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徒思想探究：从学生堕落为“塔利班”

在香港乱局初现的时候，无论西方媒体还是大陆民众，都预感到将会面对一群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他们将试图发动一场教科书式的“颜色革命”运动，全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如今大家都惊讶地发现，日渐失控的运动主体虽然是青年学生，但思想上却是由极端排外的共同体意识主导。民主自由仅存于口头，党同伐异成为实质。“和平抗议者”顽固地庇护着“自己人”的暴徒，理直气壮仿佛塔利班庇护本拉登。

我们和平示威，但我们跟暴徒一伙

探究香港示威者的思想是件苦差事——他们没有组织发言人，没有成系统的公开理论，宣传仅限于制作懒人包，经由香港媒体释放出来的信息往往自相矛盾。所幸笔者终于可以找到足够有代表性示威者代言人公开发言：

11月7日，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岚接受了《德国之声》栏目《冲突区》的记者汤姆·塞巴斯蒂安的采访。（感谢@帅狗二弟他爹对视频的翻译）。

这次专访是一座思想宝库，宝贵之处在于它一无所有——充分体现了示威者们思想上的贫困，顺便也就揭示了他们行动的真正方针与动力。

理论到底意味着一种思想还是一种装饰，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指导实践。在运动的初期，示威者貌似娴熟地捡起了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来装点门面。但在采访中塞巴斯蒂安却沮丧地发现，香港示威者已经放弃了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努力。

他不断将争取西方支持的民主运动标准答案喂到了邵岚的嘴边，但却又被后者践踏得一干二净。其结果是采访变成了塞巴斯蒂安依据西式民主基本原则对邵岚和示威者的批判。

每当塞巴斯蒂安指出具体的凶残暴行时，邵岚都会露出各种各样的笑容。这也成为本次专访的一大亮点——有Youtube观众评论她的笑容“邪恶”

塞巴斯蒂安的提问几乎是在明示：如果示威者还想保持其“和平示威”的幌子，至少要和攻击无辜者的暴力分子划清界限，至少要对暴力行为进行谴责。实在不济，她还可以撒谎——说暴力破坏都是“中共特务”干的，不是示威者干的，这样毕竟能从言论上维护“和平”的纯洁性。

在法治问题上，塞巴斯蒂安直截了质疑示威者“五大诉求”之一中的“不起诉所有示威者”，认为这是人为制造法律上的特权团体——至少应该允许法庭起诉犯罪的示威者，然后再争取轻判和保释，而不是赤裸裸地破坏法律的权威。

在政治问题上，塞巴斯蒂安则以提问的方式提醒示威者至少要开始对话和向议会斗争转型，开始将成果巩固下来。

但邵岚的回答是这样的：对无辜者的暴力行为确实出于示威者群体，但她坚持不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以维护示威者的团结和“不割席”的原则。

所有的示威者都不能被起诉，这也是为了维护示威者的团结和“不割席”的原则，

因为代表可能在对话中率先妥协，为了团结，对话我们不开启，代表我们也不派出。选举政治进行的同时斗争烈度不能下降，这是为了团结……

邵岚近乎无耻的坦率令塞巴斯蒂安和西方观众瞠目结舌（有条件的读者可以看看德国之音官方youtube号上对本视频的评论）。主持人几乎在问：“你们还想不想要民主，自由，法治？”

邵岚不为所动地回答：“我们只要团结。”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既然这种公开发言对争取欧美舆论支持没有任何益处，那只能理解为是某种诚实——原来示威者们行动的最紧迫最重要也是的目的，是维持其团体内的认同，示威者们行动的最高指导方针就是单纯的党同伐异。

而任何让步，任何对团体内个人暴力行为的谴责，任何进行对话的行为——换言之任何被自由民主准则所认同并且也是解决事态所必须的步骤——都会被视为“割席”，变成对团结的破坏。

在香港乱局初现的时候，无论西方媒体还是大陆民众，都预感到将会面对一群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他们将试图发动一场教科书式的“颜色革命”运动，全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但如今大家都惊讶地发现，日渐失控的运动实质上是由学生们极端排外的共同体意识主导，它庇护一切“自己人”而反对一切“他人”，它信奉对非共同体成员有无限的暴力行使权。香港示威者的政治思想已经由单纯的不切实际堕落为成为纯以掩饰非理性的名词。这些人庇护施暴的自己人来就像塔利班庇护本拉登一样理直气壮。

