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封贡与宁夏之乱——明朝北部边防战略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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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君子往往为了名誉不惜辞官,而不良言官总能以弹劾的方式达到驱除正派官员的目的。
宁夏之役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次平叛战争,因其耗资巨大、用兵甚多、战线牵扯较远,故而与播州之役、朝鲜之役共同被称作“万历三大征”。这三次大规模战争均以明廷获胜告终,但却都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万历皇帝
在宁夏平叛之役爆发前,不妨先梳理一下明朝北方边防防御策略。
参与宁夏之役的监军御史梅国桢将明廷的边防状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洪永到嘉靖时代,表现为“虏无岁不犯、我无岁不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刻削之苦”。第二阶段为隆庆时代到万历十八年,“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刻削之苦,无操练之劳”,也就是出钱少出力多。而万历十八年到二十年的第三阶段,则为“外实修和,内欲兼战”。
当事人的这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而宁夏叛乱的大背景,就是所述的第二阶段——“和议既成”。
隆庆年间,经过一番激烈的朝中争辩后,明廷最终决心调整对外战略,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打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西线与中线上,明廷希望以封贡和议的方式达成和平,东线与辽东地区则主张增强兵力强势出击。
最终,经过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努力,明廷顺利册封鞑靼部族首领俺答为“顺义王”,捎带铲除了大汉奸赵全,并允许明蒙互市,双方展开边境贸易。以往蒙古部落生产力低下且生产资料单一,如果不能互市就只能通过掳掠来获取其他必需品。但隆庆初年以来,明军在边境用人得当,军力逐渐增强,蒙古部落在掳掠的同时也损失惨重,譬如一代儒将王崇古就经常捣巢烧荒,这样互相伤害的情势显然对蒙古更为不利。而和议一旦达成,明军就能“外示羁锁、内修战备”,并且节省大量军费到东线上。因此互市成了双方乐见的结果。
张居正
在封贡过程中,俺答的妻子三娘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掌握兵权,而且战略眼光超前,为封贡事业的推进贡献良多。值得一提的是,俺答死后,其子黄太吉也想娶三娘子为妻(蒙古部落风俗),而三娘子不肯,在明总督郑洛的撮合下,两者才得以结合,并延续之前封贡政策。黄太吉死后,其子扯力克继位,扯力克见三娘子年老,不愿按照风俗取三娘子为妻,还是在郑洛的劝说下,两人得以成婚。封贡和议,就是在明廷与蒙古主和派官员的小心维护下延续的。蒙古方面约束部落,规定任何部落擅自去汉地掳掠则削弱其部落规模,蒙古人家擅自去汉地捣乱则处以重罚,而明廷则报以广阔的互市环境,让蒙古人获取生活物资。
但随着万历的朝堂进入后张居正时期,阁臣边帅的大幅更迭使得嘉隆万时代早期的政策难以为继。前面提到的郑洛,其本身是七大兵镇的总督兼经略,但他以“职称”太高太多,谦辞掉了“总督”的位置。不久,内阁竟然推荐主战派魏学曾出任七镇总督。
在一个地方同时设置总督与经略,本身就是职责交叉,要么两相冲突、要么相互推诿。魏学曾并不是一个昏聩无能、只说不干的官员,他之前督抚在明廷决议主战的东线战场,不仅整饬守备颇有成效,还多次击败蒙古察哈尔部,“数破敌,被赏赉”。但在这次处理鞑靼、宁夏叛乱的事务中,他表现极差。可能由于之前在东线主战场的经历让他对蒙古事务有了两点感悟:只能打、打得过。所以,后来他将这种主战情绪带到了中线与西线边塞。
