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去世，新闻学没赢

文 |  天书

我相信昨晚开始很多人对张雪峰的悼念是发自真心的。不同于一般的网红和公众名人，他做的事情确实帮助到了过往很多信息渠道狭窄的中底层家庭。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本身也名利双收，经常被人指责追逐商业利益和质疑其专业性，但这种指责的动机很多时候未必出自客观，而是由他本身言论风格和立场导致的争议所引发。

就像在半年前，张雪峰才因为表态收复台湾时要捐款五千万而遭遇了一轮大规模舆论围攻。当时我写了篇支持张雪峰的文，发出来不久就被ban了。这也是我对他的突然离世非常感慨的原因。前几天汪海林发了条微博，说半年前攻击张雪峰鼓吹战争的那些人，这次美伊战争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

的确，看看当时攻击张雪峰的媒体公知们都怎么说的？两相对比，思之令人可笑，可恨。实际上这次回旋镖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从媒体公知围剿张雪峰到美国主动掉进伊朗的大坑不过半年时间。现在正是给张雪峰当时言论正名的时候，可人突然就走了………………徒留遗憾。

只能感慨人生的无常了。不过，大流行时代之后，这种无常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常数”。这么说不是想引发大家的焦虑，但普遍存在的新冠后遗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心脏突发问题的风险，对于张雪峰这种长期高强度工作加高强度锻炼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后疫情时代大家都更要及时关注身体状态的变化，要懂得量力而行，休息好最重要。为自己，为家人，或者，为了一些坚信但还未到来的东西。这个世界已经处于快速变化之中，我们多数人都会见证一个变化之后的世界。但无论如何，身体是一切的本钱。

这时候又要说到新闻学了，在新冠大流行深远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过程中，很多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相信很多人保留的记忆对此会有一定判断。新闻界和传播学界至今对此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思考反思和认识呢？新闻媒体向来强调公共性，但媒体从业者到底有没有认真系统地思考过，这个时代最大的公共性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是有思考有觉悟的，就像疫情那几年很多媒体人确实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但从整体层面来说，现如今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多数时候呈现的也只是某个阶层、某个行业、某个地域的公共性。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阶层高度分化的社会，在互联网造成的话语权高度集中与去中心化并行下的一种必然。

在这种时代结构中，媒体人需要的是对复杂世界的深入把握，对各种事物边界的明确，而不是仍然把新闻学放置在那个抽象的，超然物外的“公共性”和“第四权”的道德神坛上，不然就容易出现越讲公共性就离公共越远的情况。

“爱国言论”被围攻之外，张雪峰另一个被媒体广泛批评的原因是他被认为是“文科无用论”、“新闻学无用论”的重要推手。的确，这两年围绕张雪峰的相关言论，围绕新闻学和其他文科等的争论不断。但同样，这也不是哪个人能造就的，欧美大学这几年普遍的文科退潮又是谁推动的？

再看看当下AI热潮对各种专业的根本性影响，个人言论的影响简直微不足道了。说到底，新闻学也好文科也好，把质疑自己的人揪出来批斗一番已经没意义了，想清楚在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面前自己到底该往哪走才是最重要的。

去年以来，国内多所学校取消大批专业，从艺术，外语，到市场营销，甚至部分理工科等等。不是谁推动了什么，而是高等专业教育-市场就业这个传统路径在很多领域已经走不通了。比之起来，新闻和人文社科专业还是幸运的，毕竟它们还有学术和媒介共同体为依托，还可以在被唱衰时标榜自身的公共性和价值性，不像其他专业连取消都掀不起波澜。

这两年有时参加一些活动，会见到一些媒体人在聚光灯前侃侃而谈。一般无非是看他们一边大谈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转型成功，自己的哪个专题多少阅读，自己的播客节目在哪哪平台上排名第一；一边在一脸严肃地讨论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坚持传媒理想。这时候我就总有一种割裂感。

实际上了解新闻专业教学的都知道，的确，教学中都对学生强调服务所谓的崇高理想和抽象的道德原则，但我国早期的媒体人多数还是吃到了足够的时代红利的。而传统媒体开始衰落后，这个教育-就业链条无法给普通新闻学生足够的名利回报了，但对先前吃到时代红利的那波人来说，很多人把积累多年的知名度，平台和圈子优势在新媒体中一变现，仍然足够吃到退休。这时候再对这些在传统媒体中熬不下去，在新媒体中发展又发现有前人挡着的后来者谈坚持理想，是不是过于讽刺呢？

何况，即使不谈张雪峰的言论观点，他仍然有一些很多媒体无法触及的公共性。虽然张雪峰本人高强度工作，但他的公司作为为数不多上四休三的知名公司，待遇尚可，团队福利在教育行业也算可观，这与至今仍普遍高强度加班及值班熬夜的大部分新闻媒体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这除了他本人的价值选择外，也是超级个体们的一种困境。以前看到那些某某公司老板一天工作加班多长时间还要保持跑步健身之类的宣传，职场阅历丰富的老油条们都会付之一哂。毕竟很多时候老板们所谓的工作状态，对于普通螺丝钉来说简直就是休闲。但超级个体们不同，个人影响力就是公司的一切，主要业务往往要亲力亲为。而在工作连轴转的同时，作为网红或公众人物往往还要兼顾维持人设形象，于事玩命工作加玩命锻炼成了一种流行病。

