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轻人的新纳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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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6 20:11
最近在香港，我和美国一金融机构的高管聊天，我问他怎么看香港目前的示威。他微微一笑，说，他在美国时主要看的媒体是彭博，有时也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等，他也知道这些媒体有偏见。在没到香港之前，他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是，示威者就是美国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对社会、对政治有着罗曼蒂克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既做不成事情，也无法承担责任。到了香港后一看，就是极右翼的狂欢嘛。
罗曼蒂克，极右翼，狂欢…… 真是有趣的看法。
回头一想，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之前提及，本次暴动组织者一直在制造谣言，不断制造假诉求来折腾。那么，在这次暴动中，由始至终、贯穿全程都不变的口号是什么呢？不变的口号有两点：
* 滚回大陆
*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 滚回大陆 *
这个口号，以及针对内地人的令人发指的暴力，针对认同内地的本地人的群殴、起底、威胁，是在这场暴动中声音最大、动能最大，生命力最持久，说明这是最有煽动力、最能唤起情感认可、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最有认同感、能团结最多参与者的“最大公约数”。
这句口号就是典型的极右翼口号。看看香港暴徒的行为，其实和其它国家的极右翼差别不大：
—— 欧洲大陆、美国本土的极右翼分子的口号是：外国人滚回去。
对比：香港暴徒的口号是：滚回大陆。
——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崛起，英国极右翼政党推动脱欧，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的主张是极端排外，攻击外国人。
对比：香港政党积极推动脱中。暴徒积极攻击内地人和支持内地的本地人
——欧洲右翼政党把经济衰退、社会不安定的责任推向移民，对外来移民采取越来越激进、强硬的态度。而确实也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同移民在入侵欧洲文化，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
对比：香港反对派把香港经济不景气的责任推给内地，对支持内地的人采取极端暴力
——美国有人鼓吹“美国优先”，英国也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英国优先”
对比：香港暴徒鼓吹香港优先，香港的利益不容侵犯
——日本极右翼分子多是年轻人，政治立场极端化、激进化，行为异常暴戾。由于日本的经济长期增长缓慢，日本社会挫折郁闷、躁动不安，右翼分子的主张也得到越来越多日本人的支持
对比：香港参加暴动的多数是年轻人，而支持其主张的群众比过去几年、十多年要多
——发达国家的右翼分子通过互联网联合，宣泄极端恶毒的仇恨言论，完全背离传统政治游戏规则，被称为网络右翼
对比：香港的暴徒通过论坛、社交媒体、通讯app，来聚集、宣传仇恨，仇视中国
——美欧澳多地爆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的口号多数是移民滚出去
对比：香港爆发的大规模暴动事件
——挪威常常被誉为“最幸福、最宜居”的国家，挪威人总是为他们的开放和信任社会感到自豪。2011年，挪威一个土生土长的普通挪威人，布雷维克，在短短48小时之间，从一个土生土长的普通挪威人，变成了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凶残的杀手，炸死77人，数百人受伤，大部分遇害者是儿童。
对比：香港常常被誉为“最自由最开放最发达”的经济体，香港人总是为他们的开放和包容感到自豪，目前，香港年轻人要表达意见，说话时开口的第一句，肯定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变成暴徒，只需要戴上口罩。
看了上面的对比，你觉得有不同吗？
在北欧标杆的瑞典，据说在其某些小学教材中，有作业是要比较纳粹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异同点。这种偏见，甚至都不加掩饰。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眼中的纳粹，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内地，而是出现在了香港。
