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拥抱数字教育的国家,现在正把屏幕赶出课堂

曾经全球领先的教育数字化先锋瑞典,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数字化实验和持续的学生成绩下滑后,于2023年发起了一场国家级的政策反转,大幅削减低龄阶段的屏幕依赖,斥资上亿美元买回纸质教科书。这场转向正在引发全球连锁反应:从欧洲到美国国会山,从家长请愿到神经科学实验室,一场关于屏幕与大脑的重新审视正在展开。

撰文 | 木木

2026年4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西郊。

据《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报道,宾州最富裕、学术排名最高的公立学区之一,下梅里恩学区(Lower Merion School District)的一位母亲向学校提交了一份简单的请求:让她的孩子在课堂上使用纸质课本和铅笔,而不是学校统一配发的Chromebook笔记本电脑。

学区的回复简短而坚定:退出设备,等于退出课程。

这不是故意刁难。毕竟从课堂作业到考试评估,从教师布置的阅读任务到学生的随堂笔记,这所学校的整套教学流程都已嵌入Google的数字平台,五年级到七年级使用Chromebook,八年级以上则配发MacBook。纸和笔,在这里已经不是默认选项。

约200名家长随后在一份在线请愿书上签了名,要求学校提供退出“一人一机(1:1)”项目的权利。但学区的立场没有改变:课程是围绕屏幕搭建的,退出设备就意味着退出教学本身。

但此时的地球另一端,一个比美国更早、更彻底拥抱教育数字化的国家瑞典,却做了一件方向完全相反的事。

不是限制几台设备,也不是在某几所学校试点,而是在国家层面,大幅降低低龄阶段对屏幕的依赖,把纸质教科书和手写重新放回课堂的核心位置。

从“数字化先锋”到“纸笔复兴”

据BBC报道,笔记本电脑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成为瑞典课堂的主流配置,纸质教科书被大幅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屏幕和数字教材。尤其是在2012年(瑞典数字化委员会成立)和2017年(国家数字化战略发布)进入系统性推进阶段。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让学生为数字世界的生活做好准备。瑞典长期将数字能力视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全球教育数字化的标杆。

但BBC的一句话概括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它似乎适得其反了(It seems to have backfired)。”

瑞典的阅读水平,曾在2000年位居欧洲最佳之列,此后开始持续下滑。于是2023年,瑞典政府宣布了一场政策“急转弯”。

据Undark杂志的深度报道,瑞典政府宣布学校将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重新强调阅读和书写技能,尤其是在低年级阶段。此前被边缘化的纸质书被重新引入课堂,学生开始重新学习用铅笔或钢笔在纸上写字。政府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小学手机禁令。

这场转向的规模,用财政数字来衡量最为直观。据Undark杂志报道,仅上一个财政年度,瑞典教育部就拨出约8300万美元用于采购教科书和教师指南。在一个只有约1100万人口的国家,目标是让每个学生在每门课程上都拥有一本纸质教材,另外约5400万美元则用于购买学生课外读物。

一些支持者认为积极反馈已经开始出现。据BBC报道,部分教师反映,学生们开始主动要求更多的纸质书和纸笔学习,理由是他们发现自己“学得更快,记得更牢”。瑞典还发起了面向10岁学生的全国阅读挑战,读书最多的班级可以获得奖励。

但瑞典官方的表态是审慎的。政府强调,数字技术并没有被彻底从学校移除。瑞典政府2024年的一份政策说明指出,数字工具“只应在那些能促进而非妨碍学生学习的年龄段引入教学”。数字素养仍然是高年级阶段的重要目标。

林奈大学教师教育研究者琳达·费尔特(Linda Fälth)的判断更为精准。她在接受Undark的邮件采访时写道,这一决策的背后是“对数字化推进过程是否基于证据的质疑”。她指出:“瑞典曾将自己定位为数字化教育的领跑者,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屏幕时间、注意力分散、深度阅读能力减退以及手写等基础技能的侵蚀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担忧。”

她给出了一个被此后多方引用的表述:“目标是校准而非逆转。”(The goal is recalibration rather than reversal.)

