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火烧圆明园、红军长征和抗美援朝——兼评一些奇谈怪论

 2019年10月18日，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59周年。

2019年10月19日，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84周年。

2019年10月19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69周年。

之所把三个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放在一起说，原因在于，第一是三个事件发生的月日几乎重合，第二是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因果联系，第三是有必要通过对几个历史事件的回顾和评论，对社会上某种糊涂认识进行商榷，厘清是非，同时反驳某种奇谈怪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组成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启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在狭义上指焚烧圆明园，广义上焚烧范围不仅只是圆明园一处，而是京西的皇家三山五园等，即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其焚毁的范围及程度远远比圆明园大得多。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余里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总里程。各路红军长征路线：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陕西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日至1935年10月22日，历时12个月零5天，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藏、四川、青海、甘肃、陕西8省，行程一万六千里。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9日，历时18个月，途经四川、西藏、青海、甘肃4省，行程八千余里。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历时10个月，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行程万余里。

1950年10月19日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下面分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反面教员作用，以及某些公知大V在这个问题上的奇谈怪论。

对于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疯狂掠夺，国内的自由派公知为了配合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少发表奇谈怪论。

公知贺某称西方列强之所以欺负中国，是因为中国欺负西方国家。

评论：怪事，敢情这些老外吃饱了撑的，凭着船坚炮利远涉重洋跑中国受“欺负”来了。

公知袁某称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用。”

评论：能够把外敌对本国的侵略战争及其严重后果美化到如此程度的人，也算是汉奸中的极品了。经济全球化只应该是各国之间平等的贸易往来，而被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的所谓“经济全球化”只能是列强占领中国的市场和掠夺中国的资源。

闵某等公知称，圆明园是皇家园林，是私人财产，跟老百姓没有关系，火烧圆明园实际上是给老百姓出气。

评论：原来英法联军远涉重洋是学雷锋做好事来了，看起来我们也应该投桃报李，派人去把曾经作为封建帝王豪宅的白金汉宫和爱丽舍宫给烧了，也给英法两国的老百姓出出气吧。

更加露骨的是，众多自由派人士称：“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现代文明。

评论：这些人曾经毫不掩饰地说，假如美军打过来，他们会给美军带路。当年给日本人当汉奸，其中一些人还当得羞答答的，而现在某些人当汉奸当得那么理直气壮的，估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了。不错，首先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客观上会带动一些殖民地国家的科技进步，但是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人家手中，这决定了经济的主导权在人家手里。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些国家即使是没有被殖民，或迟或早同样会掌握。按照那些自由派人士的逻辑，是否可以这样说，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的二战一声炮响，给美国送去了国防现代化呢？因为德国的核武器研究和日本的细菌生化武器的研究是早于美国的，并且德国的核武器差一点早于美国研究成功并且用于实战。

谈到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件，很多人都提到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中国民众帮助甚至是资助侵略军，对此，某些公知、大V也有自己的说法。

了解贺公知的人，觉得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毫不奇怪。他把一小撮汉奸的有奶便是娘说成是“人民想”，这与他一贯以来的政治立场是一脉相承的。而与贺某并不同属于一个阵营的另外一位网络大V也说出类似的话，就令人费解了——

他认为，当时的一些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出动出城迎接侵略者，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对老百姓剥削得太狠了，把他们逼到了绝路思路上；同时，那些文人又天天称赞西方，老百姓走投无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侵略者身上。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残酷剥削人民的旧中国统治阶级。

评论：两种说法，表面上立场不同，却殊途同归。前者把一小撮投降卖国的汉奸说成是“人民”，并且把他们的卖国行为给予合理化，跟公知茅某的“汉奸是英雄”论如出一辙。后者虽然有点道理，但是本末倒置并且有很大的片面性。

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明确地定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一来重点突出，排在最前面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二来全面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起反对。而这位大V却认为：“火烧圆明园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用蒙汗药把中国人民麻翻，变成东亚病夫的汉奸五毛党”。这就奇了怪了，按照现在网络上的习惯说法，所谓的“五毛”就是所谓的拥护政府，并且专门为政府“歌功颂德”的人。这位大V的说法跟贺某的共同点在于，都否认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他的说法还自相矛盾，既然“火烧圆明园的根源”是给政府唱赞歌，“是用蒙汗药把中国人民麻翻，变成东亚病夫的汉奸五毛党”，那么出现的情况应该是民众与政府站在一起共御外敌才对呀，怎么会变成帮助外敌对付当时的政府呢？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在最近的香港动乱和暴乱发生的时候在内地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在明明看到美国和英国利用香港的一国两制故意在香港制造混乱，大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发展，眼前目标是想以香港作为筹码迫使中国在贸易战中让步的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某些人无视特区政府多次努力解决香港民生问题受到资本家阻碍的实际情况，把造成香港民生问题的锅一股脑地扣到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头上，理论脱离实际，实际上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转移了视线。

二、外敌入侵或者侵犯、损害中国的主权的情况下，什么是主要矛盾，毛主席等共产党人用行动作出了回答和正确选择。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基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反帝反封作为斗争目标的，但是在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蒋介石等人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以后，正如那位大V所说的：“当时中国的官僚富豪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死路上，当时中国的文人又在整体上变成了汉奸五毛党”，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哪个红军战士不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血海深仇？毛主席的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六位亲人，有几位就是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而就在国民党对苏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围剿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9.18事变”，此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首先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在“9.18事变”之前，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已经进行了两次围剿。蒋介石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顽固奉行不抵抗政策，再连续发动了对苏区的三次围剿，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博古采纳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北上抗日。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

