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毅：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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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发生后，南方各省大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革命”行动，推翻了清王朝委任的督抚，由各省谘议局或地方团体推举出新的军政府都督。北方各省则与此不同，受到革命的冲击较小，是以“和议”方式被纳入共和轨道的，因此，北方各省都督是由前清督抚更名而来，在产生方式上则一仍其旧，由中央政府任命。袁世凯正是据此任命了数位北方省份的都督。除直隶外，尚有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袁在答复国民共进会的信函中表示，都督一职本属临时性质，“今南之听其地方公举，与北之仍由中央委任，皆为维持现状，不欲以纷更而生枝节。各守旧规，以待新制，未尝有成见于其间”，况都督为军职，“世界通例，未有以军官而从民选者。今之都督既非民政长官，若听由民选，军人能否服从？”(93)委婉地表达了不赞成都督民选的意思。袁还断然否决了河南一些当地人士推举他的六弟袁世彤为河南都督的提议，并严斥之为“少数人民自称代表，擅举都督”(94)。作为李鸿章死后中国最大的洋务派，袁世凯始终追求富国强兵，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建立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袁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是倾向集权的。但是他也认识到要实现富国强兵，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宪政也为中国所必需。还在清帝退位前，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欲竭其全力，建设一文明强健之中央政府，以救正各省分裂之祸”(95)。这里的“文明”可以理解为在政治上学习西方，而“强健”即指中央集权，反映了他融宪政主义与集权主义于一体的统治思路。但总的说来，在袁心中，集权主义是第一位的，宪政主义是第二位的。

5月底，王芝祥抵达北京(96)。因有唐绍仪承诺在先，王氏此来，是准备接受直隶都督一职的。然而，此事立即遭到直隶各军公开通电反对。袁世凯令国务院严电申斥军人干政，称“该镇等所陈王芝祥不宜督直之理由，殊越军人之分际。本大总统迭经通令，不许军人干涉政治”等。但与此同时，袁又对直隶地方舆论采取了压制措施。王芝祥来京后，天津各团体和保定绅商学界加紧了拥戴王为直督的活动，袁世凯通令声明“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不能“听本省人民随意迎拒”，要求直隶地方当局“剀切劝导，俾喻此意”(97)。在答复部分参议员质询时，袁世凯更援引临时约法支持自己的观点：“大总统除国务员须参议院同意外，有任命文武官吏之权……则都督自应由大总统任命，无论何人不得干预。”(98)不难看出，在直督问题上，直隶士绅所争，为自治权，袁世凯所争，为统治权。此电实际上等于袁世凯公开表态拒绝委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时，开始传出袁“拟令王芝祥为督办整理南京军队事务”的消息(99)。鉴于袁世凯的态度骤然变得强硬，唐绍仪试图退让，提出用吉林都督交换直隶都督的变通办法，派王芝祥去东北担任吉督(100)。但袁依旧不肯赞成。袁的这种态度恰好说明他考虑的并非一省一地之利害关系，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长官的任命权。财政总长熊希龄见袁、唐关系行将决裂，企图进行调解，在6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建议，让王芝祥入阁担任交通总长(101)。熊的方案与唐不同，是用中央官交换地方官，但唐“坚执不肯通融”(102)。唐之所以不同意熊的方案，是因为内阁中已有数名革命派阁员，让王入阁，起不到平衡南北的作用。袁世凯也和唐绍仪一样固执己见，坚持要让王芝祥返回南方去任职。由于唐绍仪拒绝在委派王芝祥为“督办南京军队整理事宜”的命令上副署，该命令没有正式公布(103)，我们只能从王氏离京的时间去推断袁世凯下令的时间。6月20日，袁世凯与人谈及王芝祥“原定十四日起程，后予留其多延一日，及十五日，余饬人前往接洽事件，则王君已出京矣”(104)。由此可知，派遣王南下的命令不迟于6月14日下达。次日清晨，唐绍仪即不辞而别，离开北京，乘火车前往天津(105)。