但察哈尔部与鞑靼部落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相较于察哈尔部,明廷与鞑靼部落的封贡策略是成功且双赢的。但魏学曾作为鹰派人物极为反对,他上书神宗皇帝,说封贡是“养成宋人之祸”,又将明鞑关系比作宋与西夏,最后竟直斥郑洛是当今的贾似道、秦桧!朝中鹰派言官闻言,也攻讦郑洛:“今日奉书顺义王、明日奉书顺义王、今日致意三娘子、明日致意三娘子……岂经略(指郑洛)之责专在求虏媚虏,而实事可为乎?”不在边境之人,听得这话还真有点被煽动起来。
三娘子
一向标杆恢复中华、鼎兴大宋的明廷君臣最忌讳大宋外交政策,大明三百年无论朝廷处于强势还是弱势,都难与虏、夷议和,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这个因素。秦桧、贾似道都被安排上了,这下主和派郑洛哪里能继续干下去,于是便上书辞官离开。这其实是明代政治最大的弊端——明代君子往往为了名誉不惜辞官,而不良言官总能以弹劾的方式达到驱除正派官员的目的。故而,“邪压正”显得异常简单,后来南明弘光政权的干臣如姜曰广、高弘图、史可法等人就是如此离开权力中枢,朝政便落入了阮大铖、马士英手中。
郑洛离开后,魏学曾便开始了战备计划,这就到了梅国桢说的第三阶段——“外实修和,内欲兼战”。不过一开始,王崇古等人“修战备”是为了保持边境的军事压力,继续推行封贡互市,但魏学曾则纯粹是为了下一次战争的到来。当时河套地区部落首领明安率部互市,完毕后索要丰厚的赏赐。这种赏赐是非商业性的,数额很多,大有中华厚往薄来之意。估计这让魏学曾联想起了大宋的岁币,顿时调集各路明军奇袭之,将这位首领给阵斩了!
这次奉命参与奇袭的各路军头中,有一名叫哱拜的将领。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内乱如日常的部落斗争中逃到了明边军中,明军待他不薄,他最终以副总兵退休。
边将退休其实是假退休,因为影响力依然在,这是明朝边军的制度性问题。
明军中存在着一群地位比士卒低、俸禄比士卒高的军人,这便是各大将领的家丁。所谓家丁,就是只听将领指挥、跟随将领身边作战的精锐部队。原本他们由将领私人豢养,但随着数量越来越多,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们逐渐由私人负担转变为国家负担。这其实加大了明军的军费开支,且依旧是士兵与将领个人间的隶属关系。
这样的家丁团体有核心的效忠对象,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劲。哱拜的影响力就在这里,他退休了,但人在边疆,他的两个儿子哱承恩、哱承宠,义子哱塞、哱云、哱洪则继续留在军中,保持其家族的影响力。这实际上凸显出明军后期军阀化、家族将门化的特点。
这次出征,哱拜看见西北一带的明军战斗力羸弱、军备废弛,觉得明军“弱不经战”,于是开始“跋扈无忌”。站在当时哱拜的角度看,他确实有为乱的资本:一方面,在魏学曾、叶梦熊等主战派边帅的“努力”下,明军即将重新与草原势力敌对厮杀,这意味着自己有了潜在的外援——他本身就是“虏将”,与蒙古人说得上话;另一方面,明廷的注意力依旧在辽东和东线,没来得及加固西线防御,自己对其他明军有着足够的优势。
哱拜豢养家丁达三千之多,号称“苍头军”,为霸一方。他与儿子哱承恩多方招纳,广受叛降,势力越来越大。宁夏官府为了防止哱拜为乱,晋升他为副总兵并让他退休,但这种家族军阀的模式,即使哱拜退休,影响力仍在。哱拜的“益加跋扈”招致了明廷的忌讳与不满,后来的宁夏巡抚党馨则开始处处掣肘他的行动:一方面严查军纪,打了他儿子哱承恩二十军棍以威慑其部署散漫的纪律;另一方面缩减哱拜所部的武装与战马配备。征讨河套蒙古时,哱拜本来打算出征,但党馨却给他拨发乏马,严格监察他部队的不法行为。
赶巧的是,宁夏镇此时冬衣没能及时发放,粮饷也在拖欠(这其实是明军的基本操作)。这时哱拜的亲兵“苍头军”来索要过冬的冬衣、粮饷,刚要发放,哱承恩召集部下说道:“吾等欲报宿怨,则何不假此起?有如异时绳我等以军法,我等谓党军门裁削我廪食也。”于是趁机煽动部队叛乱。
