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齡社會常態：人口減少AI提效

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曾经国力发展带来产业升级再带来通胀增长而减少人口红利，现在人口虽减少但科技、AI会提效，或许就是未来社会能平衡的一大原因。

近來，餐廳服務員的態度成了比較香港和深圳的一個內容。

港人在深圳感覺超爽的同時，不少來香港的內地同胞感覺被歧視。每個顧客遇到的情況都不同，無法一概而論。但背後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香港進入了超高齡社會，勞動力嚴重短缺，又沒有大量引進藍領勞工，造成某些崗位職工素質參差，而深圳正相反。

全國範圍比較：香港2025年的平均年齡大約是47歲，廣州是37歲，北京40歲，上海38歲，深圳不到33歲，比香港小14歲！再仔細看內地大都市市區和有戶籍的人口，平均年齡都高於住在郊區或非戶籍人口，即是說，流動人口是這些城市的生力軍。

再看全世界：中等發達及以上國家中位年齡已超40歲，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4》預測，全球中位年齡2100年達42歲，高收入國家47歲，上中等收入如中國內地為52歲，香港更高至60歲。

平均年齡上升的一個原因是人口出生率降低，導致人口總量減少。中國2025年出生僅792萬、去世1131萬，繼續負增長。全球粗出生率降至每千人17個新生兒，中國內地更低到5.6，已接近世界最低之一的香港（4.9）。在長期低出生率的日本，如何處理好跨國流動人口，如越南等非移民打工者，成了社會新問題。歐洲各國對是否接受更多不同種族和宗教的移民態度尷尬，也是同一個原因。

AI輔助70歲方退休

既然這是全世界發達或走向發達國家共同出現的現象，而AI時代種種跡象又揭示，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社會更富裕是不可逆的，那麼，已經富裕的國家和城市體現的平均年齡進一步上升的趨勢也是不可逆的。

人口結構走向超高齡與負增長的巨變，已有很多表現。

一現象是發達社會因為經濟壓力、住房成本、職場競爭致生育意願低，寵物成情感替代。最近北京師範大學幾位學者的研究顯示，中國年輕人選擇晚生育、不生育，並以養貓養狗取而代之，在統計上是與他們的主觀感覺生活優越直接掛鈎的。

而晚生不育的後果是勞動力萎縮：雖然有投行推算，中國15至59歲人口2035年仍高達8億以上，但撫養比將惡化至2.4：1，養老金缺口巨大，這會導致社會負擔轉移，例如護理員短缺可能高達500萬人以上。

市場已經看到這種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商機。

例如某大行詳細分析中國寵物市場的巨大潛力──寵物數量的增長比人口增長快得多，貓貓狗狗的數量已經超過4歲以下兒童的數量，高盛更預測2030年寵物數量是4歲以下兒童的兩倍。再如，每天媒體上忽悠「銀髮經濟」的報道不比「低空經濟」少，並引用新加坡和日本為例，說AI機械人可以助力養老院，減少護理人員。

AI和機械人今後的確可以勝任愈來愈多的工作，特別是靠人力和人腦難以完成的工作，大大提高生產效率。

不過，有報道日本的養老院機械人無法勝任，因為老人的要求和表達方式都是因人而異的，只有接受良好培訓的真人護理才能理解。

而樂觀的一面，則是人均壽命增加，也意味健康延長了工作壽命。

港大醫學院發現糖尿病藥物甲福明（metformin）可以抑制衰老，其他研究發現雷帕黴素（Rapamycin）也有抑制衰老的作用。因此人類健康跨度完全可能增加5至10年，即六十多歲的人可以保持五十多歲時的體能和認知能力。如果最需要體力的事情交給機械人，還有AI輔助肌能，而人們又願意工作到70歲，那麼就可能如一些分析所指，2050年時，歐盟/日本的退休年齡可能提高到70歲上下，「老年」工作者可佔總勞動力的四分之一。

那麼，將來世界的勞動力短缺，並不是今天擔心生育率下降所推算的情況。

當然，這看法不僅樂觀，也很宏觀，包括長期的時間尺度和世界範圍的空間尺度，因為只要用到「平均數」，就已經不是因地制宜，因人而異了。稍微微觀些，比如一個國家如果靠移民解決勞工不足的問題，可能有不同的麻煩。德國已經出現是否讓愈來愈多伊斯蘭教新移民子女從軍的顧慮：軍隊恐怕是對人口特徵要求相對敏感的崗位了。

AI醫療普惠弱勢群體

大概與近代史有關，今天的中國與日本有些像，也是對外來移民特別敏感的國家，特別是民族性或宗教信仰差異大的國家來的人。

現時中國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勞動力過剩，就是那個「捲」字所反映的，2025年畢業的大學生就有1200萬。但是，2050年甚至半個世紀之後，會見到大批非洲人或南亞人來中國打工嗎？因為前面提到的原因，我以為不會。

那麼，剩下了三個可能性：第一，AI替代了人力提高效率，勞動力需求明顯下降；第二，生育率回升，中國人又喜歡生孩子了；第三，更多60歲以上人士因為更健康長壽而繼續工作。

顯然，第一種可能性最大。對中國而言，效率、公平和環境改善了，人口減少本身並不是問題，雖然三種情況都出現也挺好。

在AI提升勞動生產力假設下，換個角度，不是從持續經濟增長所需，而是從「青年驅動」轉向「全齡參與」所帶來的社會變遷角度看，我們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AI提效的同時，如何避免城鄉和地區間貧富懸殊的差異因生育率不同和流動人口增加而擴大？

如何讓先進AI醫療技術帶來的高康復機會普惠包括農村老人在內的弱勢群體？從傳統「四世同堂」型家庭到丁克一族和單身貴族，不同類型家庭的長者面臨哪些不同的社會需求？

再換個角度，我們還需要面對文化與心理轉變：從「增長崇拜」轉向「品質平衡」和「多元發展」。

屆時再沒有必要把GDP放在嘴邊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國家目標、家庭角色與個人需求隨着各種跨國、跨文化和特定社會群體的平台介入愈來愈深，可能變得更加多樣、多元與和諧，但也可能正相反。

愈來愈多不同年齡段的人口健康共處、物質和經濟效率不再是主要矛盾時，代際衝突可能從工作機會轉向決定權：因為食物、衣物、能源都不再稀缺，年輕世代的不滿可能不是「活不下去」，而是「永遠輪不到我們來決定」，例如太空拓展、人體改造、AI與人的融合等方面的原則和路徑，由誰決定。

與此同時，身份與文化政治也可能升溫：人們更容易在民族、宗教、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上尋找界線，因此民族主義、文明衝突、價值觀之戰可能成為政治動員的核心主題。

因此，AI不僅在快速提升經濟效率，也在讓更深刻的社會轉變提前到來，這不是杞人憂天。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