这时候在香港进行普选，根本不需要什么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只需要候选人坚持排外和民粹，就能上台。这时候，我们将目睹第二个希特勒上台。
（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崔娃模仿右翼主义来进行嘲讽和吐槽）
面对如此不禁让人想问，到底是什么这个让被誉为“发达自由开放”的香港出现了如此极端的人、出现如此暴力的毫无怜悯的恶行？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愿意走上这样一条路？我们一步步来看。
* 隐性暴动 *
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在9月份接受采访时说，香港民生有问题，但根在政治生态。我之前在大中小多个会议上都听过陈总的发言，包括对各种问题的分析。陈总敢于面对问题，不回避尖锐问题，分析有理有据，我是相当佩服的。本次陈总所说的大部分都很有深度，但是我对其中一处有不同意见：房地产商就真的没有政治想法吗？
陈总表示，至今为止，在位期间表现最差的香港特首是曾荫权，一块地都不卖。而梁振英想卖地，也因为一些法规障碍卖不了。
这里的背景是：
曾荫权的施政政策完全配合香港房地产商，2005年至2012年任特首期间是香港房价极速攀升的阶段。使香港经济积重难返。ICAC廉政公署可能因证据有限，对其检控只涉及其信用卡积分等贪腐，尚未暴露其可能存在的更严重的问题。
曾荫权之后，与梁振英竞争的特首候选人唐英年，曾担任财政司司长及政务司司长，也是相当接近房地产商集团。在竞选特首时，有人放话出来，只有唐英年得到房地产商集团的支持，如果唐英年当选，他的政策可以得到大力支持并能有效实施，如果其它人例如梁振英当选，将不会得到支持，从而使政令不出特首办公室，无法施政。
而果然，即使是熟悉房地产行业的梁振英当选后想卖地，也因为一些陈年法规障碍而卖不了地，导致房价依旧上升，其它政策的推动也非常吃力。
可见，房地产商集团对香港政治有着极高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香港房价简单来说，从1997年的高位跌到2003年的腰斩一半后，开始以超过30%的年增长速度狂飙。李嘉诚的身家也从1997年的500亿小富豪，成长为接近2万亿的巨型富豪。
那么，作为利益集团的房地产商集团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就是中央你不要管我，让我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大赚特赚。这样的方式包含：
l 由房地产商决定政府官员人选，
l 由房地产商决定政府的房地产政策，
l 放任房地产商保持目前的市场环境和垄断地位，
l 由房地产商决定土地供应主导权，
l 由房地产商决定政府政策的落实效果
利益集团可以怎么施加影响力呢？
今年8月被梁振英点名批评“与与狂徒暴徒同流合污”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从十多年前的2006年就联合李泽楷组成IT20，从而参选并当选议员。而在今次莫乃光在暴动中的表演可谓精彩，在BBC的视频直播上，警方在立法会外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频频退守，主动退入立法会内部。连BBC主持人都在表扬香港警方克制，而莫乃光则大力抹黑污蔑警方，还对没有造成流血冲突感到很愤怒。
李泽楷拥有NOW电视传媒和信报两个媒体。这两个媒体在这次暴动中的立场是什么呢？呵呵。请自己看他们的报道。
那么作为另一方，受利益集团影响的港府公务员，又有怎么样的想法呢？
自然我们会期望是“一寸丹心唯报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他们也一直以高效、透明著称。
但是，假如有人不是这样想，他/她的做法就会变成：
积极行动派：
中央你不要管我，让我有更多的权力和特权，从而我有更多的寻租空间。他们会思考如何令自己在这个体制里变得更重要，更不可或缺，从而可以有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寻租空间。
可以用的理由数不胜数，例如香港很特殊，香港法规不允许等等。香港甚至有人以这样的心态去揣测内地，认为内地高官在香港拥有上市公司有别墅有外币存款，那么他们做决定时肯定会优先照顾自己的利益来处理香港问题，而不是为“虚无缥缈”的“国家”和“人民”来考虑。
这样的想法实在是相当可悲。
消极避事派：
卸膊，高高挂起。这次香港暴动，看看有多少部门是这样的。再看看几年前的香港职场卸膊操，是不是特别有感慨？
又例如，当香港出现多宗市民被黑衣暴徒“私了”暴打的时候，没有港府官员出来谴责。而当发起组织游行的岑子杰被人象征性地打了一下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公开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该次事件，当局会高度关注，警方会严正追究岑子杰的遇袭事件。
同样也是这位张建宗司长，在元朗乡民自行组织自保对抗暴徒后，张建宗迅速表示元朗乡民行为令人发指，认为警方处理与“市民”期望有落差，代表警队向公众道歉。他的道歉立刻引来香港警队的反弹。