理论的断裂和“民主”的堕落

在香港示威刚刚发起的时候，曾有网友“卧底”进入废青群体中试图打探他们的思想，发现这群少男少女的政治观点仅限于复读“五大诉求”，平时同志间的交谈除了互相吹捧，就是分享些黑大陆的段子。而邵岚的发言则证明这种思想的贫困并非仅存在于黄尸的基层，高层也是一样，甚至其发言人也不例外。

从六月到现在，运动的进行和组织的发育并没有让示威者的政治理论水平从实践中成长，也没有让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相结合，只是让他们越发加强，并且越发依赖于无条件的内部认同和对外排斥。

原因何在？可能是被灌输的“原教旨主义”自由民主理论过于粗陋，难以解释和转化他们作为思想源头核心的内部认同和排外情绪，于是在理论和本能之间产生了断裂。在暴力行为升级的初期，也曾有示威者以个人身份向暴力受害者表示歉意，这是自由民主理论所规定的正确做法，但如今已经完全被统一的“不割席”所扼杀。

个人道歉的消失和“不割席”的一统天下，昭示了自由民主理论和团结排外情绪斗争的结果：理论成为无源之水，理性思想消失了，而团结排外情绪实际上主导了一切，“自己人”成了唯一的标准。可是这一标准显然不能为运动赋予正当性，面对这种思想上的困境，“示威者们的做法是强奸思想：

直接将对不同政见者的暴力命名为“民主”，将以政治立场谋求法律特权的行为命名为“法治”。这种无耻让老资格反华媒体德国之声的记者都忍不住大摇其头，哀叹这些名词的堕落。

但是这种断裂本来就应该由这些媒体，以及支持和辅助他们的情报机关，智库，基金会和NGO们负责的，他们是理论粗陋的始作俑者。当年主导难民营读经班的CIA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选择原教旨理论的原因，是有利于对主要敌国造成破坏而不是理论本身的自洽。这实际上一开始就注定了塔利班们的思想与自身需求的断裂。最终导致思想彻底的消亡，而兽性则以思想的名义肆意发威。

如今，冒充思想的兽性已经在运动中随处可见：民主，自由，“香港免费”（free HK）之类，单纯作为一种刺激部分受众生理反应的符号存在于宣传中。而在实践中，示威者对其异见者除了暴力和仇恨，最常用的手段是标榜身份，划分“你们”和“我们”：

对陆客则目为过境的蝗虫，对忙着上班的市民则目为只知搵食的猪，警察们学位较低，则被呼为“毅进仔”（相当于香港学制中学六年级的毅进文凭）。在德国，面对大陆留学生以普通话发出的质疑，“废青”不加驳斥，仅以狗叫相回应。

省却了论证，说服，乃至批判的功夫，简洁明了地划出了敌我阵营：local的我们与外来的他者，觉悟的我们与庸俗的他者，高学历的我们和低学历的他者，人的我们与狗的他者。这种手段之单调，甚至让“读书少”的“毅进仔”感到吃惊，他问：“有没有第二句？”示威者则回以脏话——看来确实是没有了。

身份政治登峰造极的结果，是凭借口音来分辨敌我，因为讲普通话而招致殴打，成为寻常现象。台湾记者廖士翔因为讲台普，险些成为环球网记者付国豪的难友，台湾女记者周怡德也被暴徒浇了汽油。但他们谁都没有那位11月11日被打的日本游客惨——除了粤语之外，大多数示威者似乎很难分辨大陆普通话，台湾普通话和日语的区别。或许他们潜意识中已经确信，除了“我们”以外，谁都可以打，谁都可以烧。

付国豪有名言“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廖士翔的发言恰和他成绝妙的对仗

当然，这套身份政治策略实际上也不是示威中新发明的，而是在香港各大学的校园政治生活中久经考验的。在示威中大显神威的各校学生会组织，虽然标榜民主换届，其校内支持率却常年在20%以下，民主原则既然无从谈起，自然连多数暴政都谈不上，常常是以“民主”名义实行少数团体对多数散漫群众的专政。

这种专政能够实现，自然是靠了统合身份意识，党同伐异的霸凌手段和宗派斗争艺术。利用没完没了的通宵开会和保险公司洗脑操一样的dem beat等手段泯灭个人自由，通过群体压力来对个体实行压迫，建立共同体内的服从意识，磨灭或者排斥不驯成员。最终打造了一群将自我完全建立在本共同体内认同上的“圣战者”。这套手段从校园扩展到社会政治中的时候，“圣战者”们自然能够娴熟地对“异教徒”痛加老拳。

从“塔利班”走向“自由王国”