唐绍仪弃职后，袁世凯立刻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赶赴天津，劝唐回京(106)。但唐“不允返京”(107)。袁之所以派梁前去，是因为梁、唐二人不仅系广东同乡，而且梁也是通过唐的介绍，才加入北洋集团的。可以说，两人论公谊私交，关系都非比寻常。因此，唐绍仪对前来劝说的梁士诒讲了一通肺腑之言：“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108)这番话点明了唐绍仪调和南北与袁世凯统一全国的政策冲突，也道出了唐突然弃职的真实原因，即他希望袁“诚心与国民党合作”，然而却“事与愿违”，实际上就是指调和南北政策的破产。唐在直督问题上未能贯彻自己的意志，意味着这项政策遭到挫败，他作为内阁总理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唐绍仪离京之后，同盟会本部发表声明，称赞“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其“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109)。但除同盟会外，其他方面多无好评。共和党通电指斥唐“蔑视职守，自无回任之理”(110)。外交团在获悉此事后，“无何等之骇怪，其神情甚为淡漠”(111)。某英国要人与袁世凯晤面时，更直截了当指出：“中华民国成立伊始，第一次总理如此不负责任，大失外交界之信用，唐氏不去，信用不易恢复。”(112)鉴于共和党是同盟会的敌党，而唐又早已失去外人信任，他们采取这种态度是不足为怪的。不过，由于唐绍仪是以一种非正常方式离职的，这就给舆论的攻击留下了把柄。唐离京的头一天晚上，内阁会议结束后，国务院附近忽然响起枪声，绵延至午夜，国务院内也有卫兵在酒醉后误放枪。次日一大早，唐即匆匆赶往天津。事后查明，国务院附近枪声系麦田守护者鸣枪驱贼(113)。坊间因而盛传唐绍仪弃职原因是为枪声所惊吓，惧怕遭到谋杀。故唐氏此举，在当时恶评如潮，被视为潜逃行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称唐“正在受精神崩溃的折磨”，患上了“迫害妄想症”(114)。国内报纸也对唐极尽嘲讽之能事：“唐总理之潜逃，乃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115)甚至还有消息说，唐在六国饭店勾搭上一西妇，系德国某医生之遗孀，“近有外人知其事者，将与唐寻衅，唐大惧乃逃”(116)。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时还远未形成后来那种“扬唐抑袁”的话语。潜逃者形象的形成，与枪声事件的发生和唐氏离京的方式有直接关系。其实，与其说国务院的枪声导致了唐的出走，还不如说给了唐一个脱身的机会。

袁世凯在得知唐绍仪去意已决后，于6月17日发布命令，以唐绍仪请病假名义，“着给假五日”，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暂代国务总理职务(117)。病假之说，是为了缓冲唐弃职在政治上带来的冲击。随后，同盟会籍阁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118)四人商定，在唐绍仪假满辞职之日，即联袂辞职出阁。对此，袁世凯竭力予以挽留，由梁士诒居间奔走，做说服工作。而后又通过刘冠雄、陆徵祥、章太炎、赵秉钧等人代为劝说，但四总长仍不肯留任(119)。可见，袁虽然准了唐的辞职，却仍想把同盟会阁员留在新内阁中。由于直督问题已表明了调和南北政策的失败，故而袁氏此举，就仅仅是为了笼络南方以支撑门面，维持南北合作的表象罢了。革命派曾企图借唐绍仪的调和南北政策，扩张势力于北方，然而却在直督问题上受阻。同盟会内部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决定“以政党内阁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120)。意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不过问北京政治，专心于党的组织建设，通过不久之后的正式国会选举，来问鼎中央政权。这便是同盟会籍阁员在唐绍仪解职之后，坚决要退出内阁的原因。7月14日，袁世凯“令准”四人辞去总长之职，并于两日后宣布“所有各该部部务，着各该部次长暂行代理”(121)。唐内阁至此瓦解。