一封警员的公开信这样写道：请问张建宗：你凭什么代表警队道歉？香港警队全体警员这一个月来，哪一个不是已经克尽己任，逆来顺受，香港警队这次站在社会撕裂、波涛汹涌的第一线，受舆论冲击最大。期间警队备受抹黑、恐吓、暴力袭击、人肉起底、家人遭受霸凌、威胁，依然努力维护香港秩序，迎难而上。如今警察做什么都被人骂，你还要加多一脚？警员心力交瘁，试问，你又为警队做过什么？
更严重的是，多年前，亲外国仇中国的官员和议员，通过各种方式对爱国爱港的政府官员和议员进行打击，用各种理由定点去除，形成恐怖的寒蝉效应，谁发声谁死得快，谁亲中就除掉谁。今天街头的暴力打击行为所营造的你死我活的恐怖气氛，在其实已经在香港官场已经蔓延了很长一段时间。
用图片来说明一下。下图是一座大桥，桥墩上面的黑白标尺叫做水位警戒标尺，用来标识水位是高还是低。如果我们把这个水位警戒标尺作为香港官员的爱国爱港水位线。水位线最高的是坚定地爱国爱港的，水位线最低的是仇中乱港的分子。那么，在立法会的约70位议员里，能敢于谴责暴徒的何君尧议员可以放在最高的位置。
然后，事情来了。英国大使曾亲自接触何君尧，探讨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被何君尧拒绝。
那么，问个问题：英国大使游说过哪些议员并商讨过合作的可能性？
警戒线最高的、最难啃的那个硬骨头，都被游说过，那么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想而知：全部都有。
小结一下，这个群体，他们的诉求是权力，希望所有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上，中央管得越少越好，让香港成为独立王国。这个群体的做法是自己不出面，在桌面上撇清一切干系，而通过自己控制或协作的政治力量、机构、媒体来实施自己的想法。
当这个群体的想法与中央不相符时，就会进入隐性暴动的阶段，只不过这个阶段没有硝烟而已。
* 显性暴动之门 *
实际上，显性暴动不是今天才有的，暴力之门是9年前的2010年打开的。
在这里要提一个人：沈旭晖。先列一下他的家庭和经历。
沈旭晖1978年在香港出生，独子。父亲是香港大学电子工程教授沈俊明，泛民主派支持者，母亲在大公报工作，建制派支持者，外祖父是大公报财务高层，外公家族据说是民国时期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家人。
沈旭晖在香港皇仁书院中学毕业后，到耶鲁大学读书，获得政治学学士、政治学硕士，2006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政治专业方向）。2006年28岁博士毕业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但是，很快发现学术的道路不会带来富足的生活，于是他决定要离开学术界。
接着的路沈旭晖是这样走的：2009年31岁时跳到香港教育学院担任副教授，2012年返回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副教授，很快于2014年36岁时加入李泽楷的盈科拓展Pacific Century Group担任高级副总裁，成为李泽楷的幕僚，并且担任李泽楷旗下的《信报》的主笔。（信报在本文第二次出现）。这时候他的年薪应该有千万了。今年2019年，他41岁，8月26日他辞去李泽楷盈科拓展的所有职位和信报的主笔一职，声称要寻找香港未来政治之路。
问题：为什么一个副教授跳槽能拿到千万年薪？
在沈旭晖2013年35岁时结婚，在会展中心摆酒席。他当时的头衔是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到场的嘉宾包括当时的特首梁振英，当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曾参选特首的候选人唐英年（唐英年在本文第二次出现）和何俊仁，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特首办公室主任邱腾华，港视王维基，政制局局长谭志源等等，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士都有。唐英年还非常亲切地叮嘱沈旭晖要有修养，不要被人误导。
（Facebook上的公开照片）
问题：为什么一个副教授结婚，嘉宾阵容如此强大？
有传闻，香港政府想邀请沈旭晖担任某个司的助理司长或副司长，这是个在特区政府里相当于数人之下，数千人之上的职位。但是他思前想后拒绝了。2019暴动后，林郑月娥要发起与对话会，邀请沈旭晖，他也拒绝了。2008年国庆阅兵，他是香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的特首是曾荫权。（曾荫权在本文第二次出现）
坐好了吗？我要开车了。
当沈旭晖牛津读完政治学回来时，28岁。当时他立志于成为香港的政治光谱中最中间的人，从而能够召集最广泛的政治势力。
他也确实与香港各种不同政见的人都形成了非常好的关系。从建制派的大佬，到泛民反对派的以人身攻击、粗口骂街著称、到后期力主暴力抗争的“讲波佬”（电台DJ/足球节目主持人）黃毓民，都可以说是朋友。
注意，在这过程中，他拒绝亲身下场搞政治，而一直是以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的学术界身份参与政治。