“占中运动”祸首之一郑宇硕曾经惊喜于“光复香港”口号之大胆，但也对如今的运动走向感到了担忧：“现在没人敢（对政府的对话要求）说‘想想吧’或者‘接受吧’，因为任何人这么做了都会遭到严酷的攻击，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我们坚持立场，我们不能改变。”

在7日的采访中，塞巴斯蒂安也引用了邵岚本人对运动未来的预期：“作为我不知道抗议会如何结束，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亦即：示威者将堵死所有解决途径，发动一场没有确切方向和政治纲领的永恒“圣战”，只为了维持其极端排外的共同体意识所主导的的组织。

作为思想彻底败给本能的结果，香港示威者最终宣布放弃通过思想和理论寻求外部支持，而一切服从内部认同。他们的的本能不但与思想断裂，和现实也断裂了：运动毕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被他们所攻击和焚烧的人和物也是确实存在的，维持内部认同并不意味着外部压力不会变化。

在11月7日的采访中，塞巴斯蒂安仿佛是预言性地指出：“一旦有一名无辜的路人被暴徒所杀，国际社会的任何势力（不管他多么反华）都会收回对示威者的支持。”就在13日上午，一名校园清洁工被暴徒重创致死了。也是在同一天，《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突然调转口风，改为对示威者和警方各打五十大板了。或许西方媒体已经意识到示威者接近失控（他们的消息渠道肯定是比笔者灵通的），开始逐渐和他们“割席”了。

警方已将该案列为谋杀案，无辜者的死亡显然会让暴徒进一步陷入法律上和舆论上的困境

​很多内地朋友担心香港政府和司法体系最终会偏袒示威者，但这一危险的前提是示威者要接受他们的偏袒，也就是示威者要放弃所谓“五大诉求”。就拿司法体系来说，所谓“五大诉求”中就包括对所有示威者——自然包括因暴力刑事犯罪而被捕的示威者——撤诉。而这是司法体系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主导示威者的各学生会“统治集团”想把自己的地位扩大从校园到整个城市社会，试图打造一个法律上有权对庶民随意砍杀的“武士阶层”。这些暴徒还不懂得，他们的霸凌手段和宗派斗争艺术可以在小团体内畅行无阻，却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奏效，他们能骑在全校师生的头上，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却很难允许他们骑在头上，尤其法官和律师是不大愿意在自己之外增加一个法律特权集团的。

示威者目前的立场不可能被接受，不过香港当下的政治气氛倒也保证了这些人不用顾虑被连根铲除。所以决定示威前途的关键因素就成了：内部团结到底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一种合乎情理的预期是：示威者迟早会产生分裂，部分示威者会由于过于严重的结果而开始谴责暴力，部分示威者开始妥协和对话。只要能从其不切实际的“五大诉求”上后退，不胜其烦的香港各界肯定会乐于和他们协商解决。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割席”原则的崩裂和示威者意识核心的破产，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剧烈残酷的内部斗争甚至是暴力肃清。

而另一种可能更加可怕，示威者继续维持其无原则的团结，最终排除了大部分疲惫也稍有良知的成员，变成一个铁板一块的极端团体——一个货真价实的恐怖组织，货真价实的“塔利班”。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虽然一样不容乐观，但多少令人轻松些：示威已经由思想指导堕落为认同操控，接下来认同也可能进一步堕落为一种周期性风俗或者生理习惯。暴徒们口头上维持其“不割席”的承诺，实际上则各找各妈。香港示威可能由政治行为渐渐演化成一种类似法国新年夜烧车的群体性无意识狂欢，只不过法国人是每年烧一次，香港是每周烧一次。

法国新年烧车现场——画风越来越接近了

最后，必须说明一个内地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香港示威者的思想和“港独”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香港示威者的思想中，政治理论已经仅剩下宣传符号的作用，概念和名词之间被截断了所有的有机联系。他们选择捡起“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符号，而避免使用“独立”符号，以此论之香港示威者确实不是名义上的“港独”分子，而是“民主，自由和法治”分子。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因为政治理论成为宣传符号，思想只剩一片荒芜，所以香港示威者也确实不是思想上的“港独”分子，当然也不是“民主，自由和法治”分子——思想上他们不是任何分子（当然比较接近法西斯分子的低级形态）。

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示威者极端排外和强调内部认同的共同体意识，确实正在无限扩张。这种内部认同足以发展成为人工的“民族”认同——它将排斥一切文凭不够的毅进仔，文凭过高的蝗虫研究生，上班搵食的猪，以及其他不会说粤语的“非我族类”，最终在精神上建立内部纯净的“原教旨主义自由王国”。

占据中大校园的示威者一度立起了“海关”，朝着”独立建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过最终因为没人扫厕所而瞬间“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