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路——看他们如何搞垮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3)

回过头说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宇航工业。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个月后，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被送上了太空。与前一次不同的是，此次发射搭载了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这是为下一步发射载人航空器进入宇宙空间做准备。

　　正当勃列日涅夫忙乎载人航天工程的时候，他的人生出现了一条岔路。

　　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赫鲁晓夫指定勃列日涅夫接任。

　　当上国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肯定不会开心，因为在这同时，赫鲁晓夫免除了他中央书记的职务，就剩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头衔。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毫无实权，远非什么要职。

　　以前看苏联历史，总想不明白一件事。为啥勃列日涅夫受赫鲁晓夫提拔重用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要造他的反。现在再想想，极有可能是这次被赋予闲职使他对赫鲁晓夫产生了猜忌。

　　当然了，政治家的心深不可测，真实想法只有勃列日涅夫自己才知道。不过，他大可不必着急，还有四年的时间，党内领袖地位将向他走来。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载人飞船，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出发进入太空，成为世界第一位宇航员。4月14日，已经荣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为加加林佩带上了一枚列宁勋章和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代表国家表彰他的功绩。

　　就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他分管宇航工作这几年，苏联宇航事业突飞猛进、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在多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使他对这项事业的产生了极大的偏好。在后来当政的18年中，他一直特别重视加强苏联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的竞争，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最终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漩涡。

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斯大林死后最初几年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得苏联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苏联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提高。这一切使得赫鲁晓夫野心逐渐膨胀，开始寻求自己从政道路的更高“巅峰”。

　1957年以后，赫鲁晓夫昏招频出，令国际国内人士大跌眼镜：

 　　1957，赫鲁晓夫下令在全国各地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把隶属于中央的企业交给地方管辖，扩大各加盟共和国职权。结果，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国家经济陷入混乱。

 　　1958年2月，改组拖拉机站，将大型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使农庄和农民负担急剧增大，濒临破产。接着又掀起“玉米运动”，违背苏联自然地理条件，推广种植玉米，结果造成粮食总产量减产。

　　1958年11月，挑起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果在美英法三国的强硬态度下让步，苏联在国际社会威望受损。

　　1959年，与中共发生争论，并撤走援华专家，引起中共强烈不满，为日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埋下引线。

　　1960年秋，赫鲁晓夫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扰乱会场秩序，一时传为笑柄。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决定拆分地方党组织，建立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大会通过新党章，增加了一条以前从未有过的规定：“为体现党的领导机关经常更换成员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成员在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1/3。”这意味着领导干部终身制将被打破，党内高级干部无法终生享受斯大林时代的特权了。

 　　这还了得？1957年6月，大家辛辛苦苦拥护你打倒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他们，就是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频繁对干部实施大清洗。结果您老人家要用选票对大家实施大清洗，谁还为你打工？

 　　1962年7月，赫鲁晓夫挑起古巴导弹危机，最终的结果却是再一次对美国让步。苏联在这一事件中颜面尽失。加之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连年裁军，削弱特务机关职能，导致军方和克格勃对其十分不满。这些不满意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意，外交部的不满意，尤其是党内高官的不满意加在一块，终于酿成了一场新的旨在推翻他的政变。

1963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突发脑溢血，丧失工作能力，住进医院。

 　　此人是当时的苏共党内二号人物，也就是传说中的第二书记。这位仁兄长期担任列宁格勒的党委领导人。在1957年夏天的那场政变中，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军用飞机还没来得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空降至莫斯科，科兹洛夫就邀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作的二十几位中央委员率先冲击克林姆林宫，向主席团表达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并以此为朱可夫争取时间。

 　　这件事赢得了赫鲁晓夫的充分信任，赫鲁晓夫把科兹洛夫作为接班人培养，不断提高其威望，直至第二书记。可惜，突发的脑溢血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时任苏联国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

 　　当时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是只挂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虚衔，而没有兼任中央书记，权势远不如1956年。科兹洛夫病休后，赫鲁晓夫不得不对接班人问题作出重新安排，将勃列日涅夫和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同时调入中央书记处，担任中央书记。同时免除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由米高扬接任。 　　根据赫鲁晓夫的安排，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二书记，波德戈尔内管组织人事工作。除此之外，还扩大了一位主席团候补委员、时任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的权力。