瑞典教育和研究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在向Undark发送的声明中也呼应了这一立场:“瑞典政府认为数字化从根本上是重要的和有益的,但数字工具在学校中的使用必须审慎和有思考地进行。”

为什么要改变

瑞典的决定不是拍脑袋做出的,它有数据支撑。

据Undark报道,在2000年至2012年间,瑞典学生在PISA标准化测试中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持续下滑。2012年至2018年出现了一段回升期,但到2022年又再次走低。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PIRLS)的数据则提供了另一个切面:瑞典四年级学生的平均阅读成绩从2016年的555分降至2021年的544分。

虽然瑞典的数字化国家战略在2012年之后才正式大规模启动,但瑞典地方市政当局的设备配发和数字教材采用则早在200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扩散,因此我们能够看到成绩下滑与数字化推进在时间上是交叠的。

只是在系统性的数字化推进过程中,瑞典学生的阅读成绩也出现过回升,所以客观地说,PISA测试并不能作为单一因果证据,将之断然全归咎于教育数字化恐怕不够严谨。正如Undark的报道对此措辞审慎:“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成绩下降中有多少可以归因于数字化。”

经合组织(OECD)的PISA 2022报告则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

在OECD国家中,约65%的初高中学生表示至少在部分数学课上因自己使用数字设备而分心;59%的学生报告受到其他同学使用数字设备的干扰。后者带来的代价是可量化的:受到干扰的学生数学成绩比几乎不受干扰的学生低约15分,相当于大约四分之三个学年的学习差距。在校内休闲使用数字设备方面,差距更明显:每天休闲使用不超过1小时的学生,数学成绩比每天使用5到7小时(极端分布数值)的学生高出49分。

但报告同时指出,有意识地将技术整合进教学的学校,其学生表现往往更好;每天使用数字设备学习1到5小时的学生,通常比纯纸笔学习的同龄人得分更高。换言之,OECD的结论不是“数字设备损害学习”,而是“分心和失控的休闲使用损害学习,而审慎的教学整合可能带来积极效果”。

2026年1月,另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声音登上了美国参议院。

神经科学家、教育研究者贾里德·库尼·霍瓦斯(Jared Cooney Horvath)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判断:Z世代,即大约在1997年至2012年间出生、伴随数字技术长大的一代人,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代在认知测量上表现低于上一代人的群体。

在提交给美国参议院的书面证词中,他分析称:在整个20世纪,认知表现随着教育普及而逐代提升;但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趋势在许多西方国家停滞并逆转。他认为,区别当今课堂与前几代人课堂的一个主要结构性变化,是教育科技的快速且大体上未经监管的扩张,屏幕替代了以人际互动为核心的学习过程,造成了“人类认知发展方式与数字平台工程设计之间的结构性错配”。

这个判断之所以引发关注,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趋势。在20世纪期间,人们发现每一代人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上的得分,平均都高于上一代人。这个现象也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并被认为与营养改善、教育普及、信息环境丰富化等因素有关。

但近几十年,部分研究显示这一趋势在某些地区已经停滞或逆转,年轻一代的智商分值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被称为“反弗林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反弗林效应”在学术界并非新话题,也有研究表明这一趋势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比Z世代更早的世代,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也不止数字设备一项。因此尽管如霍瓦斯所言,屏幕确实在改变课堂的交互方式,但将认知下降单纯归因于教育科技,而忽略家庭社会经济变化、睡眠模式、心理健康等同样在发生剧变的变量,其实并不严谨。

不过正如霍瓦斯自己所强调的,他的立场是“支持谨慎对待(技术),而非反对技术”(pro-rigor, not anti-tech)。他真正呼吁的,是在缺乏独立证据的情况下,停止大规模激励学校采用未经验证的教育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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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ixabay

据Bloomberg Opinion报道,2024年美国在笔记本电脑、平板和其他教育科技上花了300亿美元,是教科书支出的10倍。而在大致同一时期,瑞典拨出约8300万美元,做了方向相反的事:买回纸质书。300亿美元与8300万美元这两个数字的对照,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判断。

我们的大脑喜欢什么

讨论要不要孩子们重新拿起纸笔的同时,我们应该探讨下与其直接相关的问题:当一个人用手在纸上写字,和用手指敲击键盘时,大脑里分别发生了什么?

挪威科技大学(NTNU)的奥德丽·范德米尔(Audrey van der Meer)教授和她的同事鲁德·范德维尔(Ruud van der Weel)教授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他们的团队使用高密度脑电图(EEG,256个传感器)记录了36名大学生分别手写和打字时的脑部电活动。他们在2024年1月发表于《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的结果显示:手写时大脑产生的连接模式远比打字时更广泛、更复杂,尤其集中在与记忆编码和新信息学习密切相关的顶叶和中央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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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 | 图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简单来说:手写调动了大脑更大范围的“合作网络”,而打字只激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研究者用“编码效应”来解释这种差异背后的可能机制:手写更慢、更费力,书写每一个字母都涉及精细运动控制和视觉反馈的协调,这个过程可能促使大脑进行更深层的加工,从而有利于将信息编入记忆。当然,神经活动差异与课堂学习效果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些结果为手写可能带来认知优势提供了机制层面的线索。