既然政治能量这么巨大，声称处于政治立场最中间的的沈旭晖对于2019香港暴动的立场又是如何的呢？
— 他在9月接受《明报》的采访时表示幸好有“勇武派”暴徒在6月12日暴力围堵立法会，否则，送中修例大概早已通过。
—他还表示，除非制度有改变，否则“勇武”方式未来数年会成常态，出现任何争议事项，事态又会重演。
—在出现多次扔汽油弹、打砸抢后，他表示这些被破坏的都是死物，无关紧要。香港人破除了旧的束缚，重建完全是轻而易举。这与“乱港四人帮”中的毛孟静议员的“死物说”完全一致。—
在本次暴动中，元朗乡民主动保卫元朗。他和何君尧都是皇仁书院的中学校友，于是他联合数百名校友在苹果日报上联署，要求开除何君尧的校友资格，并表示“这种行为在文明社会不应被包容”。
—他之前表示本次暴动绝对没有外国势力介入，背后没有“大台”组织者，都是自发的，这是新事物。一个月后，在已经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表示虽然有外国势力参与，但是无关紧要。
—他声称，当制度令一种声音（黄丝）得不到应得的东西，就会有另一种机制（暴力机制）去制衡。
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么，声称处于政治立场最中间，实质上与乱港四人帮同一阵营。
而在九年前2010年的另一次事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在2010年1月，香港反高铁拨款警民冲突，是一次多年来较严重的警民冲突，也是多年来香港警队首次出动防暴警察进行清场。当时有约1700名示威者（苹果日报宣称有上万人）包围前立法会大楼，围困多位政府官员及议员至凌晨2点，并对警方防线进行冲击，造成5名警察受伤，最终警方出动1200名警察驱散，并没有采取拘捕。
事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在媒体上表示政治运动不应该涉及暴力，追求民主是好事，但是应该和平、民主地进行，这次太过分了。
吕大乐是什么人呢？他是香港学界知名学者，1958年出生，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可以说是年长沈旭晖20年的师兄，后来还担任香港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和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吕大乐还为沈旭晖的书《国际政治梦工场》作序。这本书在内地出过内地版。
沈旭晖对吕大乐的看法极为不满，立刻发文驳斥，表示要支持暴力抗争。文章内容可归纳为三点：
1. 吕大乐老了，过时了，已经不了解当今的社会状况和政治运动的发展。
2. 强调激进是可取的。
对于吕大乐的观点：“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过程来争取达成目标，亦要接受民主程序对自身的约束。沈旭晖表示：不需要。并罗列了一堆学术概念包括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民主政治中介（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和若干思潮来表示激进完全没有问题。
3. 组织者无需为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负责。
吕大乐表示作为组织者，应该尽量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并对出现暴力事件负责任。过去即使泛民这种政治流氓组织的游行也会设有纠察队来避免意外。沈旭晖表示，那些暴力的行为可以视为2%的少数行为，不等同整个抗争，组织者不会也无法控制其号召出来的人，因此无需负责，不应该被追责。也就是说，组织者今天发起xx游行，发生了打砸抢，组织者应该免责，明天发起xx散步，发生了纵火杀人，组织者应该免责。
鉴于沈旭晖在政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从此再也无人提出异议。
而且，这种认定落实成为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标准。
从此，再也没有大型活动组织者因发生暴力行为而被追责，所以你看到今天2019年发生的那么多的带有暴力的活动，活动组织者完全没事、完全免责！
香港政治社会运动的暴力之门，就这样从2010年打开了。
自此之后，激进、暴力、极端已经成为一个选项，而非不能做的事情。迈向暴力的所有障碍已经被清除。
* 显性暴力的道路 *
门被打开之后，暴力道路的铺设是由本土派的港独组织铺设的。
本土派的港独组织有很多个，有时为了躲避追责或被监管，这些港独组织会快速重组或变化。
本土派是从泛民衍生出来的，追求港独，秉承岭南大学前教师“港独教父”陈云提出的“勇武”理念，崇尚暴力，本来只是很小的一个分支，小打小闹，影响有限。但是，在2014年占中后，吸收了大量青年军，开始迅速发展。
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港独组织“热血公民”主席郑松泰，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2016年代表“热血公民”当选为立法会议员后，开会时“倒转”国旗。