 　　科兹洛夫病休后，赫鲁晓夫扩大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增加监察外交部、军队、克格勃和公共秩序维护部的职能。这就意味着谢列平可以监察苏联陆海空三军和火箭部队，克格勃国内外特工和全体边防军、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和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权力几乎赶超当年贝利亚时代的内务部。加上时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谢列平的老部下兼好友。克格勃也成了他权力的后花园，这位主席团候补委员的权力几乎大过了所有的主席团委员。

尽管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赫鲁晓夫亲手提拔的，但是，赫鲁晓夫主导的新党章中规定：“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这一规定严重伤害了这些人的长期坐江山的愿望，他们希望搞掉这条新规定。

 　　那么，怎样搞掉这条新规定？很简单，搞掉赫鲁晓夫！

 　　有人得意，当然也有失意的。时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伊格纳托夫就属于这个圈子。伊格纳托夫和科兹洛夫一样，也是1957年六月政变中赫鲁晓夫的功臣，政变后荣升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后因反对赫鲁晓夫的激进改革，被赫鲁晓夫降为主席团候补委员。这哥们心怀不满，很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组成“倒赫集团”，展开了行动。

 　　分工是这样的：

 　　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利用自己的“职责所在”，经常有事没事地找高级干部谈话，试探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争取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支持；

 　　谢列平负责监控全国政治形势动向，排除干扰倒赫行动的一切不利因素；

 　　谢米恰斯内负责调整克林姆林宫的警卫和中央领导人的通讯联络，保障政变顺利进行。

 　　最后说说伊格纳托夫，这位仁兄也不闲着，他来到乌克兰，干起了更重要的事。

 　　和往年一样，1964年7、8月间，苏联党政军高级干部陆陆续续来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享受一年一度的带薪休假。伊格纳托夫也来到克里米亚，和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汇合，开始私下密谋串联，拉拢正在休假的中央委员们在即将召开的十一月中央全会上投票反对赫鲁晓夫继续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谢列斯特全名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的亲信。波德戈尔内担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时，谢列斯特长期担任他的助手。波德戈尔内被提拔为中央书记后，谢列斯特升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作为赫鲁晓夫权力发源地乌克兰的最高领导，波德戈尔内和谢列斯特特别重视争取乌克兰各州州委书记的支持，以求全面摧毁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权力基础。

这下好了，主席团的大佬们在莫斯科频繁活动，伊格纳托夫和谢列斯特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秘密拉队伍，按说加上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秘密监控手段，政变准备工作应该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谁曾想，事情还是败露了。

 　　1964年9月初的一天，伊格纳托夫的警卫队长加柳科夫秘密会见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向他透露伊格纳托夫近期经常与各州委书记私下谈话，并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打电话，言语中多次提到十一月。谢尔盖半信半疑，立刻将这件事告诉父亲。赫鲁晓夫不以为然，根本不相信他们敢这么做，反而在九月底去到克里米亚的皮聪大海滩休假。

 　　克格勃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政变者决定加快脚步，提前动手。

 　　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后，勃列日涅夫找到苏斯洛夫（中央主席团委员，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争取他对政变的支持。苏斯洛夫早就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激进改革，立即答应。

　　10月初，勃列日涅夫出国访问，波德戈尔内等人找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波里扬斯基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上述三人都是中央主席团委员），迫切希望他们和他们领导下的部长会议能够支持政变。

 　　柯西金问军队和克格勃是什么态度，得到的答复是“军队早就对他不满意，谢米恰斯内是我们的人”。柯西金等人听后表示同意。

 　　就这样，中央主席团一致同意罢免赫鲁晓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0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会议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名义作出决议：第一、通知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参加定于10月13日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第二、撤回赫鲁晓夫1964年7月18日提出的下发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农业向集约化过渡的领导问题的意见书》；第三、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召到莫斯科听取主席团的有关报告。

 　　决议有三条，第一条是告诉赫鲁晓夫我们要废了你，第二条是告诉地方党组织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的政策，第三条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

10月12日，赫鲁晓夫接到苏斯洛夫的电话，要他回来参加有关“农业改革”的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听了火冒三丈，断然拒绝。因为原定会期是11月，主席团竟然敢在他不在首都的情况下自己改了时间。苏斯洛夫表示，如果赫鲁晓夫不返回，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 　　赫鲁晓夫这才反应过来情况有些不对，猛地想起了儿子告诉他的那场预谋。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自己亲手提拔的部下们会对自己下手。而且，他也不相信，平时对自己毕恭毕敬的部下们有能力有勇气罢黜自己。

