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还记得卢沟桥，只要还记得七七抗战，就不该忽略冯治安

也不知咋了，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相当多的载体，包括电影、电视剧、小说、报告文学，但凡说到七七事变暨事变焦点的29军，要么说军长宋哲元，要么说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要么说旅长何基沣、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可绕来绕去独独不怎么说首当其冲的“顽固抗日派”、卢沟桥战地总指挥、在军长宋哲元离队时代理军长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

这是网上某大V在电影《七七事变》中的一个截图和配上的文字，您看有冯治安吗？这些作品中，冯治安似乎成为一个配角，甚至被忽略掉了，这是极不公平的。

在这场拉开全面抗战大幕的大事变中，即便在29军内部，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正面第一号主角，当仁不让的只能是冯治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是因为冯治安有强硬的抗日态度。

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在这场大事变之初，29军的许多将士却并未认识到它即将以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永久地载入史册，所以，尽管广大的基层官兵义无反顾地英勇杀敌，但就整个29军来说，这一仗打得却并不怎么样。一会打，一会停，一会谈；打的打，看的看，和的和，步调很是不一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29军高层的态度决定的。由于华北特殊的情形和西北军的历史背景等原因，周旋于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人之间，在二者的矛盾中生存并发展，这是29军尝到的甜头和继续的打算。就因为这个，所以当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尚未认识到日本希图借此机会全面侵华的29军高层并不想打，不想把事闹大。因为事闹大了，中央军必然要介入，中央军一旦介入，华北的半独立状态必将不复存在，其团体与个人的利益必然将受到极大的损失，这是圈里圈外的人都明白的道理。

但在这场民族的战争爆发之时，尽管同处于29军的高层，尽管同样面临自身利益的得失，每个人的认识与选择仍然是不同的，37师师长冯治安，则是坚决要打的。

早在事变前的6月19日，军统戴笠就曾密报：

“甲、冯治安与张自忠政见分歧

“二十九军对华北现势之估计，及今后所应取之态度，冯治安张自忠主张完全相左。张主张维持现状，取忍耐与敷衍态度，被目为亲日分子，大受干部攻击。冯主投入中央抗日途径，以武力收复冀东、察北，不迁就日方。

“查冯张过去，交情极深，自张兼任津市长后，与汉奸为伍，态度暧昧，冯颇不以为然，并对张赴日考察事，亦反对，近复受冯玉祥此次北上之刺激，益坚其抗日之主张。

“张自考察归来，思想颇受影响，深恐对日强硬，势将使二十九军先供中日冲突之牺牲，且张现在冀颇拥资财，亦不愿感受危险。

“乙、宋哲元之态度

“查宋哲元原与张主张相近，但又不敢反对冯治安之意见。自返乐陵后，曾派李炘、邓哲熙向冯疏通，而李、邓均系冯玉祥亲信，同情冯[治安]之主张，故宋虽欲消弭冯张两方之冲突，殊觉困难。且为保持冀察地盘计，对中央对日方，原无一定不易之策略与诚意，转欲利用冯张不同之政见，藉以应付。”

七七事变后，14日，何应钦安插于宋哲元身边的高级副官、军政部参事严宽密电何应钦，是这样说的：

“1.此间外交工作，元【13日】起转津……燮元、允荣、治洲、觉生【均为著名亲日派】等均往津。2.灰色者极力软化仰【冯治安，字仰之】等，但仰甚硬。3.形势如此，惟张【自忠】等口气，尚怕中央军北上。4.和平仍在进行。”

15日，严宽又报：

“津宋寓会议，意见稍有出入。1.张【自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觉生】、马【彥翀】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籍巩地盘。2.冯【治安】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

同日，戴笠转53军参谋长赵锡庆给蒋介石的密报称：

“在平两日，分访二十九军各师长参谋长等所得结果，确认宋乃一地盘主义者，各将领除冯治安外，皆抱做官主义。以张自忠、赵登禹、张允荣、齐燮元主和最力。”

注：戴笠转赵锡庆的这个密电中的赵登禹，似乎应为陈觉生之误，因为印证其他史料，赵登禹不是主和的，而张、陈、张、齐四人，才是当时传说中的亲日派四大金刚。

26日，由华北前线返回的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熊斌于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汇报会上，对29军官兵的抗日态度，有如下的报告：

