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现在的书太多了，讲我自己1975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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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现在的书太多了。讲我自己的一件事。

这是1975年的事。

同事出车，说有个朋友从北京给他捎了点东西，要我明天接站。我住在桐树店机务段，相当于北京的丰台。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我把这个朋友带回了机务段宿舍。告诉他，就睡在他这床。我马上也出车。他打开手提包拉链，拿出洗漱用具，里面东西很满，露出了半本书。我问什么书，他说苏联小说。什么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我立马伸过手扽出来。“借给我看？”“不行，我后天回北京。”我心算一下，“后天我就回来了，还你。”他面露难色。“我肯定还你。”我加重语气。我们之间本不认识。叫班员叫班。我换上工作服，拎着竹筐，筐里是洗漱用具和一身替换衣服，来到运转车间报到。一个半小时后，我开着车头到襄樊站，挂上票车，准点朝武昌驶去。

多长时间没看小说了？从小学六年级我开始读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林海雪原》。后来上初中，读外国小说。大多数是苏联人写，比如高尔基、普希金的。中学有图书馆，大部分书都从那儿借。初二时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才开始大规模读书。《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就是那时看的。得知傅雷自杀，赶忙又看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没过多长时间，图书馆封了，很多书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别说外国小说，像《红岩》的作者竟然成了叛徒。本来同学之间互相借书，后来，有人抄家时公开烧书，并且，恶狠狠的说，再发现此类书，就要怎么这么的，大家害怕了，同学之间也不敢互相借了。再后来，68年底去插队，我就再没看过一本小说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村里破破烂烂，但街上、院子里就是看不见一片纸屑。村民上厕所从来不用纸，冬天往墙棱上蹭，夏天用土坷垃或玉米穗的叶。不信，你去大同火车站公共厕所看，墙棱都是黄的。后来，进铁路后，生活相对稳定下来，想读书却没书可读。当然，那时还有马恩列斯毛选，有鲁迅的书，但是看不下去。一晃就到了75年，五六年间，别说外国小说，就是文革前出版的《林海雪原》、《红旗谱》也找不着。机务段有图书室，由于很多科技杂志也几乎都停刊了，书架上也就放着着几十本看不下去的书。

我们这趟车一直到晚上7点才到武昌，摘钩后开到莲溪寺折返段公寓，吃完饭已经10点。然后，我放下蚊帐，躺下看书。

《你到底要什么》的作者是柯切托夫，他写的《州委书记》、《叶尓绍夫兄弟》初二时看过。印象不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深，但这回不一样，说的全是当时青年人所思所想。现在想不起来具体情节，只记得，躺着看累了就坐起来，然后又躺又坐，一字一行都不愿丢掉。公寓屋里的灯是不让关的，但很很暗，所以，才没影响到对面床上的同事。看着看着，突然，有人隔着蚊帐敲我的肩头，吓我一跳。“还不睡？”原来是公寓值班员李师傅。我赶忙说，“看书呢。”“早点睡。”“嗯。”他走了。这一夜，他来过4回。头两次他还劝我早睡，后来，进屋就不吭气了。我一直看到早上8点。

我起床把书掖到枕头底下，到洗手间刷牙洗脸。在楼梯又碰上李师傅，“一夜没睡？”“没睡。”“一会儿睡？”“13点的班。”“不困？”“不困。”“什么书？”“好书。”他诡秘的一笑，走了。

那天，我是半夜回到机务段的。我自己都觉得奇怪，30多个小时，我一点不困。还了书，躺到单身宿舍床上后，闭上眼，满脑袋都像有人问我，你到底要什么……我居然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