四、结语

唐绍仪内阁作为民国第一届内阁，其政治生命如昙花一现，甚为短暂，总共存在时间不超过4个月，实际运作时间更短，从1912年4月21日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到6月15日唐绍仪弃职而去，共计不到两个月。南北统一后的民国首届内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向瓦解，给民国历史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唐内阁是南北议和的产物，而南北议和在当时被看作政治成功的典范，唐绍仪本人也踌躇满志，以调和南北自任。然而从一开始，唐内阁的运行就步履维艰。南北通过和谈方式完成统一、实现共和，并不代表南北间的政治对立和分歧已经消除。南北对立不是地域意义上的对立，而是北洋派与革命派两种异质政治力量的对立。就历史渊源而言，北洋派是从前清体制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政治集团一方面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坚；另一方面它同旧的制度、思想和习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具有保守性，是保守的改革主义者。革命派则起源于海外华人社会，以青年知识分子和会党势力为中心，以推翻清廷统治为职志，具有明显的反体制取向，激进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二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感和亲和性，难以凝聚政治共识，实现有效的合作。立宪派则介乎其中，兼具体制内和反体制两种特点，既有政治改革的诉求，又有对政治秩序的渴望，很自然地与北洋派相结合，共同排斥革命派。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当中，唐绍仪调和南北的政策既受到北洋派的敌视，也得不到立宪派的支持。唐绍仪与赵秉钧的不和，及同参议院的冲突，均是其具体表现。

对唐内阁的致命打击来自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冲突。袁、唐二人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发生了正面碰撞，并无法妥协。袁、唐之争，究其实质，并非破坏约法与维护约法之争，而是统一全国与调和南北之争。唐绍仪出身北洋派，是袁世凯多年的亲信和好友，他能够超越狭隘的北洋利益，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与他辛亥南北议和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是北洋派的领袖，同时也是民国的总统，因此他在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亦有从全国大局出发，超越北洋派系利益的一面。当唐绍仪同赵秉钧发生冲突并受到参议院攻击时，袁设法从中调解，维持唐内阁，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唐与袁在政治上就具有了某种一致性，即都有超越党派利益的超然性。不过，唐之注意力专在融合南北，热衷于在南北之间搞平衡，袁则高屋建瓴，着眼于建立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两者之间难免发生矛盾。表现在直督问题上，即袁要确保他对地方长官的任免权，而唐则要兑现他对南方的承诺，维持南北均势。唐之所以决然去职，根本原因不在于维护约法上的副署权，而是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导致其政治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一走了之。在这种情况下，唐若选择继续留在总理任上，只能成为袁推行统一政策的工具，即不啻沦为总统的政治傀儡，这是个性强烈的唐绍仪无论如何不愿为之的。

质而言之，唐绍仪内阁的解体，意味着调和南北政策的顿挫，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埋下了“二次革命”的伏线，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1)民国时期历史学家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即执此说，书中写道：“唐的头脑比较清新，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只知有私党，不知有公责；虽然与袁关系很深，要他作袁个人的走狗，袁就认错了他了。他虽然也不是同盟会的元老党员，但他既居在内阁总理负责任的地位，要他放弃责任以内的权力，也是决不肯的。”(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2页)。李剑农的看法多采自谷钟秀撰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因而具有浓厚的革命史叙事色彩。百年来的海内外研究，受此影响甚深，对唐绍仪内阁的叙述均不脱此窠臼。相关论文见苏苑：《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暨南学报》1992年第1期，第61～69页；姚琦：《唐绍仪内阁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84～90页；李吉奎：《论民元唐绍仪内阁》，《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5～113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内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31～168页；等等。相关论著见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杨凡逸：《折冲内外：唐绍仪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1882-1938》，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2)《新政府组织案纪闻》，《申报》，1912年1月26日，第3版。

(3)关于唐绍仪在南北议和中的表现，参见丁贤俊、陈铮：《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31～141页。

(4)《勖哉新共和之国民》，《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1版。

(5)《释民主国民之地位》，《申报》，1912年2月25日，第1版。

(6)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7)《总理出亡后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2版。

