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边缘化，俄共正面临民意流失和执政党压制的双重压力

【本文由“貓騎士”推荐，来自《安东·尼尔曼：这不是“颜色革命”，俄罗斯也不需要“1917时刻”》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大家要先搞清楚一俄罗斯政局的一个基本事实：目前，包括俄共在内的俄罗斯的其他政治力量已经长期处于高度边缘化的状态。

久加诺夫的发言并非意味着俄共真的要反戈一击，而是一种生存策略——9月国家杜马大选临近，俄共正面临民意流失和执政党压制的双重压力。

我理解大家对于共产主义力量天然持有亲近态度，但是久加诺夫作为“体制内反对派”，其实是在通过引用历史来向克里姆林宫讨要更多的社会福利政策和财政支持，以维持其作为“底层代言人”的形象，博尼亚只是瞌睡来了递枕头，这个做法方向上是没错的，可是效果有待观察。

普京在24年大选的支持率甚至超过22年，在这次大选中，“親西方的自由主義反對派人士幾乎團滅，呈現的是大部分自由主義反對派與俄羅斯人民隔絕的現象，其中部分偏激的反對派甚至走上了反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道路”。

自由主义反对派在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去世后基本处于“团灭”状态。目前的政治真空被“爱国阵营”和“主战派”填补，政治斗争不再是“西化派 vs 土生派”，而是“温和建制派”与“激进民族主义派”之间的博弈。

另一个基本事实：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已经成了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

普京以外的选项都更让俄罗斯人担忧，俄罗斯人害怕再次出现一个全面拥抱西方以后再次带来休克的领导人，也害怕激进派上台扩大战争，相比之下普京反而有一种预期内的稳定。

90年代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尝试，更是一场深重的生存危机。激进的私有化、恶性通货膨胀和国家机器的停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层、人口预期寿命的断崖式下跌以及犯罪横行。这种记忆被刻入了俄罗斯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一种强烈的政治坐标。

这使得许多俄罗斯民众将“亲西方”、“自由化”或“全面拥抱西方”与“国力衰弱”和“社会崩溃”直接挂钩，克里姆林宫非常善于利用这点。在俄罗斯人的视角里，如果更换领导人意味着回到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那么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确定性的压抑”。

即使面对战争的负面影响（经济放缓、生活成本上升），这些负面影响在民众的认知中是“可预测的”。而相比之下，任何替代性方案——无论是由自由派还是由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派主导——都被视为具有巨大的不可控风险。这种“宁愿要不完美的稳定，也不要未知的风险”的思维模式，是普京支持率得以维持的核心逻辑。

第三个基本事实：普京是克里姆林宫最大的温和派，也是两种极端势力（亲西方与激进主义）的调解人。

如果普京突然离场，继任者极大概率会是一个更激进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须表现得比前任更强硬）。对这些激进分子来说，普京那种“打打谈谈、边打边看”的消耗战简直是犯罪，他们希望用更残酷的手段对付乌克兰，而且对西方更缺乏耐心。23年普里戈任的叛乱本质上就是这种“激进派对温和统帅部”的一次剧烈冲突。

普京现在左手压制着想要“拥抱西方”的技术官僚（怕他们搞政变求和）；

右手压制着想要“核平西方”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怕他们把俄罗斯带入万劫不复的末日）。

相比于可能把儿子全部送上战场的激进派，普京这种“局部动员、高薪雇佣”的模式确实显得更“温和”，即使现在兵源不足，普京依然不肯正式宣战以获得动员权限。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战略家现在也感到头疼：普京可能已经是那个最能进行理性沟通的对话者了。

如果普京被推翻，接替他的很可能不是一个亲西方的民主派（他们已经团灭），而是一个手持核按钮、对西方充满仇恨、且没有任何政治顾虑的沙文主义战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