2025年,意大利学者马拉诺(Giuseppe Marano)等人在Lif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综合性的神经影像学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发现:手写激活了负责精细运动协调、空间感知和记忆巩固的多个脑区,包括运动前区、顶叶皮层、小脑和海马体。相比之下,键盘打字依赖于更有限的运动通路,认知参与程度更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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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与打字背后的神经科学对比 | 图源:Life

这种差异对于幼儿可能尤为关键。

2025年发表在《实验儿童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让50名尚处前阅读阶段的幼儿园大班儿童(平均年龄约5.4岁)分别通过手写和打字学习陌生字母和伪词。结果显示,无论是在认识单词、书写单词还是拼读单词方面,手写组的表现都显著优于打字组。研究者的结论是:在识字教育的初始阶段,用键盘替代铅笔需要格外谨慎。

阅读方面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多项研究发现,在部分阅读任务中,尤其是说明性文本的阅读,屏幕阅读与较弱的理解和记忆保持表现相关。

不只是瑞典

瑞典不是唯一一个按下暂停键的国家。在校园手机管理方面,多国已率先采取行动。

法国早在2018年就对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校园手机使用作出严格限制。

2025年2月,丹麦宣布修法,将在其综合学校体系(folkeskole,覆盖约7至16岁学生)全面禁止手机和私人电子设备的使用。丹麦政府的这一决定来自一个专门任命的“福祉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甚至建议13岁以下的儿童不应拥有智能手机。

爱尔兰也在跟进推动全国性的课堂手机限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全球教育监测团队的数据,截至2026年3月,全球已有114个教育系统,覆盖58%的国家,在国家层面实施了校园手机禁令或限制措施。2023年6月,这一比例还只有24%。不到三年,翻了一倍多。

需要指出的是,校园手机管理与课堂教学数字化是两个相关但不完全重合的议题:前者针对的是学生的私人设备,后者涉及的是学校配发的教学工具和课程设计。但两者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教育系统正在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在校园中的边界。

这一全球性的审视浪潮,也正在向世界上更大的教育科技市场传导。

众所周知,科技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教育领域更多地使用数字学习工具,一些公司也将自己定位为教育的“变革者”。

比如在美国,教育科技行业的根基深厚得多。

1980年代,苹果公司率先推动电脑进入学校。2011年,Google推出Chromebook,凭借极低的价格和免费的云端教育平台,迅速占领了美国K-12市场。EdWeek研究中心对学区负责人的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3月,90%的受访学区已为每位初高中生提供了设备,超过80%的学区对小学生也做了同样的安排。

在此基础上,一波新的推力正在到来。Google、Microsoft和OpenAI正在敦促学校教授人工智能“素养”。据Pew研究中心2026年2月的调查,54%的美国青少年已使用AI聊天机器人获取学业帮助。

当硅谷在催促学校拥抱电子设备、拥抱AI的时候,来自美国内部的另一股逆向力量也在同步壮大。

2026年3月18日,犹他州州长签署了HB 273法案(“课堂技术修正案”),要求该州建立并执行分年级的课堂技术使用框架。法案的规定相当具体:对K-3年级学生,不得要求一人一机配置,学校设备不得让学生带回家,作业不得要求使用互联网或数字技术。对4到6年级,则要求在数字教学和教师主导的纸质教学之间实现平衡。这部法律将于2026年7月1日起生效。

犹他州也并非美国的孤例。截至2026年4月,至少16个州已引入立法来评估或限制课堂教育科技的使用。缅因州4月签署了覆盖整个学校日的手机禁令,马里兰州的“无手机学校法案”(Phone-Free Schools Act)3月通过了众议院。

家长的行动则更为直接。据NBC新闻报道,美国各地的家长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互相教授如何退出学校配发的笔记本电脑和设备,回归纸质教科书和纸笔。他们编制了“退出工具包”,指导家长如何向学区正式提出申请。家长们援引的依据之一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纸质阅读在信息保持力上优于屏幕阅读。

《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一书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观点在这场运动中被频繁引用。2026年2月,他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把电脑和平板放在K-12学生的桌子上,可能是教育史上最昂贵的错误之一。”

文章开头那个费城郊区的场景,或许可以放在这个更大的图景中重新理解:那200位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家长,并非在做一件异想天开的事。

谁在推动,谁在抵抗

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么多值得警惕的数据、研究和政策信号,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数字化仍然在快速推进?

