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离世与媒体行业的过劳

今天凌晨，台湾明星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时，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随后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人们将怒气撒向了浙江卫视，接连几篇刷屏文，无不在谴责节目组。

诞生于航空研究中的海恩法则认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卫视节目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当然不是偶然。但这一隐患之所以未被提前发现，恐怕不仅是由于节目组成员疏忽大意或准备不足。若是仅仅控诉节目组，也只是泄愤之举，并不理性。实际上，长期以来，媒体行业严重过劳与高度焦虑，已经是公开的事实。说到底，节目组成员同样是这一行业生态的受害者。

媒体行业者大多缺乏稳定保障，流动性强，内部的收入差距极大。一个卫视节目组，如果突然拿到项目，必然是加班加点连轴转，连续通宵熬夜两三晚上，持续五六十个小时不睡觉是常态。而一旦没有拿到项目，又总是无事可做，赋闲在外。

许多脑力劳动的行业都会有类似特点，但媒体劳动还有自己特殊性。媒体行业的绩效工资奇高，基本工资奇低。北京媒体公司的员工，有人每个月只有两千元的基本工资，而如果赶上有活，拼命工作，一个月甚至能拿到三四万的绩效。这就意味着，一旦赋闲，收入大幅缩水；一旦有项目，就必须舍命干活，不出岔子，把钱挣够。

其实媒体行业的总收入不算低，特别是处于上升期的新人，收入还是可观的，明星就更不用说了。但媒体行业往往在兜售欲望。这一行业身处社会最喧哗之地，接纳和传递着最容易煽动大众的意识形态。在把消费、致富、竞争这些欲望兜售给观众的时候，从业人员自己中毒更深。

无论是用工体制，还是思想意识，媒体行业都在逼迫或引诱着从业者，抓住一切机会，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缩小与其他人的差距。在这样的行业之中，过劳的危险早就存在，过劳的隐患却一直没有办法被根除。

我曾偶然参与过一次卫视节目录制，在影视棚里和导演、演员、实习生、摄像、道具、服装、工人一起待了两个晚上。几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极度缺乏睡眠。特别是导演们，在一个月的录制过程中，常常一晚上只睡4个小时。完成一场节目，实际上需要大量人手，承担不同种类的工作。但节目组总是尽可能压缩人员，尽可能少雇一些人，或者是使用不拿工资的实习生。

影视棚里一片漆黑，不分白昼。在漆黑的角落里，横七八竖躺着一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副导演，有的是后勤。一旦没事，他们就呼呼大睡。对讲机一响起，他们便爬起来走到前台去开始工作。有时候，他们整整一个周都不会离开这个影视棚。

看到高以翔的新闻时，我翻了翻从摄影棚回来那天的日记，里面写了几句话：

“26号在影视棚呆了一天。录节目实在是辛苦。接待我的一个实习生，早上开始工作后，一直到晚上八点多都没有时间吃点东西。采访我的两个助理，在夜里11点多聊完之后，说要回去写思路，准备写到六点睡一个小时再起床接着写。他们还说，XX也是夜里5点才睡觉的。等到节目组的车送我回来，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我困得睁不开眼。”

 

“回想这次拍摄的经历，只感觉电视行业的从业者，真的太不容易了。完全用自己的生命来工作。”

那时候只是觉得他们辛苦，没想到居然还会出人命。

这次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媒体行业的用工方式、工作节奏，有没有可能做些调整，能把人看得重要些，更关心人一些呢？

如果系统性的东西难以改变，媒体从业者们，有没有可能尝试调整心态，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笼中些微挣脱，放自己一条生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