请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联合抗日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围追堵截进行了坚决反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继续用借刀杀人的老办法，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围剿红军。结果东北军一战就让红军歼灭了三个师。而蒋此时却火上浇油，趁机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这让张学良开始认识到蒋借刀杀人的目的；加上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深得其心，所以张学良开始停止剿共，与共产党合作。并且与杨虎城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逼蒋抗日的兵谏，即“西安事变”。

在全国上下一片对蒋介石的喊杀声中，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且把北上的红军和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抗战打响。

在从1937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内，地主资产阶级放松对广大民众的剥削压迫了吗？没有，国民党顽固派甚至还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发动皖南事变。在这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既抵制了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又以大局为重，尽量维持联合抗战的局面。

在这段时间内，公知贺某所谓的“‘人民’就会想没准换一个会好一点”没有停止，国民党内成建制投降日军当汉奸的就有200多万人，比侵华日军的人数还要多。请注意，当汉奸的主体是锦衣玉食的另一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及其军队，而不是什么“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下层民众。某网络大V所说的“极端残暴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没有停止，而且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大后方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就是当时社会上对这种状况的非常不满的说法。

但是毛主席和中共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把外来侵略者作为主要敌人，对农村的地主，也只是减租减息，而还没有进行土改。直到抗战胜利，为了让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华大地免再遭战火，毛主席冒着危险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蒋介石还曾经有扣押毛主席的打算，只不过考虑到国际影响最后放弃了这一计划。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三、抗美援朝战争不得不打，正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的国防建设，才真正的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且为新中国争取了几十年的和平。

朝鲜内战爆发以后，美帝纠集所谓的“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内政，通过仁川登陆，一度把朝鲜人民军逼到了绝境，狂妄的麦克阿瑟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且对中国境内进行了炮击和轰炸。

美帝的真正目的是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继续扶持像蒋介石那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并且让他们领导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主导下，让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继续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这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结成联盟战胜法西斯阵营以后，首次的兵戎相见。

这些年来，国内的自由派公知为了否定毛主席以及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捏造、歪曲和曲解朝鲜战争的历史，发表了种种奇谈怪论，比如——

“朝鲜战争得不偿失”论，“搞僵了与美国的关系导致经济受到封锁，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抗美援朝耽误了解放台湾”论，“扶植起了一个专制独裁政权”论，“应该联合美国和韩国推翻朝鲜政权”论。

这些话如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让麦克阿瑟听到，如果碰上他心情不好，说不定会挨枪子，最起码挨耳光，因为麦氏根本没有把中共的军队放在眼里。麦克阿瑟跟之前的纳粹德国要三个月内消灭苏联，日本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蒋介石集团要三个月内消灭中共一样，麦克阿瑟狂言短时间内打完仗让美军回美国过圣诞节，他的逻辑很简单，中国的军队让日本人像赶羊一样追杀，而日军又打不过美军，以此类推，以美国和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以及那么多先进武器，消灭志愿军不费吹灰之力，没想到会被打得那么狼狈。沃尔顿·沃克中将作为侵朝美军主力第8集团军司令，这位曾想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回家的将军，倒真在圣诞节前“回老家”了。

抗美援朝战争教训了美国的骄横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莫里斯·艾泽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书中说：

【“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了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将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症’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的军事介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症出现之前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症。”】

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待，他说：

【“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抗美援朝战争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中国不仅将美国抵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

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

1955年5月26日，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启程回国。从此，旅顺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的国防建设，才真正的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且为新中国争取了几十年的和平。

综上所述，上述几个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发生的月日几乎重合，而且在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

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并没有招惹西方列强，但是西方列强却必然地要打上门来，这是工业革命后占领科学技术制高点的西方列强通过掠夺资源和占领市场发展自己的霸权的需要，不管大清朝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权利，是否实行“极端残暴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都是会发生的。汉文帝刘桓是汉朝第三个皇帝，他崇尚无为而治，并且在他从政期间，他基本上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决策，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制度，开启了后来的文景之治的盛世的局面，但是匈奴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对大汉的侵犯。汉文帝在位的23年，内部安定和谐，风调雨顺，却是匈奴南下犯境次数最多，规模也最为浩大的时期。这是丛林法则在社会领域的体现，与受到侵犯的国家内部情况没有必然联系，差别只是在于受到反抗的程度和有效性的程度的大小。当然，武器还不至于很落后的清朝的腐败没落决定了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不堪一击，就像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人面前不堪一击一样，你不能因此就否认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吧？

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第二次火烧圆明园，铭刻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这让众多仁人志士高举起反帝反封的旗帜，于是才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的北伐战争。

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在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主要头面人物相继背叛革命，为了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他们向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尽管当时敌我力量悬殊，但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红军长征。但是在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教条化，而是认为挽救民族危亡是第一位的，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于是积极斡旋，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人民武装的力量不断壮大，才在此后的解放战争中，推翻蒋介石政府，建立新中国。

二战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结成暂时的同盟对付法西斯主义阵营。二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二战后的美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从本质上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从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开始已经蜕变为新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经过粉饰和打扮的法西斯主义。抗美援朝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继续，并且揭开了两个阵营军事斗争的序幕。回过头来看，抗美援朝从当时看来是不得不打，从现在看来，是意义重大。至于自由派公知拼命贬低甚至是攻击抗美援朝战争完全是由他们的政治立场决定的，毫不奇怪。

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烧圆明园等是点燃国人反帝反封怒火的导火索之一，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迫使共产党人进行武装反抗，而红军长征一方面是不利情况下的战略转移。另一方面是北上抗日的需要。由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才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面对已经逐步沦落为新的法西斯主义的美帝国主义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图谋，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新的“长征”，第一次长征达到的目的是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第二次“长征”即抗美援朝战争起码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真正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这就是这三个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