术普遍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通过技术低成本扩散就能快速增长的时代过去了。以后不能把提升技术的主要希望放在对外引进上面,只能靠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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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市总体规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合肥忽然发现,本地的科研院所成了无价之宝、最大的资产。以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依托,科学变成了合肥最大的特色,合肥变成了全世界科学特色最强的大城市。合肥弯道超车,一举获得了最快的发展速度,以及更重要的,无限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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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合肥城交通繁忙的立交桥

在合肥的许多新的定位当中,最重要的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比“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等等更有价值。

道理很简单,定位只是个参考,需要自己努力,定位才能成为公认的现实。如果自己足够努力,定位还会与时俱进地提升。光看定位的话,中国早就充满国际化大都市了。按照定义,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但人们很少想起这一点。而合肥建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定位,前景也不可限量。

说到抓科学技术的机会,我们又要谈到香港作为反面典型了。香港一度也想打造城市的高科技形象,出重金建立了几所高校,也有“数码港”等高科技规划。现在上海搞得风生水起的中芯国际,最初是想到香港的。但是香港没有紧迫感,嘴上说要高科技,实际动作慢吞吞。数码港变成了房地产项目,高科技公司来落地也傲慢地提种种条件,把人赶跑了,最后错过了机会。2018年,香港的研发投入强度(也就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0.79%,不到全国值2.18%的一半。香港的产业空心化了,有钱都没地方投,研发投入强度就上不去。而邻近的深圳抓住了机会,研发投入强度高达4.34%。合肥也不错,2016年就超过了3%。

近年来,合肥的高科技产业出现了令人目眩的发展。例如合肥大力支持的京东方,成为了世界数一数二的半导体显示企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遍认为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是有望彻底改变世界的未来三大黑科技,而这三大黑科技都是合肥的强项。

量子信息的研究领域,包括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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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信息

在量子通信方面,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实现了卫星与地面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纠缠分发三大科学任务。2017年9月29日,中国开通了世界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欧美目前在跟随中国,大力发展量子通信。

在量子计算方面,欧美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紧随其后。例如2019年10月,谷歌宣布实现了“量子霸权”,即对某个任务实现了量子计算机远远超过现有的超级计算机。在同一时期,科大的潘建伟、陆朝阳等人在另一条技术路线上接近了实现量子霸权。中国的量子信息研究绝大部分都出自科大,或者与科大有关,科大已经是量子信息研究的国际中心之一。潘建伟、郭光灿、杜江峰等研究组,给科大、合肥和整个中国显著地提升了出镜率和国际形象。

在人工智能方面,科大和智能所都有许多研究,例如著名的聊天机器人“佳佳”。此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源于科大的企业——科大讯飞。讯飞最著名的产品是什么?大家都非常熟悉,就不用我介绍了。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科大讯飞多次在语音识别的世界大赛中取得冠军。“讯飞超脑”项目让机器人参加高考,有望达到一流高校分数线。2017年12月,科技部依托科大讯飞建设了认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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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在可控核聚变方面,媒体经常报道等离子体所和科大的进展。例如2015年4月,科大建成国际最先进的反场箍缩磁约束聚变实验装置“科大一环”(KTX)。2016年11月初,等离子体所的EAST(先进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成为世界首个实现稳态高约束模运行持续时间达到分钟量级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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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近30年来,人类对核聚变最重要的集体努力叫做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在ITER的七个参与方中,中国是最积极的。例如2016年12月,由中国研制的热核聚变堆核心部件在国际上率先通过认证,这种核心部件是盛放超过1亿度的聚变燃料的容器。但由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拖延,ITER的进度远远落后预期,几乎是每年推后一年。按照最初的计划,今年都应该放电了!但现在连影子都没有,设备还没造好呢。因此,中国决心自己上马,建设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2017年12月5日,CFETR在合肥正式启动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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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效果图

中国的聚变研究,引来了大片的“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赞叹,激发了许多人对科学的热情。

在历史进程中,通过自我奋斗,合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科学,重新定义了城市的气质。

科学,创造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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