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云霞 | 战时交通与跨文化书写

汪云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0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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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云霞

滇缅公路（Burma Road）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通往缅甸的重要交通线。抗战伊始，中国沿海港口及东部陆路交通干线被日军封锁。为了打通中国大后方连接国际的通道，修筑滇缅公路迫在眉睫。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由云南各族人民组成的20万筑路大军，“开辟了下关至畹町间的548公里新公路，完成了昆明至畹町全长959公里的路面工程。新修的路面，须穿越极为险峻的横断山脉，翻越六座大山，穿过八座悬崖峭壁，跨过六条江河的急流恶水，施工难度之大，怕是筑路史上绝无仅有的”。正是这条血肉之躯筑就的滇缅公路，成为战时中国的“输血线”和“生命线”。

滇缅公路路线图（1938年7月）

滇缅公路甫一完成，就引起了中外作家的广泛关注，一度形成书写滇缅公路的热潮，余音至今不绝。除了中国作家萧乾的纪实散文《血肉筑成的滇缅路》（1939）和杜运燮诗歌《滇缅公路》（1942）等名篇外，赛珍珠（Pearl S. Buck）的短篇小说《佛的面容》（The Face of Gold，1940）和中篇小说《诺言：滇缅公路的故事》（The Promise: A Novel of China and Burma, 1943），尼克尔·史密斯（Nicol Smith）的《滇缅公路》（Burma Road，1940），丹尼尔·弗赖伯格（H. Daniel Friberg）的《中国西部与滇缅公路》（West China and The Burma Road，1941），蒋彝（Chiang Yee）的《滇缅公路上的人们》（The Men of the Burma Road，1942），谭伯英（Tan Pei-ying）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 Road，1945），都是二战时期英语世界里书写滇缅公路的经典作品。英国作家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的两卷本中国日记《永恒的中国》（Forever China，1945）与《觉醒的中国》（China Awake，1947），也包含了对滇缅公路的记忆与想象。二战之后，仍然有不少关于滇缅公路的作品问世，如黎锦扬（C. Y. Lee）的《土司与他的秘书》（The Sawbwa and His Secretary，1958）,多诺万·韦伯斯特（Donovan Webster）的《滇缅公路：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The Burma Road: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in World-War II，2003）等。

英语世界的滇缅公路书写，从作者身份来看，包括来华记者、作家、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工程师等，形成了多元互补的观察视角。从创作时间来看，主要集中于二战时期，1940年代形成创作高峰，1950年代仍有余波，进入21世纪之后又有一些重温历史记忆之作。从文体形式来看，大致可分为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两大类，前者主要有小说和诗歌，后者有日记、游记、回忆录、报告文学、纪实性散文等。

滇缅公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创作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学作品。她有关滇缅公路的小说《佛的面容》和《诺言》，便折射出鲜明的中西跨文化对话与交流色彩。《佛的面容》采取西方人的叙事视角来审视战争中的中国，描写了一个西方富家子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故事。主人公提姆放弃家族继承人身份，25岁时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居住在云南大理城外的一座古庙中。古庙中有一尊比真人高五倍的金色大佛，一位老住持日日诵经祈福，但平时佛门冷落，鲜有人问津。抗战爆发后，人们接踵而至，祈求佛祖显灵，赶走日本侵略者。提姆听见了中国民众的愿望，也见证了缅甸公路的修筑过程，深受触动。当游击队员“黄狼”到寺庙祈福，希望佛祖赠予一万支美国步枪时，提姆决定帮助中国游击队。他拍电报给父亲请求援助，并经由滇缅公路奔赴缅甸取回父亲所赠枪支。

滇缅公路上的国际运输车队

小说以寺庙里的金色大佛为标题，主人公却是西方传教士，背景是滇缅公路，主题则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叙事张力，强化了小说中宗教文化交流对话的意蕴。提姆十多年间跟随老住持学习汉语，长期浸润在佛教文化氛围之中。他既为山下湛蓝湖水、城中墨色屋顶，以及山顶皑皑白雪而心生欢喜，也为金色大佛那难以言表却极具威慑力的俯视而震撼不已，深深感受到寺庙的神圣性。以至于当他所属的教会上司斥责他“与佛像共居一室”时，他根本不以为意，反而声称“这能坚定我的信仰”。显然，身为西方传教士的他，扮演了中国佛寺中的倾听者与对话者的形象。他听到了中国人对战争苦难和希望的倾诉，也帮助中国人完成了他们在佛前许下的愿望。以至于事成之后，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佛祖显灵：“灯光摇曳，提姆转向房门，恰好看到佛的面容。那金色眼睑上扬，玛瑙般的眼睛凝视着他。”小说中大佛的面容成为苦难中国救赎的象征，它承载着中国民众“击败日本鬼子”这一朴素而强烈的盼望，同时也是东方宗教文化的代表符号。小说以滇缅公路的修建为线索，成功地将抗战叙事与中西跨文化交流尤其是不同宗教文化相互理解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在此，滇缅公路不仅是中国联结世界的一条交通生命线，更是实现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桥梁和枢纽。