“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a）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b）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战，则张亦不敢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拚，士气大为可用。”

冯治安等的对日强硬态度，并不是七七事变的枪声响起后才有的。请看萧振赢回忆录中，记录的事变前一年的一个片断：

“宋在群奸包围下，坚令发表齐燮元等分任政委会委员。迨齐等十余人自津乘火车将抵平，冯治安等人正在余寓相聚。副官长王培臣回冯报告齐将抵平车站，冯起而曰：‘此等汉奸不杀之，将何以对国家。’语毕即走。赵登禹拍案而起曰：‘今必尽杀群奸。’起而行。刘汝明亦击桌而起曰：‘当杀此辈汉奸，以明示天下。’言毕亦去。余呼冯等不应。秦德纯、张维藩奔出力挽再四曰：‘如此大事容作商量。’众始回。”

从这段不长的文字中，冯、刘、赵的反日态度跃然纸上。实际上，秦德纯的反日态度丝毫也不逊于冯治安诸人，只是相比于冯、刘、赵等的简单粗莽，秦要冷静睿智得多。

事变发生后的7月19日，就在宋、张等仍在幻想苟和因而对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无理要求再再妥协的时候，就在29军的许多部队还弄不清到底打还是不打的时候，一篇署名朱复的新闻稿，首次刊出冯治安于事变之初对守宛平的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的训话，冯的话慷慨悲壮：

“这里就是你们死后的义地，你们必须具与城同存亡的决心，不能退让一步。”

后来，这句话在流传时被媒体说成：“卢沟桥即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成为鼓舞抗战军民誓死卫国的名言。

通过日本人之口，通过日本人在谈到冯治安时流露出的惧怕与仇恨，也可以反推出小冯在这期间的立场。今井武夫曾说：

“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

(注：当时宋驻北平，张驻天津，冯驻保定。)

而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事变期间正在平津战地的李景铭7月14日所记：

“宋之部下主战最烈者为冯治安，以冯主意，早已收回通州直抵山海关矣。然张自忠则主和平解决。宋虽不主战，而态度颇坚强，如龙烟等小事，尚不轻允，其意可知也。”

这点，也得到了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的证实。其在事变发生后的7月21日的日记中，写下：

“宋哲元倾向与日方妥协，张自忠和之。日方所忌者为廿九军之冯治安部队。”

事变后，日本人在与冀察当局谈判时，反复提出将“反日元凶”冯治安及其37师调离北平，在制定的攻略计划中，其作战目标，亦主要针对“二十九军抗日意识最强的冯治安三十七师”，因为在他们看来，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

从这些支离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其次，是因为冯治安手中握有兵权。

态度归态度，要在一个武装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光有态度而没有实力也白搭。何基沣、刘自珍、吉星文、戴守义、金振中等及以下官兵，也是具有强烈杀敌报国之心的，但在这样一个大事变中，旅团营长们所处的位置和能发挥的作用自然无法与冯治安相比。冯的手中不仅有精锐的37师，而且在宋每每离队后，也正是由他代宋执掌29军兵权的。

宋离军后，为什么既不把兵权交给副军长，也不交给其他几个师长，而偏偏要交给冯治安呢？

旧军队中的副职，是一个挺尴尬的角色。军长离队后，军权不交给副军长而交给主力师的师长，这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在西北军这样以“私”著称的部队中，就更是如此。秦德纯是进入到29军的领导核心了的，但作为非西北军嫡系出身的外来户，他却没法掌握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29军的军权。实际上秦掌握的主要是以北平市长的身份对外交涉的权力。

佟麟阁是地地道道的老西北军，而且是冯玉祥手下第二层十三太保之一，其治军、打仗的功夫都不差，人品也好，与宋的关系也不错。但因为其没能参加29军的早期组建，而是半路（后期）加入，所以虽身为副军长，但除了军训团，佟没有更多参与军部事务。

至于为什么宋离队后，不把军权交给其他几位师长，而偏偏交给冯治安，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143师的师长刘汝明辈份是在冯张之上的（刘也属西北军早期十三太保之一），但刘加入29军稍晚，143师（丙种师）非29军主力，也不驻在平津，而远在察哈尔，因此，刘不可能成为29军的代理指挥者。