美利坚大学语言学荣休教授纳奥米·巴伦(Naomi Baron)给出了一个直率的解释。她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向瑞典取经,原因之一是利益驱动:“商业教科书出版商一直在大力推动数字化材料,主要出于财务原因,普遍忽视了对比纸质和数字阅读在理解力等方面的研究。”

对出版商而言,推动学校转向数字订阅模式,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和更稳定的收入流;对学区而言,不再为每个学生购买每门课的纸质课本,短期内确实能压缩教材预算。巴伦指出的正是这个双重财务动机:出版商和学区各自有各自的“省钱”理由,而在这个过程中,纸质阅读在理解力上可能优于屏幕阅读的研究证据,被双方共同忽略了。

COVID-19疫情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暴露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当在线学习不得不成为常态,教育科技所承诺的那些变革性效果遭遇了现实的检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后提出了一个直白的疑问:技术的承诺兑现了吗?

圣约瑟夫山大学的读写顾问、兼职教授帕姆·卡斯特纳(Pam Kastner)在LinkedIn上写道:“技术是工具,不是老师。”在她看来,阅读的认知架构是为纸质而生的。数字工具可以辅助教学,但不应替代教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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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ixabay

当然,事情的另一面也需要呈现。

Undark的报道引述了教育组织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学校“应当”为学生准备好雇主所期望的数字素养,这在AI时代确有其道理。而目前30%的教育工作者表示,学生至少有一半的课堂阅读时间是在数字设备上完成的,在很多学校中,完全退出数字化并不现实。

瑞典人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林奈大学的费尔特在Undark的报道中写道:“目标不是拒绝数字化。”她强调,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学生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审慎地、有选择地、按顺序地使用技术。先让基础的阅读和书写技能扎稳根基,再引入数字工具。

中国家庭的现实

把目光拉回中国。

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监测数据,2022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1.9%,近视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和重度化趋势。国家卫健委2024年5月发布的《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将过多和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列为近视发生发展的环境因素之一。此外,国家卫健委《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核心知识十条》建议:0~3岁婴幼儿不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视屏类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单次时长不宜超过15分钟。

但显然,当大量学校的作业通过APP布置和提交,当电子课本和在线课程已经嵌入日常学习,15分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中国经历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网课实践。在那段时间里,屏幕不是选择,而是唯一的教学通道。家长们普遍反映,孩子的专注力和长时间阅读的耐力在网课之后明显下降。但与瑞典不同的是,中国目前尚缺少全国性的长期公开追踪数据,来系统量化网课对专注力和深度阅读能力的影响。

对很多中国家长来说,屏幕与教育之间的张力不是一个宏观政策议题,而是每天晚上都在重复的日常拉锯。

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小学作业原则上应采用纸质形式,不得强制学生使用APP或购买平板。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量学校仍通过钉钉、微信群或各类教育APP布置和通知作业,课后辅导视频、英语跟读打卡、在线测试等数字化环节已经渗透进日常教学。即便孩子不需要在平板上“做”作业,屏幕也早已嵌入了作业的“周边”,包括查资料、看讲解视频、完成线上打卡。

而设备一旦到手,下一秒往往就是短视频、游戏和社交软件的入口。锁屏、限时、争吵,然后第二天重来一遍。

或许那个已经调转方向说“把书拿回来,再按年龄审慎引入数字工具”的瑞典,可以给中国家庭和教育工作者们一个借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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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ttps://www.nbcnews.com/tech/tech-news/parents-opt-kids-school-laptops-ask-pen-paper-rcna2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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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ttps://x.com/JonHaidt/status/2025938163571601468

[18] https://www.c-span.org/program/senate-committee/lawmakers-hold-hearing-on-the-impact-of-screen-time-on-kids/671683

[19] https://www.ndcpa.gov.cn/jbkzzx/c100010/common/content/content_1768152961235197952.html

[20] https://le.utah.gov/Session/2026/bills/static/HB0273.html

[21] https://pirls2021.org/results/

[22] https://www.inquirer.com/education/lower-merion-chromebook-screens-in-classrooms-20260324.html

[23] https://www.riksdagen.se/sv/dokument-och-lagar/dokument/kommittedirektiv/tillaggsdirektiv-till-utredningen-om-en-forandrad_h0b1119/

[24] https://www.regeringen.se/contentassets/72ff9b9845854d6c8689017999228e53/nationell-digitaliseringsstrategi-for-skolvasendet.pdf

[25] https://ceur-ws.org/Vol-1093/paper5.pdf

[2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wp-content/uploads/media/doc/Horvath_Written%20Testimon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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