如果说《佛的面容》充分肯定了西方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对中西跨文化交流充满乐观情绪，那么，创作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诺言》则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小说仍然以滇缅公路为契机，但叙事视角从西方人转向了中国人，讲述的是二战时期中国与英美两国在缅甸的一段悲剧性的结盟故事。当时缅甸正遭受日军攻击，一支中国军队被派去援助被围困的英美盟军。作为回报，盟军将向中国提供急需的飞机和军事装备。然而，怀有偏见的英美士兵却无法将中国士兵当作真正的盟友对待。他们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把中国士兵留在缅甸战场而自己逃离。小说名为“诺言”，涉及爱情、家国以及国际同盟之间的许诺与契约。中国士兵在国家责任面前，将爱情承诺退居其次，面对国际盟约，则用生命坚守和践行。《诺言》不仅对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进行揭露，同时也站在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上，对英美盟军的忘恩负义予以谴责。这种谴责，实质上包含着赛珍珠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反省和超越。赛珍珠显然意识到，作为一条沟通中外的国际要道，滇缅公路在接受外援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责任与贡献。作为对中国文化和亚洲本身具有敏锐的观察和理解的西方作家，赛珍珠通过滇缅公路的故事，展示的不仅是中国与世界空间意义上的联通，更是东西文明与文化上的交流与对话。

“公路博物馆”与抗战历史现场

《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是一部纪实性作品，书的扉页题有“本书献给那些用血汗和生命构筑和维护滇缅公路的我的同事和劳工们”。作者谭伯英早年曾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交通部门担任要职，并于1938年临危受命，任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主持修筑滇缅公路。由于谭伯英特殊的身份，他对滇缅公路的记录和书写，具有独特的观照视野、深厚的历史现场感和诸多打动人心的细节材料，堪称经典。他以见证者的个人视角，多维度还原了滇缅公路修建的历史现场。它涉及现代中国的交通技术问题，如碎石、压路、炸药等工程实施方案；涉及工程管理和人事制度问题，包括如何在战时环境中快速调配大量劳工、工程技术人员，如何保证劳工的温饱问题，以及制定薪酬制度、激励措施等；涉及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等问题，如泥石流、塌方、痢疾、疟疾等；还涉及云南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如筑路过程中祖坟迁移问题，滇西地区汉、彝、白、傣等十多个不同民族在筑路中如何团结协作的问题；当然，还涉及战时中国所遭遇的种种现实苦难，除了修建公路本身的艰苦卓绝之外，还需要躲避日军空袭，公路指挥部迁移、工人跑警报等。全书以滇缅公路为核心，内容辐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传递的不仅是滇缅公路的修建现场，也是战时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场。

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

滇缅公路的修建是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如何去记录和还原中国抗战史上的这一壮举，这对于任何写作者来说都将是巨大挑战。谭伯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和策略，可称之为“公路博物馆”叙事。他将滇缅公路置于宏大的历史时空中来观察和叙述。一方面，他动态性地还原修路过程中的关键性历史场景，通过横断面展示一些重要的事、物和风景。这个展示的过程仿佛建构了一个行走着的公路博物馆，博物馆中所有的人和物都在以不同方式言说滇缅公路的故事。另一方面，他注重在当前文本中镶嵌若干历史文本。他在讲述滇缅公路修建的历史现场时，总是会延伸和扩展到遥远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使当下的抗战语境与亘古绵延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相互碰撞，形成具有巨大张力的互文性文本。他赋予每个所讲述的故事和场景以历史纵深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博物馆之中，既感受到现实的激荡，又不免发思古之幽情。比如，在谈到“历史背景与公路测量”这一主题时，开篇却从滇缅公路上的历史遗迹说起，追溯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和历史人物，特别是以大量篇幅讲述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指出在处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对于反抗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镇压，而是“以宽恕为本”维护永久的和平。此后，又从滇缅公路联系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介绍丝绸之路上商队与马帮的特色；接着又从山路险峻、技术人员不得不雇轿子上山测量，联系到中国西南边地的轿夫行当，并津津有味地描述抬轿子这一“悠久的、严肃的和诗意般的传统”。当再次回到叙述主线公路测量时又特别指出，“选择公路的路线时，要尽量不占用稻田。因为稻田在云南是稀少和珍贵的。同时也要尽可能避免毁坏古老的纪念碑、庙宇和墓地”。在此，又由墓地保护继而谈到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文化、清明节习俗、风水传说等，叙述可谓跌宕起伏，摇曳多姿。