38师师长张自忠，其资历与冯治安差不多，38师实力亦与37师相当（均为甲等师），而且在29军成军之初，宋萧等八人曾口头约定，张自忠为宋之下永远的“二头”。但事后运作中，这个“二头”的约定并没有兑现。与佟麟阁、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等都曾隶属于宋哲元，是宋多年老部下不同，张自忠在中原大战失败前从不曾隶属宋哲元。而且，在西北军残军退到山西群龙无首的关节，和冯治安、张维藩、赵登禹等铁杆拥宋为首领的态度不同，张自忠最初对拥宋是持有异议的，后在萧振瀛、石敬亭等劝说下才拥了宋。所有这些，势必导致二人关系不似宋冯关系那么铁。再加上张自忠个性强硬，锋芒毕露，自然不是同样倔强而且刚愎自用的宋哲元愿意留在身边依为心腹的角色。

132师实力既差（丙种师），赵登禹的资历比冯张二人还低，自然不可能了。

骑兵9师实力更差，郑大章出身保定军校而非西北军的老底子十六混成旅，在西北军这样的环境中，当然更不可能了。

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论资排辈（西北军很讲这个）和佟麟阁、刘汝明一样，属于西北军第二层十三太保，比冯张高一层，但此时的石友三已如丧家之犬，宋给他一口饭吃就不错了。

几个师长都说到了，再看冯治安了。论年龄，冯小刘汝明一岁，小张自忠五岁，小郑大章4岁，大赵登禹两岁，小宋哲元11岁。论资历，冯低于刘汝明，高于赵登禹，略等于或稍高于张自忠，远低于宋（郑大章是军校出身，不好论资排辈）。还有最关键的，早在中原大战甚至更早，冯治安便是宋哲元的嫡系（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到山西的西北军第四路，宋为总指挥，冯为副总指挥），所以宋对小冯和对张的客气牵就截然不同，指使起来是泰然而无忌。而且冯又是一个对上奉命唯谨的人，又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又是一个与谁相处都合得来的人，又是一个练兵打仗还有一套的人，所以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宋最放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每每不方便表态时，小冯都能秉承宋的意旨，达成目的，比如出面威胁庞炳勋、逼走何应钦等。

冯治安在西北军中，有如姜登选在奉军中，为人宽厚，不争名不争利，有“大树将军”之称，故其能代军长职，似乎还不仅仅是宋哲元一个人的作用。萧振瀛写于1944年的《华北纪实》一书中，在写到其被迫离开二十九军出国前，与宋辞别时，就是这样说的：

“是余将行矣，余意我军交由仰之负责，作此布置余可心安。

“宋曰：悉由汝安排。”

而据军统密报，事变前的6月15日，在宋离开军部去乐陵老家后，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赵登禹、张樾亭等密会，形成三项决议：

“甲、呈请冀宋，任命冯治安兼任平津警备司令；

“乙、调卅七师增防长辛店与丰台附近；

“丙、电请冀宋早日返平，在宋未返平前，由冯坐镇北平。”

也可看出冯治安在29军众将领中的威望。

（此文发出后，有人对冯治安资历略高于张自忠提出质疑，质问我有何依据。答：1．十六混成旅时期，冯任学兵营的营长时，张是学兵营第2连的连长；2．国民一军时期，冯任卫队旅的旅长时，张是卫队旅第1团的团长；3.西北边防督办时期，冯任第四师的师长时，张是15混成旅的旅长；4.二次北伐时期，冯任14军的军长时，张是25师的师长；5．蒋冯战争时期，冯任11军的军长时，张是11军26师的师长。）

刘汝明在回忆录中，曾说到，“29军的副军长虽自绍文任北平市长以后就换了佟捷三，可是军长的公事多由仰之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着军长。”

类似的话，时任29军秘书长的戈定远在《二十九军与冀察政权》一文中也曾说到，“宋哲元有时去天津（宋的母亲住天津），就叫冯代理军长”。

说冯治安代理军长，还不仅仅只是刘与戈这么说，也还不仅仅是七七事变前后才有的事儿。看这个：

这是出版于1935年，由柏文蔚题写书名、宋子文等题词作序的大型画册《党国名人传》一书中的一页。

当然，这本画册非官方正规文件，冯代理29军军长，也并未见诸正式任命。但媒体之所以有此说法，也足以说明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已经是当时颇具人知的了。

