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猪的“一刀切”到经济学界的“默不作声”之反思（补充稿）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中国猪肉价涨了鸡的“身价”也会提高。这个道理这就是几十年前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刘易斯所提出的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其实，大学经济类学科教材早就讲到了“刘易斯拐点”，所以经济学界的“城里人都知道”。对于宏观经济决策和微观调控，“刘易斯拐点”是必须要考虑的。但如今这养猪“一刀切”，原本经济学界应有所提醒或者表个态，无奈全国那么多“发展研究院”之类的机构却很少有人出来关注此事，想必都在拔高调门畅想“未来火星经济的新结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面对英国“女王之问”新自由主义学派无法回答，由此也看出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为什么历年的经济学“高峰论坛”此起彼伏，现在却“万马齐喑”？大约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何新所说的：“我从不反对改革。我从来不主张仅从理念、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评价改革。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事实，依据政策的后果，依据实践”没有落实；要么是俄罗斯经济大学卡波夫所说的“不是没有人看不出问题，而是不能说”。

   《山坳上的中国》有句话很有意味：“领导者的决策是从理论家那里讨来的，理论家的理论则是从想象中蒸腾出来的。”汪宁先生讲过：“市场经济经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经济学不是二三素心人的商量培养或是野心家的密室谋划，济学是经国利民之学，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乃至身家性命，是公共性知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学者拿着俸禄总要干点实事，不是吗？其实养猪产业发展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经济学理论下的实践是否科学，是否接地气。“刘易斯拐点”提出很多年了，对此经济学界的默不作声实在不可思议。

  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几千年了，加上有限的土地资源限制，所以小农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会存在，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小农经济群体还是主体。因此“散户养殖”还是一种脱贫的出路。就养猪而言，散户养殖只是一种生产方式，它与规范化养殖并不矛盾。其实发达国家中“个体小规模农业经济”也还是存在的，比如日本。但日本的“小规模经济”与中国的个体户经济是不同的。日本的“小规模农业经济”自身的水平是很高的，社会化分工合作也很完善：从育种、田间管理到收获乃至产销规划和销售等整个流程都体现出高水平的“分工合作”我把它概括为“散户的社会分工合作模式”。对比以养猪为例中国的“散户经济体，”要想解决环保与生产的矛盾，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散户集中养殖的模式”：  

        1、以乡镇为单位，以村为基础，集中化个体养殖。猪舍离开村居住地一段距离统一建设便于粪便处理的新型养殖区。粪便经过2道池（沉淀浓缩粪便和过滤污水进到污水处理厂）排放。浓缩粪便回填改良土壤，污水经处理用于灌溉。

        2、个体饲养，集中管理，统一防疫。粪便可以由专业处理（销售和环境控制）也可以由养殖户共同处理和利用。既支持单户养殖，也鼓励利多户联营

        3、乡镇农业口负责协调和组织实施。农技部门负责技术服务和指导，实行防疫人员区域分片包干加责任奖惩制度。实际上加强一线防疫是关键，就像现有的居民社会防疫体系一样，即使国家支付了一定的资金用于疫苗和基层医疗机构开展防疫工作，那也比疫情爆发后的补救措施费用要节省得多。对于家禽家畜类的防疫，如果包干防疫人员完成指标任务或要求，即使一年补助一万元那也是划得来的一笔账。

        4、良种繁育由县级政府主管，实行专业化繁育体系。彻底从源头杜绝不合格的子猪进入农户养殖地。

        5、发展规模要有规划，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哄而上。关键是“集中”得是否科学合理。这就要具体的结合各地实际，从技术上和管理上充分考虑养殖户的意见，以“三结合（政府，养殖户，农技防疫人员）”的方式推进工作。鼓励养殖户与经销屠宰企业直接挂钩产销计划，减少中间环节。

       6、政府做好疫情通报及落实组织防控的措施。县级及以上农业和防疫机构要全国联网，及时掌握养殖规模和进度以及发布疫情预警和防疫措施，并由此启动供销系统快速启动满足国家应急预案所需的物资。这个体系要按照现代管理体系的要求做到：“一切以预防为主，一切靠数据说话”；整个流程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持之以恒，不留死角”；全面贯彻“科学管理、严格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三结合”模式。通过大数据分析，像气象预报那样，系统地指导农民搞好防疫和产需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