今年香港暴动中，郑松泰更是身先士卒，带领暴徒冲进立法会洗劫，多次投掷砖头、灭火器、雨伞等硬物攻击警察。已经不需要多讲。
我想介绍一下另外两名在其它港独组织的90后：梁天琦和陈浩天。他们两人比郑松泰更年轻，知名度稍低，2016年同样参选议员但是失败了。
本文一开始说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一直贯穿整个暴动前后。这个口号是梁天琦在2016年他参选区议员的时候提出的多个暴力口号中的一个。
梁天琦是90后，父亲香港人，母亲武汉人，他于1991年出生在武汉，儿时移居香港。中学在一家天主教中学读书。2008年17岁中学毕业后，入读香港大学政治学系并开始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包括2014的占中。
陈浩天，也是90后，1990年出生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梁天琦一样中学读的是教会办的学校：基督教主办的迦密柏雨中学，2008年入读香港理工大学工程学院。他是从2014年占中时开始参与政治运动。在香港理工大学取得工程和工商管理双学位。
在2014年占中运动后，反对派人士对运动的方法、方式、策略有过大量争论。
而这两位年轻人的看法是：
1. 占中运动未能带来任何改变，是巨大的失败。同样，2012年香港反国民教育运动虽然逼使梁振英政府做了重大妥协，但也算巨大失败。因此，抗争的组织形式和手段需要改变。
2. 认定香港与中国大陆必须建立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区隔，主张香港要独立。
3. 认同暴力抗争是可以的。
4. 开始认同极端倾向的本土派的观点，嫌弃香港泛民主派懦弱无能，二十多年一事无成。
本土派的做法就是极右翼的做法。当时反对派的主流是泛民。
这两位年轻人就在占中时尝试暴力活动，泛民的纠察队出来制止过。
于是，本土派开始与泛民割席。对，是他们嫌弃泛民派，主动要与不动武的泛民割席，要和泛民划清界线。
同样从泛民脱离出来、支持暴力抗争的前议员黃毓民（黃毓民在本文第二次出现）就对这两人非常看好，倾力为其提供支持。
占中后，梁天琦于2015年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港独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担任发言人。同年，梁天琦参选2016区议员。竞选口号就是现在2019年暴动时被反复呼叫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在2016年初梁天琦组织了旺角暴动，借口保护卖鱼蛋小贩而在弥敦道纵火，随后与警方发生剧烈冲突。
梁天琦表示革命已经是唯一的方法。
2016年的选举，梁天琦毫无选区基础，其它政客都认为其必败，连200张选票都拿不到。但是梁天琦依靠极端和暴力主张，以及在年青人中的号召力，成功地快速地动员了大量年轻人去投票支持自己。
最终在当年的选举中，他获得6万多张选票，占比15%。当选的是同样支持港独的泛民议员杨岳桥38%，建制派的周浩鼎获35%。
虽然选举输了，但是梁天琦还很自豪地炫耀其它政治势力都不具备他所掌握的动员能力，在短时期就能动员6万多人。
之后，港独本土派继续快速壮大，被称为能与泛民、建制派三分天下的势力。
陈浩天也类似。刚刚大学毕业的陈浩天在占中后很快辞去全职工作，投身社会运动。有媒体报道他获得外国资金资助。
与梁天琦加入一个港独政党不同，陈浩天于2016年试图成立港独政党香港民族党。该组织很快被香港政府禁止注册，后来在2018年9月被香港政府保安局禁止运作。陈浩天同样也在2015/2016年时试图参选区议员，但是被取消资格。
他的步伐没有停下来。陈浩天开始对中学生入手。从2016开始，陈浩天开始对香港所有中学宣传香港独立运动，推行所谓的“政治启蒙计划”。他在中学校外和校内向中学生派发宣传品，讲解港独理念，并为港独组织招募学生成员。
这个计划的运作方式是针对每个学校，设立一个“关注组”一一对应。
“关注组”的成员由港独的人士组成。由“关注组”和该校学生一起来决定这个学校应该如何渗透，如何推广，如何动员。
打个比方，我们内地互联网消费服务类企业（外卖/共享单车/电商/O2O）就是针对每个城市，都建立各自的地推团队。
这个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一，务实，接地气。逐个击破。使得每个学校都可以用该校独特而又极其深入的模式进行高效渗透。成功率和动员率相当高。
二，可以切断港独组织和关注组之间的法律上的联系。当被追究法律责任时，陈浩天可以托词这些关注组的成员都是第三方人员，他们做什么是自发的，学生做什么也是自发的，和他陈浩天完全无关系。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
这个运作形式和2014年前港独组织在香港各大学进行渗透的关注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把大学换成了中学而已。
那么，涉及的中学有多少呢？该计划在2016年刚实施的一个月内，就至少有80间中学超过100名中学生参加了该“政治启蒙计划”。随后更是遍地开花。
本来就想着要搞事的学校自然对此非常欢迎，提供各种协作。爱国爱港的学校就很头痛，因为出了校门，学校能干预的程度有限。