(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6页。

(9)《纪南京代表行抵北京之盛况》，《申报》，1912年2月28日，第2版。

(10)《袁世凯覆孙总统电》，《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3版。

(11)《复庄蕴宽李书城书》(1912年2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0页。

(12)《去争篇(续)》，《申报》，1912年2月26日，第1版。

(13)《袁总统与唐使之会谈》，《顺天时报》，1912年2月28日，第7版。

(1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4页。

(15)《再纪代表抵京后情形》，《申报》，1912年2月29日，第2版。

(16)《唐专使之为南北省代表》，《顺天时报》，1912年3月1日，第2版。

(17)有关此事详情，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第3～25页。

(18)《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3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198页。

(19)《咨参议院请议决袁世凯拟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文》(191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98页。

(20)《复袁世凯电》(191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1页。

(21)李强选编：《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页。

(22)《新总统之新令》，《申报》，1912年3月16日，第2版。

(23)《新内阁人员之纷议》，《申报》，1912年3月17日，第2版。

(24)《复章太炎函》(1912年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1页。

(25)据熊希龄武昌起义后的观察，南方军队“兵非久练，其力仍不及北方”[《有虑时局致赵凤昌函》(1911年11月11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26)《袁总统以去就争自举都督》，《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

(27)《专电》，《申报》，1912年3月31日，第1版。

(28)《记参议院表决国务员》，《申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

(29)《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1日，第1版。唐绍仪在兼任交通总长后不久，由其姪婿、曾在京汉和京奉铁路局任职的职业外交官施肇基出任交通总长(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8页)。

(3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458页。

(31)《新内阁之内幕》，《申报》，1912年4月12日，第2版。

(32)《北方各界力阻南军》，《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

(3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71页。

(34)《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3月11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40页。

(35)《北京各团体电阻南军北上》，《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2版。

(36)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37)《盼望国务员到京之迫切》，《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3版。

(38)《专电》，《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1版。

(39)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5页。

(40)《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1日，第1版。

(41)《国务院成立之手续》，《申报》，1912年4月27日，第2版。

(42)《专电》，《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2版。

(43)《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0日，第3版。

(44)《专电》，《申报》，1912年4月22日，第1、2版。

(45)《唐总理与各公使会晤情形》，《申报》，1912年4月25日，第2版。

(46)《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24日，第1版。

(47)《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

(48)《内务总长辞职不成》，《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

(49)《总统之调停忙》，《申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

(50)《内务总长又请辞职》，《申报》，1912年5月16日，第3版。

(51)如有学者认为“袁氏怂恿、支持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等人不配合唐绍仪的工作，架空内阁总理，且不断地对唐进行‘摔打’，直至逼唐出走”(李吉奎：《论民元唐绍仪内阁》，《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0页)。

(52)《京华零拾》，《申报》，1912年5月25日，第3版。

(53)《敬告今之就地练兵者》，《申报》，1912年1月22日，第2版。

(54)《记参议院表决国务员》，《申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

(55)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5页。

(56)《大借款要求纪详》，《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

(57)《五日前之借款消息》，《申报》，1912年5月10日，第2版。

(58)《专电》，《申报》，1912年5月5日，第1版。

(59)《专电》，《申报》，1912年5月6日，第1版。

(60)《大借款最近之消息》，《申报》，1912年5月8日，第2版。

(61)《专电》，《申报》，1912年5月12日，第1版。

(62)《参议院正副议长访谒大总统情形》，《申报》，1912年5月14日，第2版。

(63)《专电》，《申报》，1912年5月16日，第1版。

(64)《大借款成立确耗》，《申报》，1912年5月17日，第2版。

(65)《专电》，《申报》，1912年5月18日，第1版。

(66)《共和党参议员李国珍质问唐绍仪发言词》(1912年5月20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

(67)《北京之八面观》，《申报》，1912年6月17日，第3版。

(68)《致各政党函》(1912年5月29日刊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69)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76页。

(7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395～396页。

(7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

(72)《参议院与政党》，《申报》，1912年5月18日，第2版。

(73)《致各省都督议会等电》(1912年5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97页。

(74)《解释借款事复黄兴电》(1912年5月25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第646页。

