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从府院之争到走向复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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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不过是复辟的执行人、代理人。

徐州会议：复辟的武力与外交准备

从中国历史上看，君主复辟如能成功，必须满足五种条件：第一，拥有具备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与广泛的政治同盟；第二，复辟与现今状态相比确实有优胜之处；第三，具备充分的法理依据；第四，复辟君主的人选确定无疑，没有任何争议；第五，考虑到民国初年的具体情况，还须获得当时帝国强权的支持。

在这五点理由中，相较而言，第一点最为根本，是复辟的必要条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与广泛的政治同盟，复辟之举，就如无根之木。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点，则是复辟的充分条件。由此看来，正是下文论述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奠定的“复辟军事—政治大同盟”，才让张勋敢于复辟。

张勋

张勋从洪宪帝制失败得出的最大教训，是复辟必须要有各路军阀的同意，尤其是冯国璋与陆荣廷的支持。军阀们的同意，才是帝制复辟成功的武力保障。恰在护国战争收尾之后，以徐州为会场的四次徐州督军会议次第召开，为复辟提供了军事组织准备工作。也正是第四次徐州会议，决定了复辟的具体步骤。

1917 年4 月，段祺瑞召督军团赴京，以督军团向国会、总统施压，冀望通过对德国宣战案。张勋不至，仅派代表列席，以示不奉段祺瑞为首领。在对德问题上，张勋的态度，也异于段祺瑞之强硬主战，主严守中立。

张勋态度迥异于段祺瑞，既有派系争端的因素，也有德国方面的因素。

1917 年3 月14 日，时任外交部长的伍廷芳照会辛慈，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3 月25 日，辛慈离开北京，经停徐州，与张勋会谈，然后经上海乘船回德国。张勋与辛慈会谈内容不得其详，但在中央政府已对德断交状态之下，张勋仍然与辛慈密谈，其举动也足以说明张勋的亲德立场。此后张勋复辟失败，也由德国军人担保张勋的人身安全，这也可说明张勋与德国的关系非同一般。5 月中旬，段祺瑞门生靳云鹏以军警所组成的“公民团”弹压国会，形势更趋紧张。复辟派雷震春、张镇芳甚为兴奋，鼓动张勋出兵北上，“现值箭在弦上，欲罢不能，黎、段两人断难并立。趁此机会，厉兵秣马，可以定乱为名，收服人心，借图大计。时不可失，机不可缓，各界倾仰，全注徐州。姑看一星期中，都门未知成何景象矣。川军互斗，湘省戒严，中央麻木不仁，无力压制。似此政府，几类东周，有建义旗者，谁不响应。各督军亦有赞助者，萼卿想已言之矣。是否有当，敬乞卓裁”。

段祺瑞

在此复辟人士认为的“时不可失，机不可缓”时刻，北京的部分督军团成员南下，赴徐州征求十三省大盟主张勋的意见，拉开了复辟大幕。

1917 年5 月中下旬，在京的督军团因参战问题悬而不决，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之议不获通过，部分返回原任，准备独立，要挟中央，将以兵戎相见；部分赴津，另组政府，阴谋抗衡北京政府。5 月23 日，滞留天津的部分督军团成员南下，前往徐州征询张勋之意见。此为第四次徐州会议之缘由。

第四次徐州会议，在复辟帝制这一过程中，为最后手续，而各种史料叙述，互有差异。与会的具体人员、会议讨论内容，都是相当重要的信息，各有说法。下面从参会人员和会议讨论内容两方面讨论第四次徐州会议。

徐州会议的与会人员，各种表述互有参差。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叙述此次会议，“五月二十一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倜、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二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则托病回到保定，原来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分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四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生色了”。也就是说，到会的督军团成员，至少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倜、李厚基”以及各省军阀。

曹锟

张勋在复辟失败之后发表《质问原同谋及与闻诸人电》，其中被质问的， 有保定曹仲帅（ 曹锟）、济南张志帅（ 张怀芝）、蚌埠倪丹帅（倪嗣冲）、杭州杨树帅（杨善德）、福州李培帅（李厚基）、南昌李秀帅（李纯）、开封赵倜帅（赵倜）、洛阳张师长（张福来）、武昌王春帅（王占元）、奉天张雨帅（张作霖）、太原阎百帅（阎锡山）、西安陈伯帅（陈树藩）12 人。张勋通电中，更进一步指出这些共谋者包括“张志帅（张怀芝）、倪丹帅（倪嗣冲）、赵倜帅（赵倜）、李培帅（李厚基）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其中四人是督军，其余人员则为各省代表，唯王占元不在其列。

就参会人员的地域空间来看，几乎囊括了北洋势力所在的全部省区的军政长官。各督军到达徐州，会议开幕之后，张勋发言，称“中国现在的国体，不宜共和”，应对时局的解决办法，唯有复辟一途，并承诺在复辟之后的利益分配问题上，保持地方“诸侯”的利益，只在名称上做调整。彼时，督军团对张勋的提议“不置可否”。晚宴之后，徐树铮、倪嗣冲等急于推倒国会，迫使黎元洪退位，遂相约提出，姑且同意张勋的要求，“他（指张勋）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再想别的法子”。随后，督军团找到张勋，诸人在黄绫子上签名同意复辟，并且议定复辟之过程分三步走，“一解散国会，二迫黎退位，三复辟”。

敢于复辟，“冒天下之大不韪”，需要武力基础为支撑。张勋集团有复辟实力，但是仅一个集团同意，还不足以成事。如果在复辟问题上，各督军之间意见不统一，贸然复辟，就极有可能导致内战，乃至军阀混战，这样的结果，将是双输之局，谁也不愿看到。这一点，张勋是相当清楚的。张勋在《质问原同谋及与闻诸人电》中，陈述复辟之时机，称各督军及代表在徐州会议上“揭出复辟宗旨，坚明要约，各归独立，前言在耳，皇天后土，实鉴临之，故弟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词旨为言”。也就是说，张勋不过是复辟的执行人、代理人，“替天行道”，代替诸军阀完成早已制定的目标而已。张勋这一说法，有推脱“复辟”罪责的嫌疑，但是从徐州会议的整个讨论过程来看，事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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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材料辨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丁巳复辟局面的形成，是互相利用、条件交换之结果。试图推倒国会，逼迫黎元洪下台的督军们，以此两点要求同意张勋复辟的主张。

双方之间唯一的分歧在于是否拥护复辟。张勋是“复辟脑袋”，一门心思要复辟，而督军们的想法，则是“等他复辟时咱再想别的法子”。

这个“别的法子”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政治态度上的含糊、不确定性，正是军阀们的特点。这个“别的法子”，既可以理解为各自扩大利益，实行帝制或是共和，也可以理解为张勋复辟之后再推倒张勋及溥仪，段祺瑞复出，重新收拾局面。

外交方面，争取日本之同意是复辟派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在东亚的势力陡然上升。国内各政治派别，都极端重视日本的意见，即孙毓筠所谓“一俟某国同意，复辟即行发动”。

1917 年5 月，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游历中国，“过徐州会晤张勋，谈此次复辟问题，语多游移。张遂以为日本亦赞成复辟”，实际上田中义一此行所发表意见，并未获日本内阁方面的同意，寺内正毅内阁很快责令田中义一派员向张勋声明，日本并无主张复辟之意。

田中义一

随后，在张勋身边阴谋复辟的日本人佃信夫引介升允面见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征询意见，寺内正毅对复辟表示同情。但之后日本态度又幡然改变，日本陆军部通知升允，他们对复辟不表示支持。不过，张勋既已定策复辟，有无日本的支持都将发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