 　　他忘了，他怎样对待对他关爱有加的老领导卡冈诺维奇。

 　　他也忘了，他曾经对斯大林多么的毕恭毕敬，又怎样在斯大林死后诋毁他。

 　　赫鲁晓夫只好在10月13日早晨出发，乘飞机返回莫斯科，他没有带一兵一卒，因为他已经无法调动军队，军队已经倒向中央主席团。在从皮聪大海滩去机场的公路上，连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都看得出来，“送行”的将军们是在监视他们父子。不知此时的赫鲁晓夫是否会想起七年前为他挺身而出又被他恩将仇报的朱可夫元帅。如果他在，军队还会失控么？

 　　10月13日下午，中央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多位委员发言批评赫鲁晓夫野蛮粗暴、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和他执政后期糟糕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的几次辩解都被打断，只好故伎重演，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罢免他。勃列日涅夫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主席团也没有谁希望赫鲁晓夫再一次翻盘。 　　10月13日晚，赫鲁晓夫用已经被监听的电话打给米高扬说“我放弃了，随便他们吧。”克格勃立刻把监听的内容告诉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随后让部下通知已经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于10月14日召开中央全会。 　　十月全会上，苏共中央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决定禁止同一人同时担任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加强集体领导，防止再度发生独裁专制的领袖。

苏联1964年十月政变是苏联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整个政变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军队没有一兵一卒的调动，也没有兵变，克格勃和警察机关也没有逮捕一个人，更没有制造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间谍份子”和“反党集团”。党内和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和质疑就全面接受了最高领导人的变更。 　　最明显的见证就是，1964年10月19日，苏联“上升”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党和政府在莫斯科为三位宇航员举行欢迎仪式。勃列日涅夫发表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赢得了首都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热烈掌声和欢呼。仿佛谁也不在意主席台少了个赫鲁晓夫。

 　　那场面，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然而时至今日，围绕“到底是谁组织了十月政变”和“勃列日涅夫是作为‘平衡木’式的过渡人物还是众望所归当上第一书记”依然存在巨大争议。

 　　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智力平庸，胆小懦弱，没有显著的政绩军功，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去组织这样一场政变。他只是个打酱油的，大家推举他当第一书记是各派势力相互妥协平衡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罗列过以下几条论据：

 　　第一，赫鲁晓夫从来没有看中勃列日涅夫，没有想过把他当接班人培养，1960年就让正值盛年的勃列日涅夫（54岁）去当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闲职。这一貌似让他提前去养老的决定极大地损害了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威信。

 　　第二，党内高层人才济济，柯西金是经济专家，在经济界和政界有崇高威望；苏斯洛夫是党内元老，理论知识丰富，控制着党内的“笔杆子”机构；谢列平年富力强，掌控党和政府的监察机构，还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支持，权力基础深厚；波德戈尔内负责组织人事工作，掌握干部任免权，不可小觑。他们都比勃列日涅夫更适合担任第一书记。

 　　第三，政变过程中，负责给赫鲁晓夫打电话的是苏斯洛夫；在中央委员们的休假地密谋串联的是伊格纳托夫和谢列斯特；监控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的是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而直到发起政变的前一天（1964年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还在民主德国访问，对发动政变根本没有下定决心。

 　　第四，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政策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以其才能不似能组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如此平庸之人当上第一书记简直就是傻人有傻福。鉴于这条理由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所以从来没有人把它当过正式的论据。

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观点是：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是众望所归。他在多个行业和民族共和国呆过，有党组织、工农业、国防工业和军队的多种工作经历，适合担任第一书记领导全面工作。这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而且，认为勃列日涅夫是“酱油党”的史学家所引用的言论多半是格?阿?阿尔巴托夫和费?米?布尔拉茨基（两人都是苏联时期的高级学者，代表作分别是《知情者的见证》、《领袖与谋士》）等人的著述。他们当时的职务只是幕僚式的文人学者，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政变者的核心机密，所言多半是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断。

 　　还有就是我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普遍不高，据党内著名理论家吴冷西同志回忆，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我国最高领导层曾对苏联政局作过一次预测和判断。