(75)《复熊希龄电》(1912年5月17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87页。

(76)《京华零拾》，《申报》，1912年5月25日，第3版。

(77)《专电》，《申报》，1912年5月27日，第2版。

(78)《唐总理、熊总长之辞职》，《申报》，1912年5月29日，第2版。

(79)《东三省总督等河南巡抚等改为都督令》(1912年3月1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7页。

(80)《委任张锡銮职务令》(1912年3月1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38页。

(81)《致袁世凯电》(1912年3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66页。

(82)《国务总理唐绍仪来电》(1912年4月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99页。

(83)《致国务总理唐绍仪电》(1912年4月6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99页。

(84)《直人电催委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申报》，1912年4月27日，第6版。

(85)6月20日，袁世凯曾对人谈及此事：“当三月间，直隶谘议局议长阎凤阁来谒，曾以此为请。余当即告以都督专掌兵权，南方各都督亦多由军队拥戴，并非人民选举，直省先由人民选举，深恐军队或有猜嫌。至王芝祥君，不妨请其北来，此间徐与军队接洽之后，再行设法。”(《大总统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报》，1912年6月28日，第3版)根据袁的这段自述，其对阎凤阁的表态可谓相当圆滑，既流露了反对都督民选之意，又说可以让王芝祥来京，设法任命，但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86)《唐绍仪为商任王芝祥为都督致黄兴电稿》(1912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87)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8页。

(88)《各省推戴袁总统电文》，《申报》，1912年2月26日，第3版。

(8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4页。

(90)《内外时报·各国务员之政见》，《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1912年7月，第37页。

(91)嘉乐恒：“美国公使致国务卿电(1912年5月7日)”(Calhoun,"TheAmericanMinistertotheSecretaryofState,May7,19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12年)》(PapersRelatingtoth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12)，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19年版，第78页。

(92)《公举都督问题续志》，《申报》，1912年4月3日，第2版。

(93)《复国民共进会函》(1912年3月2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66页。

(94)《大总统批王赓彤等呈请委任袁世彤为河南都督文》(1912年5月14日)，《政府公报》第16号，1912年5月16日。

(95)《西访员述袁世凯之君主谈》，《申报》，1912年2月2日，第3版。

(96)《专电》，《申报》，1912年5月30日，第2版。

(97)《国务院致张锡銮不准各界迎拒都督电(二件)》(1912年6月2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33、34页。

(98)《答参议院议员质问不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事》(1912年6月1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100页。

(99)《专电》，《申报》，1912年6月3日，第1版。

(100)《专电》，《申报》，1912年6月11日，第1版。

(101)《专电》，《申报》，1912年6月18日，第1版。

(102)《致赵凤昌暨各报馆各省都督电》(1912年6月22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03)严泉：《民国初年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考》，《民国档案》2013年第2期，第142～143、130页。该文认为正是由于唐绍仪没有副署该命令，致使该命令无法正式公布，这表明《临时约法》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104)《大总统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报》，1912年6月28日，第3版。

(105)《特约路透电》，《申报》，1912年6月16日，第2版。

(106)《特约路透电》，《申报》，1912年6月18日，第2版。

(107)《专电》，《申报》，1912年6月19日，第1版。

(108)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页。

(109)《中国同盟会本部通告各支部唐绍仪出京原因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第39页。

(110)《共和党为唐绍仪离职致各省都督电》(1912年6月20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第47页。

(111)《总理出亡后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3版。

(112)《总理出京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30日，第3版。

(113)《咄咄民国竟有出亡之总理》，《申报》，1912年6月22日，第2版。

(114)《致达·狄·布拉姆函》(1912年6月22日)，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68页。

(115)《如火如荼之北京政界》，《申报》，1912年6月26日，第2版。

(116)《唐少川有桑中之喜》，《申报》，1912年6月27日，第2版。

(117)《命令》，《申报》，1912年6月21日，第2版。

(118)由于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北上就职，袁世凯下令由王正廷署理工商总长[《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5月7日)，《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5月8日]。

(119)(12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459、465，470页。

(120)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7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