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怎样强调“反对特殊化”的?
北京丰泽园饭庄(现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上世纪北京数得上的高级饭庄之一。
1980年7月,丰泽园饭庄的普通厨师陈爱武因看不惯高级干部来饭庄吃饭搞特殊化,向中纪委投寄了一封举报信,反映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
中纪委收到信调查属实后,于10月14日发出通报,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在饭店吃喝不照付费用,对陈爱武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予以赞扬。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表了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并配以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转播,《人民日报》转载。此事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被检举人、商业部长王磊被撤职,检举人陈爱武则成了敢于向“腐败现象”挑战的时代先锋。
这件影响很大的“丰泽园饭庄事件”,是与当时邓小平反复强调“反对特殊化”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邓小平一直坚持反对干部的特殊化。早在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就指出,任何党员都不能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他第三次复出后,1979年11月,他作了题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
邓小平首先谈到中央和国务院准备下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文件。他解释说:“这个规定基本上是重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有关规定,没有很多的新章程,有的比那个时候还放宽了一点。如房子问题,就比那个时候放宽了一点。文件规定每人只能有一处房子,但这个一处就有大有小。现在有极少数人有两三处啊!不只是在高级干部中有这种情况,下面的干部也有啊!文件规定,不管你占的房子面积有多大,除了办公的、会客的公用部分外,都要交房租。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这样办的,我们都交了。其他好多规定,如坐小汽车办私事要交费,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交费的。现在,基本上还是把我们的老章程恢复起来,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所以我说这个规定可以行得通,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实行通了嘛。”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这样,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是很艰苦朴素的,但确实有些人特殊化比较厉害。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我还要说一说,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回想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另外,那个时候整个风气也不同,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困难。应该说,现在的物质条件比那个时候好一些,人民的生活除了住房以外,都比那个时候好一些。既然这样,为什么群众对我们还有那么多意见?”
1980年,邓小平一连三次强调“反对特殊化”的问题。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了80年代的三大任务,并强调了完成这三大任务必须“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指出:“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一方面提到了特殊化导致腐败的危险后果,另一方面提到了健全制度方能有效反对特殊化。他说:“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在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前后,发生了影响全国的“丰泽园饭庄”事件。在“丰泽园饭庄”事件影响下,一些人对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看法出现了偏差。邓小平汲取历史上、特别是“文革”期间“打倒一切”的历史教训,强调“不要把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中央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报纸上的正确批评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
读史明智,温故知新。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邓小平关于“反对特殊化”的一系列指示,是新时代反腐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之一。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常学常新,不断增强“四个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