得益于这些无孔不入、接地气的地推方式，全港很多中学都受其影响，也为港独组织培养了大批未成年的接班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次暴动中看到这么多未成年人的身影。
这个模式有没有失败的时候呢？有的。用香港大学的几个学院举个例子。
插一句，在港独活动和文化上，香港大学其实要比香港中文大学更激进更活跃一些，是很多活动的发起者。但是，中文大学出镜多，其实是因为中文大学的校园大，比其它9所大学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其它学校根本没有容纳超过300人聚集的场所来搞港独活动。所以一旦搞大活动，地点只能选中文大学。
在香港大学里，状元和尖子扎堆的学院首推港大的医学院和法学院，其毕业生收入高，工作稳定。
关注组对医学院学生除了宣扬那一套“民主自由“的说法外，还威胁说，港大未来会在深圳开分校区，会造成执业医师资格泛滥，广大医学院学生将无法再独立开诊所赚大钱了。
对于法学院学生，关注组的说辞也是在通用套路之外，声称2047年香港回归50年后，香港将会不再使用普通法系而转为使用内地的欧陆法系，你们法学院的学生统统会失业。
这次暴动中，这两个学院的人上街暴动的不要太多。
上述模式失败的是在港大建筑学院。因为建筑学院学业繁重，天天通宵绘图。港独组织想法设法动员了好久，建筑学院就是没人响应。于是无可奈何亲自在建筑学院挂大型条幅。本来在其它成功的学院，挂的条幅都是“xx学院支持五大诉求”之类的，用以强行代表整个学院。但是这次在建筑学院挂的条幅则有些不同。
条幅内容为：
右边：港大建筑学院怎么叫（动员）都叫不动（动员不了）
左边：香港都要沦陷了你们还建什么鬼
除了关注组这种地推模式，梁天琦和陈浩天还在各自努力继续推进。
2016年的旺角暴动，事后追责到梁天琦和他的同伙黄台仰头上，被判入狱六年。这两人商量后，决定分工，由梁天琦入狱、黄台仰潜逃德国，通过德国右翼势力保护以躲避法律追究。（右翼组织在本文第二次出现）
其实，在今年送中条例刚征询民意的时候，德国第一个跳出来带节奏说，如果香港通过该条例，那么德国和香港原有的引渡协议需要重新修订，希望香港政府仔细考虑。
看到没，德国保护暴徒潜逃，英国安排港独分子在挪威进行暴动培训，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在香港问题上长期发声支持香港追求自由，美国也不用说了。这也是就是欧美政府，常用的制衡中国的惯用手法，以平衡他们在经济上与中国的合作。德国总统默克尔为他们的做法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价值观外交”。
陈浩天同样与德国右翼组织建立了联系。（右翼组织在本文第三次出现）。在2019年本次香港暴动中，警方于8月1日在火炭的一个工业大厦突击搜查，捣毁了一个港独物资仓库，并把在现场的7男1女拘捕，当中就包括陈浩天。
仓库里面有现成的汽油弹、原材料、弓箭，以及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可以涂在口罩上，暴徒戴上口罩后就会更亢奋更极端，更不受控制，并且欲罢不能。每周你不戴上这些口罩上街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而同期，警方在荃湾一家工业大厦的突击检查，则捣毁了另一个仓库。里面有数公斤恐怖组织ISIS常用的TATP烈性炸药、自制燃烧弹、电油、硝酸、强力弹弓、刀等攻击性武器，以及印有港独组织名号的T恤、手套、“反修例”标语和扬声器等等。
透过梁天琦和陈浩天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年轻人是如何从毫无政治经验的学生逐渐转变为制造炸弹准备实施恐怖袭击。
他们动员出来的年轻人，在街道上进行勇武暴动，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天经地义。
所以，本土派已经日益壮大，和原来的泛民已经平分秋色。而由于本土派有大量年轻人生力军，所以也更有动员力量。泛民以前的政治运动组织方法、抗争手法已经被抛弃，冲击铁马、堵塞并占领道路，暴力打砸抢及放火，在2019年之前均已成为常态。
在此之前，本土派和泛民派还会互相指责，泛民派指责本土派暴力，本土派指责泛民派无能。在2014占中、2016旺角暴动、2015/2016选举时，双方都会互相指责，会“割席”。
由于这些新的斗争方法越来越被接受，泛民生怕自己被落下了，担心被边缘化，失去在政治舞台的出场时间，也就开始不愿意割席，不愿意指责暴力行为了。而本土派也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于是，泛民和本土双方达成了临时共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在暴动中互相不指责，不割席。原来的温和派”和理非“开始全面拥抱暴力主义，全面接纳暴徒。
而对于暴徒们，”和理非“就是一件衣服，想什么时候穿就是什么时候穿。上一秒暴徒打砸抢，围殴警察和平民，下一秒就是手无寸铁弱小无助的”和理非”。至于再下一秒是什么状态，则是由薛定谔的猫来决定。
* 青年暴动大军 *
好了，暴力的门打开了，路铺好了。仇恨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也开始接触社会了。
在他们看来，政治正确就是暴力冲击。
在他们看来，政治正确就是暴力冲击。
