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难之事,往往就是最简单之事
世上最难之事,往往就是最简单之事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恐怕是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然而,最高的理想往往也是最难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最终,多数文人的理想变成了空想,甚至还要冒被杀头的风险。
比如以继承孔、孟道统为己任的韩愈。
读韩愈的《原道》等文章,你会觉得,在反对佛教影响、继承儒家道统这件事上,韩愈自认为孔大、孟二,他就是“韩三”了。而从历代文人与官家对他的态度来看,韩愈似乎也当得起这个称号:
文人方面,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足以认可韩愈在道统上的影响力。
官家方面,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同样认可了他在正统文化中的地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却因为官家迎佛骨一事,差点丢了性命。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荒唐至极,要求将其烧毁,以免误导天下。宪宗览奏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仍怒气难消。一时人心震惊,连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过重,纷纷为其说情。最终,宪宗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被贬后写下诗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有多难了——幸亏宪宗并非真想杀他,只是贬官了之。
看罢韩愈等文人的命运,我常常想:无论贫富贵贱,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活着,才有可能干自己想干之事、读自己想读之书、写自己内心想写的文章。
然而,一个人的生命虽然珍贵,能否活着,有时却仅仅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态度。正所谓“草菅人命”——当站在能够随意决定他人生命的高度时,另一个人的生命就如草茅、杂草一般,可以随意清除。如果当初宪宗一时性起,“咔嚓”一声要了韩愈的性命,还谈什么“致君啥啥”,还谈什么后来的文章?
试想,无论你本意是否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当你的生命在别人眼中犹如草菅之时,这件事会有多难?
但有时候,最难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也是最容易的,甚至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比如,既然文人的最高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么作为买方的官家,自然喜欢别人称其为“尧舜”,自然喜欢别人将其治理下的时代称为“风俗淳”的时代。
所以说,“致君啥啥”“再使啥啥”,确实难以做到,甚至要冒杀头的风险;但既然官家喜欢被称作尧舜,喜欢其治下被称为“风俗淳”,这不就简单了?以自己的学识和文笔,来证明现在就是尧舜时代,现在就是风俗最“淳”的时代——这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
况且,文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据说,纪晓岚有一次正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被乾隆皇帝一顿臭骂:“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还有,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说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之后,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定位——倡优也。
人们养倡优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取乐。养文人就像养倡优一样,是为了从文章上取乐而已。
明白了官家养文人的目的,明白了文人的定位,剩下的事情不就简单了?既然官家养文人是为了从文章中取乐,那么让官家从文章中高兴,群臣不就可以皆大欢喜了吗?
这样,就能实现双赢:文人最高的理想“实现”了,官家的欢心也得到了。
天下之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到的。
比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只要“抛开事实不谈”“抛开文人的良知不谈”,总能够找到现在远远超过尧舜时代的论据和理由,总能够找到现在民风的淳度远远超过尧舜时代的证据和理由。
正所谓,世上最难之事,往往就是世上最容易之事。
但问题在于:文人的一个毛病,就是固执,就是自以为有自己的良知。所以说,“致君啥啥”“再使啥啥”之所以难以做到,是因为良知和执著限制了文人实现理想的想象力;假如文人放弃了良知和执著,一切就变得极为简单了。
所以说,有时候,最难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也是最容易的、手到擒来的事情。
比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说其难,也实在是难,难在文人固有的良知与执著;如果说文人放弃了理想和固执,以自己的文字能力和智慧,去证明官家超过了尧舜、官家治下的民风远远比尧舜时期更为淳朴——这不是再简单不过了吗?
所以说,世上最难之事,有时候,也可以变成最简单之事。
只是,丢掉了良知和执著的文人,还能不能称得上文人——那就是另一码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