哱拜势力在宁夏树大根深,起兵毫不费力,大家仗着天高皇帝远,不远处就是河套蒙古骑兵,起事应当会很快成功。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卫指挥使李承恩、供应官陈汉相继被杀害,总兵张维忠被劫持后自杀。哱拜开始自称“哱王子”,以刘东旸为总兵,哱承恩、许朝(其旧部)为副总兵,部下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部队占据宁夏城后向四周拓展,“河西望风披靡、河东全陕震动”。
哱拜算准了明廷与鞑靼开战在即,自己又远离畿辅,并且此时播州杨应龙反状初具,朝廷在多方掣肘的情况下必然会向自己妥协,允许自己“自署授官,世镇宁夏”“不者,驰而南下,谁能御我。”奇妙的是,素来党争倾轧的明廷在这时难得一致,君臣上下决心讨平哱拜。
魏学曾气势如虹准备开战,没料想“开门红”竟出自自家内部的叛乱。他出兵进讨哱拜时,官兵粮饷不济,难以持续进攻,河套骑兵又屡屡侵袭明军,使魏学曾多方困扰,难以平叛。
好在朝廷的增援很快到达。一代名臣梅国桢此时出任监军御史,并推荐名将李如松为总兵,率领宣府、大同、山西(这是兵镇、不是山西省)的精锐部队日夜兼程,前往增援;魏学曾的好友、同为主战派的甘肃巡抚叶梦熊也请缨出战,率兵奔赴宁夏。
但此时战事焦灼,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也开始向宁夏增援,一旦他们与宁夏叛军连接成片,就意味着一把刀子插入了明朝的肩膀。这是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对于魏学曾的作战不利,万历帝不顾兵部大臣的反对,直接派锦衣卫将之逮捕审讯,换余懋学督军。
监军御史梅国桢则提出“绝勾虏、携胁从、用水攻”三策,他知道攻城紧迫,否则整个西北战局都将被牵扯,因而他与叶梦熊决议,先在宁夏城四周建堤坝,再掘开黄河淹没宁夏城。
此时,在明军的围堵之下,哱拜势力已经毫无胜算。首先是粮草断绝、城池塌陷,最先熬不住的必然是他们,但他们依旧不愿投降,而是等待河套蒙古的增援。他们相信,双方只要连接成片,明军就将毫无办法。
果然,河套部着力兔率部队来援,李如松率麻贵、李如樟等人迎战,取得大胜,将着力兔一直追杀到塞外直奔贺兰山去。这就让哱拜等人死了心,再没人能救他了。
到了九月,浙江、西南等地军队相继赶来,明军发起总攻,突破外城,哱拜等人退守内城。突破外城时,梅国桢表现极为英勇,其神道碑铭载:“降人杀守者,血流活活有声,公踞坐血酱中,籍次记功,传呼止杀。”
此时,梅国桢又开始了离间计。他转告哱承恩,说他守边有功,可以杀了刘东旸、许朝赎罪,又告诉刘东旸、许朝,说他们只是胁从,如果能杀了哱拜就可以转祸为福。
结果刘东旸、许朝果然杀了哱拜部将土文秀,但还没来得及杀哱氏,就被哱承恩等人杀掉,叛军随即瓦解,全面投降。但投降后的哱拜势力并未解除武装,他的嫡系人马依旧枕戈待变。李如松便率军包围了哱拜府邸,哱拜自焚而死,李家士卒上演了一出“火中取人头”,将哱拜头颅拿下,哱承恩等人则被擒拿。随后在京师,哱承恩被凌迟,胁从等人也被处斩,宁夏之乱全面平定。
严格来说,宁夏之乱只是明边庭众多叛乱之一,之所以被列入“万历三大征”,是因为其影响颇深、规模颇大。但仔细看来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哱拜之所以能够为乱,离不开明鞑互市议和政策的破产,是明廷开始改变和议封贡的政策,才让哱拜认为明廷的力量会被牵制,自己有了隐性外援。其次,这次宁夏之乱后,明蒙互市封贡的情况不再出现,虽然此后,边防中线与西线上明军与蒙古未曾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却关闭了明廷外交解决蒙古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十年后,塞外另一个部落兴起,他们显然更明白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在外交为主、战争为辅的政策下迅速取得了塞外蒙古部落的支配权,如此,一下子形成了对明廷的包夹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