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里的劳动者肖像：那些可能比“996”还努力的人

本文转载自：极昼工作室

2011年7月6日，广东东莞，一位女工站在窗边。图 占有兵

文章摘要：从建国初年恢复生产到如今的“中国制造”，时代曲线的浮浮沉沉，在中国工人群体身上留下烙印。他们中间可能有我们的父辈，可能有我们的同学，朋友，子女，或是乡人。我们找到一些影像，虽然只记录了几代劳动者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一张一张累积起来，从长满青苔的国营厂到东莞街头的街舞网吧，社会变迁一点点地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70年很长，是一头黑发变白的时间。70年很短，在历史中不过一瞬。

文丨吕萌

编辑丨陶若谷

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

夜晚11点，FM971的情感节目《夜空不寂寞》从收音机里传出。深圳百发玩具二厂（原）的职工宿舍里，工厂保安占有兵刚在水房冲了凉水澡，回到床上闭眼休息。一天劳累的工作让集体宿舍中的十个人少了言语。收音机里，人们向主持人诉说自己的生活琐事，这些倾述者中，大部分是在深圳、东莞的打工者。

“那时工人没有什么娱乐，收音机是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 占有兵回忆。1995年，他从武警四川总队退伍，加入东莞的打工大潮。

白天，穿着工作服在流水线上做重复的动作，晚上回集体宿舍睡觉，几乎构成了打工者的全部生活。“自己的空间少之又少，年轻人在工厂里根本不敢拍拖（恋爱），结婚也没有假。”占有兵说。

在严格的制度下，大家最担心的是工作中犯错误，这意味着很快会有人会取代自己的岗位，第二天就会接到通知——“你被炒了”。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细胞开始复苏，大量农民转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1978年9月15日，内地最早的“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企业——太平手袋厂落户东莞，珠三角地区的加工贸易起步，吸引了大量来自中西部的打工者。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 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1978至2007年期间，从70.5%下降到40.8%，约有2.28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1984年4月，乡、镇、村办企业从长江三角洲发展起来。

这是江苏常熟的碧溪布厂。1984年开始，农民成了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清晨，他们骑自行车来上班。

1994年8月11日，北京，一辆公交车被改造成移动厨房，外来务工人员举着饭盒挤在窗外排队打饭。

1997年，东莞一家台资企业招工，求职者挤在厂门口。受访者供图

90年代的珠三角厂少人多。

“厂门口只要张贴招人告示，人们就拿着包裹在门口聚集起来。”占有兵当时找工作，加工型的工厂考虑到生产效率，会择优录用有技术经验的女性，他初来乍到没有优势，只好投奔在深圳打工的堂姐，后来进入深圳百发玩具二厂。

劳动密集、工作强度大，是当时加工型私人企业的特点。一些工厂有着严格的生产指标，一天干15、16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为了第二天出货加通宵班，或者两天不睡觉连续上班，都经常发生。占有兵用相机拍过很多工厂。

这是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交班时的照片。工厂两班倒，每班工作11个小时，上班的和下班的工人在员工通道挤在一起。图 占有兵

一些工厂要求每天做早操，每季度都有早操比赛。“一是活动筋骨，二是强化打工者的服从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占有兵说，打工者大部分从农村来，对集体生活不适应，通过做操，不断地强化工人的纪律性。

2001年，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台资厂的打工者做早操。图 占有兵

2004年9月28日，广东东莞，打工者做操。图 占有兵

和很多打工者一样，占有兵也来自农村，老家湖北襄阳的“三线建设”工厂是他对工厂的最初记忆。

建国初期的二十年，是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代，与之后的几十年正相反，大量人口从城市流向农村、从沿海流向内陆。上海工人的“讲究”给当时的知青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些被写进他们的回忆录，“说话南方味儿，不吃酱油。上班就严格按操作规程，不偷懒，下了班换上西装、连衣裙去跳舞。”

1985年上海，居委会组织返城知青自谋职业，开展编织业生产。

穿着蓝工服，搭一条白手巾，是“三线”老工人刘兴生的老厂记忆。对那一代人来说，穿工作服是一种荣耀，出了工厂也会穿，人人争着变成岗位上的螺丝钉，“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就是我们的经历。” 

上世纪70年代末，刘兴生的妻子唐玉清在工厂里做描图工作。

刚到基地时，刘兴生和妻子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70块，这在厂区员工中并不算高。即便如此，钱还是很难花出去，“厂区在大山里很难吃到水果，蔬菜供不应求，生活用品也只能到县城去买。”

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曾刊文讲述厂矿子弟的童年：“小学时，每到过节独生子女就要发各种东西，两个厂的子弟小孩攀比：我多发了双白球鞋，你多发了支钢笔。后来比的是谁家有电子琴，谁家最先装电话。”

66岁的王彩霞，是西安风雷仪表厂的老职工，她25年前回到上海，2016年10月，她第一次回到西安自己曾经居住的地方。看见这双小鞋，她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88岁的邬建坤，是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1966从上海支内来到西安。退休后，他开了一个修鞋铺，手里的照片是1963年6月，他被评为五好工人时的留影。（拍摄于2013年12月29日）

时过境迁。1990年代中后期，无论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国营工厂都未能幸免于下岗大潮。车间里，昔日的忙碌有序不复存在。利用改制赚了大钱的先走了，工人和设备也逐一离开，只剩空空的厂房。如今这些厂房被绿植、藤蔓和青苔层层覆盖，已追不上时代的脚步。

2015年7月18日，50多岁的王诚、巴素芝夫妇回到西安风雷仪表厂废弃的厂房，拍摄怀旧照。

进入21世纪，经历了国企转轨的阵痛之后，中国经济以一条上升的数字曲线融入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工厂里的年轻人变成了80后、90后，流水线上，他们也伸出自由追求个性的触角。

2006年8月13日，东莞长安镇，下班后在工厂外谈恋爱的打工者。图 占有兵

“他们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去染发，买最新潮的衣服，让自己焕然一新，让同事们建立新的认同。”占有兵觉得，在年轻的打工者内心深处，他们渴望尽快融入城市。

随着工业区周围的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大多数打工者选择在工厂周围的生活区租房。一些人在闲暇时间去培训机构学习设计、英语，他们的愿望很简单，提升自己，拿更多的薪水，从流水线走进办公室。

2011年，东莞长安镇工业区，电子厂的打工者穿着无尘衣在更衣室休息。车间内很多工位是站立操作，刚来的新人会小腿发肿，每天上午和下午各10分钟的休息，让他们放松一下。图 占有兵

2011年，东莞打工者假日跟着培训班老师在广场上读英语。图占有兵

2011年1月1日，广东东莞长安镇上，在网吧里上网的男工。图 占有兵

在智能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年轻人渴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乐趣。上班时，他们必须面对严格的厂规厂纪和各级管理人员，下班就去网吧上网。

2014年1月1日，东莞长安镇广场上跳街舞的男工。图 占有兵

随着现代化机器生产模式进入工厂，很多工厂已没有了工人在生产线上集体工作的画面，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承担起这些工作。2016年3月，“工匠精神”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抽离出时代背景，普通劳动者的故事大体是同构的。就是这些普通，将我们的生活空间无限延伸。

2018年8月2日，长沙威胜电子电表生产车间里，智能协作机器人正在工作。

（文中刘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