 　　毛泽东问前往参加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中国代表团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的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 　　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

　　刘少奇说：“1960年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官腔，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连开玩笑都说不上。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他的毕恭毕敬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邓小平说：“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和中苏两党会谈都没有勃列日涅夫参加，他不像是一个拿主意的人。”

 　　加之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将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我国干部群众更加把他和赫鲁晓夫归为一类，对他才能的评价绝少有好话。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先来看“勃列日涅夫是否具备组织政变的能力”。

 　　政变核心人物、时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退出政坛后都写了回忆录，各自都提过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首先发起“倒赫行动”，经常找人谈话，以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为话题争取党内高官们的支持。鉴于他俩后来都被勃列日涅夫赶出政治舞台，不可能为了给勃列日涅夫说好话去撒谎，所言应当是实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内各派斗争中，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变期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沃罗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每个名字后面画上加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他的）和减号，对每个人都搞个别谈话。” 　　因此不难推断，最早准备倒赫的就是勃列日涅夫。而绝大多数政变的发起者都是政变的组织者。

 　　另外，赫鲁晓夫儿子撰写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的书中提到，告密者加柳科夫告诉他，说伊格纳托夫经常与各州委书记私下谈话，并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打电话，言语中多次提到十一月。这就说明，伊格纳托夫只向他俩汇报情况，而不是谢列平或者其他人，整个政变至少是以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为核心。而从他俩职务上来看，勃列日涅夫更有可能是一号组织者。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组织了这场政变。

 　　再来解答第二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是否是众望所归”。 　　参与政变的几位大佬中资历最老的是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地位首屈一指，旁人不敢染指。政变当天，连勃列日涅夫都不敢和赫鲁晓夫打电话，是苏斯洛夫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把赫鲁晓夫喊回了莫斯科，可谓首功一件。但是，他却没有当上第一书记，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他清教徒的性格不愿意摄取最高权力。史实真的如此么？ 　　苏斯洛夫是真正靠笔杆子吃饭的，没有经济方面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自己的小团体。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克格勃的支持，手下没有一帮懂经济的部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党的领袖，至少党内高官们不会相信他有能力治理好那么大一个国家。

　波德戈尔内在政变中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四处找人谈话，拉起政变的队伍，可谓功勋卓著。但是他的履历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乌克兰学习和工作，和苏斯洛夫一样没有军队和克格勃的工作经历。况且，1963年6月波德戈尔内才调到中央工作，与党内其他高级干部相比，他就是个地方领导，不具备统领全国的资格。

 　　再说柯西金，虽然他是当时中央主席团委员中最懂经济的人，但他是大家默许的总理人选，除了他没人能够总览工农业生产、财政收支和计划统筹，要他当第一书记就更不可能了。

 　　至于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和伊格纳托夫，无论他们为政变做出多大的贡献，都不可能选他们当第一书记。他们不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具备当选第一书记的资格。

 　　最后说说勃列日涅夫，他在乌克兰先后领导过农业、工业和市政建设，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西南方向的部分战役。战后领导过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两个加盟共和国，中间还在国防部当过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在书记处领导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还当过国家元首。从工作经历来看十分全面，相对其他人出任第一书记更胜一筹。

 　　再说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次政变看似不像1953年和1957年的那两次六月政变，没有出现军队将帅们的身影。然而，事实会如此反常吗？搞政变难道真的会不需要考虑军队的态度？

 　　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格列奇科元帅，总参谋长是比留佐夫元帅。他们都来自卫国战争的西南战场。托赫鲁晓夫的福，赫鲁晓夫主政期间提拔的军方高级将领都是当年他在西南战线的老部下，也就是当时的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老上级。以将帅们的性格，是会拥护只会摇笔杆子的苏斯洛夫，还是拥护从未上过战场的波德戈尔内？是拥护卫国战争时期才二十出头的年轻的团委书记谢列平同志，还是拥护跟着自己从高加索山区打出国门的老部下勃列日涅夫？

 　　答案不言自明。

 　　最最后还有一点，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最可怕的人，他们善于装糊涂，时不时就向对手暴露自己的犹豫与懦弱，常常显示自己的笨拙和平庸，但是总在关键时候快招狠招频出，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毫无招架之力。这一类人比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独断专行的人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勃列日涅夫是哪种人历史已经给出了证明，首先了解他是哪种人的就是他政变时的那些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