惋惜张雪峰去世的同时，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待超级个体这种模式。流量中心和网红时代，超级个体们虽然玩命，但可能获得的是极大的财富和名望回报，所以也不能说风险和收获不匹配。但现在来到了AI时代，尤其今年“龙虾”热后，伪“超级个体”将遍地出现。

一方面，AI工具的赋能将带给很多人幻觉，认为自己真的可以像卖课的宣传那样实现高生产力的“一人公司”，靠AI赚钱;另一方面，企业用AI取代员工的进程加速，也会逼迫更多人不得不拥抱AI，尝试变成“一人公司”。

我们单就AI能力来说，的确，AI在一些领域可以辅助一个人完成过去几个人的工作量。但如果你想干的是真正具有生产力和价值的事情，而不是赶时髦给AI安排一些“信息收集”，“市场分析”之类的表演，那AI还远没到达你轻松下指令就能都搞定的地步，个人仍然需要大量亲历亲为的工作，典型就是AI视频，用AI做出一段正经的有商业价值的视频，工作量和成本仍然是巨大的，只不过模式从以前的团队大规模协作变成了单人人机猛肝。

更何况，决定能不能赚钱的根本因素还是供需关系。以AI目前对大众而言比较容易实现的那几个方向来说，只要普及开来，马上就会变成供远大于求的情况。而且如果你能用AI轻松解决别人的需求，那就意味着这个需求对别人也变成了伪需求。

所以我说AI时代普遍出现的会是伪“超级个体”，空有远高于从前的工作效率，但面对的却大概率是一个零和市场。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去和网红时代的超级个体们的工作强度看齐，再去模仿这种工作模式和“拼命努力”的成功学，那只会让本就被AI冲击就业的普通人受到身心的双重摧残。

毫无疑问，人们头脑中的那个“市场经济”已经越过了其最高点，开始在很多领域走向失效。我们的社会正进入整体范式转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很多习以为常，仿佛天经地义的逻辑都要颠倒过来思考。

就像这些被冲击的专业，从纯粹的意义角度来说，它们真的没价值了么？当然不是，只不过是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没有赚钱的“价值”了。很多传统工作和技能被AI和自动化取代后，社会岗位需要就减少了么？当然不是，社会仍然有大量岗位缺口，只不过这些岗位无法以市场经济下的利润来衡量其价值，比如各种需要高投入低回报的公共服务领域。

当代生产力看似在往集中化发展，但实际上对社会的整体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结构就无法支撑起这种高度的生产力，美国当前高涨的反AI情绪就是一例。总之，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及其中的工作岗位不能以以市场经济下的利润价值为导向。这就需要社会随着AI的冲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需求又呼唤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这其实正是新闻学和人文社科真正证明自己有价值的时候，但这需要相关学科彻底超越自身的小共同体利益小阶级视野。新闻学不能一边批判张雪峰功利，一边业内前辈大佬们名利双收底下新闻民工青黄不接；不能一边说张雪峰在选专业问题上制造焦虑，一边自己天天在媒体中动辄以“这届XX怎么了XX”的套路制造焦虑挑动对立。不要像有些人一样赶忙出来阴阳怪气，以为张雪峰死了自己就赢了。

这两篇文很能说明一些“精英”的问题

张雪峰的报考指导模式固然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导向，但这也是时代本身的限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未来AI带来的冲击深入下去，张雪峰时代的专业选择导向也将成为过去式，但起码他已经帮助了很多人。

遥想大学混人人网那会，我在一个泛左翼组织中，在当时那个中国内外环境都比较严峻的时代，我们和人人网上知名的右翼组织北斗，FSMC之类在立场上可说水火不容。但那时候我们这些对立的组织却联手做过一件事情，搞了个叫“任意门”的计划，为高中生免费提供我们这些大学生能接触到的相关学校和专业信息的真实情况。毕竟无论立场如何，身为学生，对于尽可能不要选错路这件事情都有着共同的切身认知。不过苦于当年连移动互联网都尚未普及，参与者也都是学生，能力精力有限，对就业市场也了解不深，这事最后难以为继不了了之。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虽然张雪峰火的时候我早已上班，但我是很认同这类工作的价值的。至于AI时代大部分学生的发展已经远不是学校和专业所能决定，社会该如何引导，这又是新时代的新命题新任务了。起码，张雪峰的离世享受了各重量级媒体的讣告待遇。而那些因为立场而围攻张雪峰的公知天天装良心装到最后，又有几个能被时代真正记住呢？

最后，大家都要保重好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