在他们看来，政治正确就是暴力冲击。
香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这个想法上，已经同质化，不需细分贫富阶层、教育程度、专业、行业、学校背景等等。
对于政商高层，他们渴望权力来谋私。对于成年人，暴动策划者通过打击对内地的信心来获得支持，而对于青年人，就用教育、宣传、价值观来吸引他们站在同一立场。
由于教育和媒体长期带偏颇性的灌输，他们对未来、对中国都缺乏信心。在他们眼里，中国和朝鲜在价值观和文化上没什么差别，很多香港年轻人连一河之隔的深圳都不愿意去，担心去了深圳就被割肾，不敢在内地坐火车坐汽车，担心车匪路霸，不敢在内地喝牛奶和呼吸，担心三聚氰胺和雾霾……
有三件事使香港人对内地的信心受到打击：牛奶、红十字会、四川地震捐款。三聚氰胺牛奶事件爆发时，很多香港人以为这是涉及几十万人的恶性事件，和战争反人类犯罪没什么差别了，肯定会枪毙不少人。结果呢，处罚比预期中轻太多。而后续的抢购奶粉更让香港人感到切肤之痛。红十字会事件类似。而地震捐款事件则是让香港自此之后无法有效组织对内地的募捐，而只能以香港政府拨款来代替社会公开募捐。
在仇恨的教育下，再加上内地上述这些问题没处理好，被香港媒体大肆发挥，从而使得香港人对内地的信心大受打击。
然后，香港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暴动组织者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为是由内地造成的。任何问题，都找体制、文化与西方完全不同且经济突飞猛进的中国来扮演‘外来恶棍’，实在是太合适的借口了。
而这一次，香港年轻人被活动组织者灌输的想法是：
“送中”是一个恐怖社会的开端，会让自己失去自由，会变成朝鲜，所以必须要斩草除根，而光明和理想在召唤他们去争取，必须要站出来。
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在进行一场价值观之战。（“价值观“第二次在本文出现）
房地产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痛，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已经视为理所当然，麻木了，根本不奢望去对抗。更何况，房地产商还控制了媒体，控制了和民生相关的方方面面。
心理学上有一个偏见理论：人类天生讨厌损失。人们天生对损失更敏感，决策时更倾向避免损失。由于损失厌恶心理，人们在决策中，往往会产生偏见，导致对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远远大于追逐利益的考虑。
所以，他们感到他们正在“失去自由” 变成朝鲜，所以要抗争。而上街抗争去争取要个房子？号召力就低多了。
好了，当树立了“价值观之战”的动机后，他们又被背后的组织者灌输了怎么的行动策略呢？
在外国专家帮助下，剧本已经写好了：
第一步：坚定脱中入英的决心。要从信仰、人际、语言、习惯、道德等维度，全方面地否定“代表封闭专制愚昧落后”的中国，加入“先进文明的怀抱”。
第二步：断绝华人父母及其圈子对自己的影响。目前不少青少年晚上都不回家睡觉了，父母一连几天甚至几周都见不到孩子。不少年轻人甚至在论坛上发帖求收留，并要求陌生人提供住宿的同时还要提供餐食和WIFI。
第三步：律师和顾问告诉青少年，暴力无罪，暴力是被允许的，并且是可以不被追究的。整个香港都站在你们的背后，你们放心去做吧。
后面的步骤不详细写了，都是围绕隔离“专制”，脱离中国的思路去做的。发生自焚、假冒警察/军人杀人从而调动社会情绪然后指责警察/军人也是其中一步。
有一个步骤，他们自己也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要破坏香港经济，要升级暴力，要吸引解放军进场，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家睡觉了“。在剧本中写的是当他们日趋激烈的暴力活动持续升级到临界点后，解放军进场，发生流血事件。那么作为年轻人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可以回家睡觉了。接着的步骤就是让外国力量接手。外国白衣骑士将会降临，集合多个国家的力量来“帮助”香港。
多年后，不知道他们自己回顾这些行动策略，会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荒谬。
那位在街头接受采访时，含着泪表示“希望香港能够好像乌克兰那样”的女学生，注定要被写进历史里。
那么，香港青年人还有得救吗？很困难。至少耽误了两代的香港年轻人。在香港的一些关键岗位上，在将来一段时期可能会面临着青黄不接无人可用的境况。
* 他们的弱点 *
其实，对付他们还是有很多方法的。他们本身就有很多事情需要担心。
第一，害怕我们不按套路出牌。
革命的剧本都写好了，你们内地竟然不按剧本走？
又举个例子，在暴徒们多次制造极端暴力，冲击香港警察局后，不少暴徒提议不如去冲击驻港部队的军营吧？平时一直说自己不是活动后台的港独议员就表示不需要去。理由是他们不知道驻港部队的行为守则、规范、指引，无法预测驻港部队会怎么反应，所以不要去搏。而面对香港警方就不同了，行为指引在手，警方的套路尽在掌握之中，所以可以尽管搞，随便搞。
他们希望我们办事束手束脚，从而束手就擒。