同样是在参谋本部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汇报会上，熊斌在报告29军将领内情时，讲到：

“卢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份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份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

熊的这段话，不难看出冯治安当时的态度和宋不在位时他所扮的角色。

当然，在那个年代，代军长指挥的冯治安能否调动得了张自忠的38师、刘汝明的143师，是值得怀疑的，但没有了宋哲元这个婆婆的束手束脚，驻守京畿要地的37师，他是可以独断专行的，赵登禹的132师，是要听招呼的，而这，也就够了。

第三，是因为冯治安正处在事变的中心。

事变前，29军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军部驻南苑。军直特务旅驻南苑(一团驻北平城内)。

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其中109旅、独25旅驻保定、任县一带，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111旅驻北平城内。

38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其114旅驻北平南苑，独39旅驻北苑。

132师驻河北任邱、河间、大名、广平、长垣地区。

143师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

骑兵9师师部驻南苑，骑1旅驻固安，骑2旅驻易县，骑13旅驻宣化。

冀北保安司令部驻黄寺，所辖1、2两旅驻黄寺和北苑。

由驻防分布看，事变中心卢沟桥正在37师驻防区内。

自进入1937年春季以来，为防日军的挑衅和应对可能爆发的冲突，该师特别增加了卢沟桥地区的兵力，并提升了战备等级。其所属110旅219团3营就布防于卢沟桥畔，该营实力远超当时任何一个步兵营，计辖有步兵连4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1个，全营达1400余人。事变时最先与日寇冲突的，就是该营。

要想在这场大事变中发挥作用，没有一个积极的抗日态度不行；有了积极的态度，手里没兵也不行；有积极的态度也有兵但没有处在事变的中心还不行，而正是因为冯治安有这个强硬的抗日态度，又执掌了29军、至少是37师和132师的指挥全权，又首当其冲处于卢沟桥事变的最前线，所以就完全有理由说，七七事变的一号正面角色，不是远远躲在山东老家仍然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军长宋哲元，不是手无兵权的副军长和参谋长，不是同为师长但并不处在事变发生地的刘汝明、赵登禹、郑大章，不是处在一线抗敌的旅团营长们，而只能是驻守宛平并代宋执掌虎符的29军头号主力师的师长冯治安。

事变爆发后的7月16日，二十九军秘密发布了（战字第一号）作战命令：

一、军为确保北平重点及其附近地区对敌作战，同时以一部迅速捕【扑】灭卢沟桥、丰台方面之敌，以使后方兵团之进出容易。

二、部署

（一）总指挥官：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二）区分：

右地区队指挥官：骑兵第九师师长郑大章。副指挥官：第三十八师副师长王锡町。

……

左地区队指挥官：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副指挥官：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

……

总预备队指挥官：总指挥官兼任。

……

三、指导要领（下略）

从这份作战命令中，能够清清楚楚看出谁是卢沟桥之战的第一责任人。说冯治安是七七事变第一号的正面主角，从一份重要的通电中也可以看出来。

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文中有：

“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

通电的字里行间，对冯治安与对宋哲元，是区别开来使用了两个不同说法的，从中亦能看出冯治安在这场事变中所处的位置。

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电中，曾说到：

“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再谈一次，请酌。”

从该电中，也多少能看出彼时冯治安在整个华北军队（主要仍是29军/第1集团军）中的地位和所占的份量。

这是事变当年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4卷15号画报中的展示，通过画面上五人排列布局和文字介绍的微妙不同，谁是第一主角一目了然。

七七事变，是拉开全面抗战大幕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冯治安，这个与同僚相处宽容厚道的大树将军，在日本鬼子的步步进逼面前，却表现出了极强烈的民族自尊，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终于率军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凭这一下，不管他在后来的内战中对哪一方做了怎样使人不满的事，一码归一码，在写到这场大事变时，他都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

只要历史还记得江桥抗战，就必须记住马占山；只要历史还记得一二八抗战，就必须记住蔡廷锴，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还能记住卢沟桥，还能记住那个大事变，就没理由不记住冯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