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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缘分的后面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黄道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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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1927年以后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很容易就会想到江西。苏维埃革命和江西这个内陆省份似乎有着惊人的缘分:揭开苏维埃革命序幕的南昌起义发生在江西,中共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江西,苏维埃革命的中心——中央苏区主体也在江西。江西,几乎贯串了苏维埃革命的全过程。

从地域角度看,苏维埃革命期间还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仔细排列一下当时各苏区的名称: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等,可以发现,所有这些苏区都位于数省交界的边区,都远离着各个地区统治的中心地带。

粗粗看,上述两者之间,似乎并无关联,但细细究索,却可发现,内中大有脉络可循。边区根据地的兴盛,体现的是弱小的一方在夹缝中成长的生存智慧。而无论是南昌起义、井冈山根据地还是中央苏区,背后也都有力量消长这一攸关成败的要素。

南昌起义:中共第一次独挑大梁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虽然因为权力争斗无法迅速复合,但都共同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面对全面翻脸相向的国民党政权,于沉默中毁灭或者在绝望中爆发,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缩,仅仅在武汉宣布“分共”后的五天,7月20日,中共党人即做出在南昌发动起义的决定。南昌由此打响了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的第一枪。

在南昌发动起义,客观地说,有一定的偶然性。由于国民党内的勾心斗角,武汉的汪精卫早早就在为自己铺设后路,令拥护自己的张发奎以“东征讨蒋”为由,率部经江西南下广东,准备控制广东作为自己的稳固后方。汪三心二意的东征举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一带集结军事力量,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契机。中共党员叶挺掌握的第11军24师就在张发奎部队中,而支持中共的贺龙第20军也随张发奎部开到江西,江西成为中共可以掌握的武装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

与此同时,正好处于国民党南京和武汉两个政权之间的江西,是国民党统治链条的一个松散环节。控制江西的朱培德游移于南京与武汉之间,政治态度模糊,而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南昌守军又大多外调,城内十分空虚,守军实际只有两个团,这都为在南昌发动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8月1日午夜时分起义发动后,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到凌晨5点多,起义军就完全控制南昌。

作为中共独立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起义并不是十全十美,起义的成功更多还是由于对方力量的薄弱。一向快人快语的陈毅后来回忆这段经过时说到:“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内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同志的教育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布置之乱,可以想见了。”

共产国际顾问后来在莫斯科的发言很坦率地说到:“俄国人并没有领导这次暴动。而依我看来,假如俄国人着手来领导,那就不会有任何结果。一开始就会来解决根本不必要解决的一些政治问题。”南昌起义大胆实干的态度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来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道路,而其自觉不自觉开启的在对方空隙中寻找生存发展空间的路径,后来事实上成为中国革命很长时期不得不遵循的一个原则。

井冈山根据地:退却之后的胜利

如果说南昌起义的发动,有中共党人自觉选择的因素,但时势逼迫可能更具决定意义的话,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则带有更多的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成分。1927年,紧接南昌起义,中共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军事行动失利后,毛泽东率领部队退向位于湘赣边罗霄山脉的井冈山地区。

井冈山处于湘赣两省交界地区,湘、赣两省又各有不同的地方实力派控制,对边界地区互存观望,这里基本是国民党政权控制的三不管区域。加之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内部纠纷不断,对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也亟待完成,对中共发展几无暇顾及,中共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天赐良机。

当然,国民党内部的争斗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起伏,其对中共的压力也时紧时松,这就要求中共临机应变:在国民党政权面临战争,无暇他顾时,即积极动作,扩大占领区域,推进割据地区的迅速扩展;当国民党政权暂时安定,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时,则应集中兵力,与敌周旋,同时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努力巩固根据地。正由于窥破了中共生存发展的玄机,毛泽东在根据地发展上可以得心应手且充满信心,当林彪提出根据地能够存在多久的疑虑时,他开门见山地回答:“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能体现出当年中共的生存发展之道了,而能够如此富有洞见地窥察到革命走向的玄机,其最终能够走向成功确也顺理成章。

赣南苏维埃政权:山沟里的共和国

1949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瑞金。晚10点,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北京香山的毛泽东提出要吃红烧肉。警卫员诧异地问毛泽东这么晚了,怎么突然想到要吃红烧肉。毛泽东解释:“瑞金解放了,我这个主席才算货真价实。15年了,我做的只是个‘亡国之君’,你说这红烧肉该不该吃。”

瑞金在当年中共党人中的地位,从这个小故事中可见一斑。毛泽东说的国,是指1931年11月在赣南的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第一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就是毛泽东,赣南、闽西亦即由此成为全国苏维埃的中心区域。

赣南、闽西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力量的因素依然在其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江西、福建两省均为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薄弱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掌握在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让,省政几成瘫痪状态。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江西的县长面对不断壮大的中共力量,就下令撤去各地张贴的反共标语,理由是:“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

赣南、闽西在江西、福建两省又都处于边缘地区,与省会控制中心相距遥远,统治力量更为薄弱。1929年春,红军主力为摆脱湘赣两省部队的“追剿”,挺进赣南、闽西后,意外地在这里寻找到了上佳的落脚点。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为中共力量的成长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尤其是赣南闽西背靠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广东,为中共在这里的生存争得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广东极愿在其与南京政府间存在一支可以缓冲的力量,对进攻红军态度消极;而南京方面进攻红军时也始终提防着不让两广方面渔翁得利。特殊的地缘政治,加上国内外形势的错综变化,自然还离不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卓越建树,使赣南、闽西迅速获得发展。1930年底,共产国际代表就盛赞,在所有红军部队中,“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与他们差别不大”。随后,一大批干部陆续抵达赣南、闽西。随着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央苏区可谓实至名归。

处于山沟里的这个共和国,有着和此前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苏维埃政权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代表由群众选举,候选名单张榜公布,选民可以在名字下打圈或打叉来表示自己的弃取,这应该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如此普遍、直接地获得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力。选举制度显示的是中共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在土地问题、军民关系、政权监督体系、党的建设等诸方面都有体现。而最能切身感受到权力意识苏醒的大概要算妇女群体,兴国县的一个女工说得很朴实:“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说话——赣南方言,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我过去不认识一字,现在受了厂里的文化教育,认识了一百多字。”的确,如果没有中共全新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管理,没有新型政治体系及武装力量带来的空前效率和支持度,即便有再好的外部条件,短短时间内能够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南昌、井冈山到瑞金,苏维埃时期中共走遍了江西的南北东西,江西,就这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省情,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中,被历史选中,担当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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