谭伯英正是以其独特的“公路博物馆”叙事，将现实与历史、社会与文化、自然与民俗相互交织，在客观纪实性描写中融入丰富的个人经验、感悟、想象和评论，构筑了一个立体化、多面向、具象性的叙事空间，穿行其间，我们仿佛走进战时中国的真实现场。

滇缅公路与“觉醒的中国”

白英曾执教西南联大外文系，生活于昆明长达三年之久，因此对滇缅公路非常熟悉。不同于赛珍珠的虚构性想象，白英的《永恒的中国》和《觉醒的中国》以亲历者和在场的方式来观察滇缅公路。当然，虽同为纪实性书写，白英与谭伯英的叙事方式也大相径庭。谭伯英是以后视视角对公路修建过程进行系统性回顾，而白英则是以日记体方式对滇缅公路进行即时性、散点化书写。

白英作为联大的外籍教授，其日记的叙事重心围绕师生群体和校园生活展开。而滇缅公路是联通学院生活与战时社会尤其是抗战前线的重要一环，它拓展了白英在联大的见闻和感受。白英在师生群体之外，还有机会见到滇缅前线的士兵群体。他常在日记中记录滇缅公路上的伤兵，既有个体画像，也有群体形象。比如1943年10月19日，他以极尽同情的笔墨描绘了从滇缅公路缓缓走来的一名伤兵：苍白无力，病入膏肓，骨瘦如柴，形同鬼魅，摇摇晃晃，如风中树叶。这不过是战时无数个伤兵的缩影，于他们而言，滇缅公路漫长得没有尽头，在尘土飞扬中艰难跋涉，等候他们的似乎只有死亡。当然，在白英日记中，滇缅公路见证的并非只是伤兵和死亡，它还见证着希望和抗争。 1943年11月3日，白英在日记中叙述了联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奔赴缅甸战场的经历。“整个大学里都掀起了这样一种讨论的热潮。在本学期末，将有三四百名高年级学生入伍担任翻译人员，其中有些人可能会牺牲。他们将奔赴缅甸……”滇缅公路不仅是学生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希望之路，它也承载着学者教授抗战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白英详细描述了他与一位地质学家的谈话。地质学家激动地与他探讨，如何利用滇缅公路复杂的地形对日军发动攻击。在公路的某个地段，“全是岩石、山丘和陡峭的峡谷。没有坦克能够穿越这片地区，日军将不得不沿着河床穿过那些峡谷”。这位地质学家希望，当日军从那个方向过来时，他能够亲自去用炸药炸开那些巨石，让日本兵葬身其中。

白英日记注重呈现昆明日常生活图景和西南边地风光，在战时中国的苦难现实中，他也能以敏锐细腻的眼光捕捉到日常生活的诗性风景。比如描写夏天雨季的滇缅公路：“窗外的原野镜子般映照着天光云影。昨天这里坑坑洼洼，而今天则是一片汪洋。今早沿着滇缅公路前行，看到一片卷心菜地淹没水中，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穿行田间小路，溅起片片银色水花。”正是滇缅公路充满生机的日常景象，让白英看到了中国人的未来与希望。

白英将滇缅公路置于世界公路遗迹之中审视，认为它是一条充满历史与文化记忆的“神圣之路”。他将滇缅公路与巴勒杜克－凡尔登公路相提并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东北部连接巴勒杜克与凡尔登要塞的战略公路；还将滇缅公路与亚壁古道相互比较，那是古罗马时期的第一条战略通道。在白英看来，战争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但滇缅公路却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长存。因为这条道路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所遭遇的黑暗与苦难，更见证了中国人的坚韧与力量，它正是“觉醒的中国”的象征。

赛珍珠、谭伯英和白英的作品均以英文撰写出版，它们丰富和补充了汉语世界滇缅公路书写的维度。三位作家都有着丰富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作品表现出广阔的跨文化视野和对战时中国深切的同情和希望，对于中国形象的世界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

这些英语世界的滇缅公路书写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描写滇缅公路这条“血路”的修建，塑造了苦难中国的形象，也歌颂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团结抗日的民族精神。二是滇缅公路的修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中国的道路桥梁等交通工程技术，还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组织和分配，反映了战时中国如何努力在交通领域和公共管理层面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诉求。三是以滇缅公路为轴心，建构了边地中国形象，包括西南地域风光、民俗民情、宗教信仰、女性形象等，加深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地理景观、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的感性认知。四是丰富了滇缅公路的“交通形象”。滇缅公路既在空间维度上打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在精神维度上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滇缅公路见证了二战期间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抵御侵略、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历史。滇缅公路实现了中国西南边地多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也促进了中外交流与合作。二战时期关于滇缅公路的跨文化书写，构成中国形象传播的一种世界路径，在文明互鉴与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