他们害怕不忌惮于打破规则、不受规则束缚的人，他们害怕无视滔天的非议而坚决执行长期战略的人。
一句话，暴动组织者就是希望你遵守规则，然后在规则制度内玩死你。
看到这里，你是会不会觉得……随意打破规则反复无常言而无信敢和你撕逼的川普其实很适合对付香港暴徒？
第二，害怕改革
香港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97年以后没有变过。没有改革，整个社会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但是每当需要改革的时候，某些势力，包括利益集团，包括英国美国的官员，包括宗教力量，就会跳出来说：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哦，这违反什么什么哦，甚至是拿基本法为挡箭牌说任何东西都不能变。
这就如同开了一辆车到马路上，但是却事先把司机的眼睛遮住，手脚都绑起来，然后就静静地等着。也许今天没事，也许明天也没事，但是终究会遇到大坑的，虽然不知道会在哪里撞车，但是撞车是肯定会发生的。
英国人也知道香港反对派的党棍们能力极其有限，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来获得支持，但是利用他们来维持制度僵化，还是可以的。
利益集团也希望维持这样的制度，能够继续赚钱，继续通过港府的政策、中央的政策，来为自己赚钱。
所以，暴动组织策划者最怕的就是改革，害怕改变政治制度，这里并非单指一国两制，而是：
包括广泛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的组织模式、职责权力的设置和管理等等，
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设计、执行、评估
大大小小各类社会治理机构、行业机构、协会、团体的管理
他们希望维持各个机构、部门维持官僚作风，保持孤立的状态，没有跨组织跨部门的协作。
他们希望维持他们安排在各个位置上的人员安排。
他们希望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继续大发横财，哪管你洪水滔天。
他们希望香港的执政能力继续落后于时代，不要进行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
他们希望的就是全港不要上下一心，从而无法对暴徒一捅到底。
他们希望香港就这样下去，一百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
第三，他们希望我们忘记历史
他们希望我们忘记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忘记他们做过的所有的一切。
他们希望我们不追究每一个暴力行为。
他们希望我们忘记爱国爱港的人在备受欺凌。
他们希望我们忘记每一个受到冤屈的人需要平反。
他们希望媒体由他们控制，历史书由他们来书写，从而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永远地维持下去。
* 小结以及我们需要做的 *
培养一个纳粹社会，离今天并不遥远。即使是香港这样全球自由程度排第3的发达地区，也只需要10年多年。
前提条件也并不需要有希特勒那样的世纪大恶人。
而只需要打开一扇门，朝一个方向一指，对人们说那是你们的理想之地，就可以了。
在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里，有一句台词：“给我7年，我给你英国未来的政治家，工程师，老师……”
放在香港这里，就是：
给我十年，我给你一代新纳粹年轻人
给我十年，我给你一个僵化的无法作为的政体
给我十年，我给你一个停滞畸形的经济体
给我十年，我给你一个暴戾的撕裂的文化
各位开始写日记吧，我们会目睹一个新时代。
而有了香港这个这么好的现实教材，全国人民都可以仔细看个明白。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
在内地：
* 持续不断地改革，持续改善我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使我们在不断前进
*不让单一行业，例如房地产或其它行业，绑架政府，绑架经济，绑架人民
*持续地进行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我们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务能力，提高我们每一个机构的效率和透明度
*继续大规模投资于新兴科技，继续增强我国的竞争力
*继续大规模投资文化和教育
*继续大力支持、培养我们的年青人
*当看到国家决定在深圳设立示范区，就知道国家有能人有办法，大家放心。对香港的建议就不需要我说了。
在这里引用姚明在今年篮球世界杯赛后的一番话：
“失利反而让我更加坚定对改革的决心。我们必须去努力，我们有坚定的决心走下去。我不会停止改革，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更为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已经知道了世界的格局，必须向着世界先进的水平去看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