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揭露美国是个宗教国家（三）

上一期根据牢A的叙事讲述了，我们对美国的宗教认知偏差，美国是《圣经》神话，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不在《圣经》版本中。

这一篇想讲述美国的教育，写了好些天，都没写出来，都不太满意，先将就来一篇看吧。

十七、快乐教育：美国底层的最大危机

一、引言：双轨教育——精英的纪律 vs. 大众的放逐

在美国，教育从来不是单一图景，而是泾渭分明的双轨系统。

顶层精英——常春藤盟校预备生、东海岸老钱家族、硅谷技术新贵子女——从小进入私立学校或顶尖公立学区（如加州帕洛阿尔托、纽约史岱文森），接受高度结构化的教育：

知识上：小学即学代数基础，初中接触经典文本，高中修读多门AP课程；

品格上：强调领导力（leadership）、公共演讲、社区服务、团队协作；

目标上：培养未来统治者——政商领袖、法官、科学家、军官。

对他们而言，“快乐”是副产品，卓越才是义务。他们被教导：“世界不会因你感觉好而改变，但你可以因理解世界而改变它。”

然而，这套严苛而高效的教育模式，从未向普通民众开放。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贫困家庭、少数族裔孩子来说，他们经历的是另一套系统——以“包容”“多元”“情绪健康”为名的快乐教育。

本节所描述的案例——从《2+2=22》的数学课堂，到《无耻之徒》中卡尔的街头沉沦，再到大学生不识字的诉讼案——全部发生于美国公立教育体系之内，代表的是大多数美国孩子的日常现实，而非精英阶层的例外。

正是这种系统性分层，使得快乐教育得以长期存续：

精英子弟在私立堡垒中继续学习微积分与柏拉图；

普通孩子则在公立教室里被安慰：“你的感受就是真理。”

而与这一世俗双轨制并行的，是美国社会另一股古老力量：基督教传统中的教父—教子制度。

在福音派与保守派家庭中，“教父”（godfather）并非仪式性头衔，而是具有属灵监护权的正式角色。通常在孩子受洗或圣诞节于教堂由牧师见证下确立，教父承诺在道德、信仰与危难时刻承担引导责任。若父母离世或失能，教父甚至可参与抚养决策。这一制度，本质上是家庭对国家教育主权的部分收回。

牢A正是以这样的身份，进入了一个红脖子家庭的信任圈。

美国教育体系的基本分级（与中国的对比）

1. 无全国统一学制，各州自治

美国没有教育部主导的全国课程标准（Common Core虽存在，但多州抵制或自行修改）；

学制由各州甚至各学区决定，因此存在多种分段模式，常见有：

K–5 / 6–8 / 9–12（最普遍）：

Kindergarten（K，5岁）至5年级为小学（Elementary School）；

6–8年级为初中（Middle School 或 Junior High）；

9–12年级为高中（High School）。

K–6 / 7–8 / 9–12：部分州小学延至6年级；

K–8 / 9–12：一些小城市或教会学校采用“K–8一贯制”。

对应中国：

K ≈ 幼儿园大班；

1–5年级 ≈ 小学；

6–8年级 ≈ 初中；

一、K–5的快乐教育：当“探索性别”取代识字算术

在美国公立教育体系中，K–5阶段（幼儿园至五年级）是“快乐教育”理念落地最彻底的时期。其核心信条是：儿童不应被知识压力束缚，而应通过游戏、情绪表达与自我探索“自然成长”。

具体实践中：

数学弱化标准答案，强调“多种解法”，只要学生“有理由”；

阅读重感受轻文本，经典文学被身份政治绘本取代；

科学课多为手工活动（如做火山模型），缺乏系统概念；

社会情感学习（SEL）成为显性课程，内容包括“识别情绪”“尊重多元家庭”“探索性别身份”。

2017年短片《二加二等于几》（What Is 2+2?）正是对此的尖锐讽刺：教师因纠正“2+2=22”遭家长投诉、校方施压，最终被迫道歉：“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真理。”

这部由大卫·马多克斯执导的作品之所以引发共鸣，正因它揭示了K–5课堂的真实困境——客观事实正在让位于主观感受。

而更深层的冲突，发生在性别教育领域。

近年来，越来越多公立小学在K–3阶段引入“性别流动性”（Gender Fluidity）课程。教材中常见表述如：

“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的性别，可以改变。”

“有些男孩觉得不需要牛牛，他们可以成为女孩。”

“医生可以帮助你去掉不想要的身体部分。”

对福音派基督徒家庭而言，这类内容构成直接的神学冒犯。《创世记》1:27明言：“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性别不是选择，而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

牢A的教子，正是因此被拉出公立系统。

备注：按牢A的讲法这是个噶牛牛的教育（可能表达不正确）。

二、初中至高中初期：教室沦为街头前哨

如果说K–5阶段是认知放逐的起点，那么初中到高中初期（6–10年级）就是美国公立教育系统性溃败的爆发期。在贫困社区，学校早已失去传授知识与塑造品格的功能，转而成为街头文化的延伸地带——暴力、毒品、性滥交在此常态化，而教师与校方往往无力干预，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不出人命”。

美剧《无耻之徒》（Shameless）中的卡尔·加拉格尔（Carl Gallagher），正是这一环境的典型产物。

卡尔成长于芝加哥南区一个酗酒父亲、母亲早年离家的贫困家庭。他在13岁左右（初中阶段）开始显现出极端行为：

携带一米长棒球棒上学，声称“这是我的自卫权”；

在校内撕破高年级生衣服，因对方嘲笑他穿二手鞋；

频繁被停学（suspension），但从未接受心理辅导或学业支持。

进入高中初期（15–16岁），他的生活完全滑向街头：

与女友邦尼（Bonnie）持枪抢劫便利店；

在地下室尝试合成大麻并小规模贩毒；

课堂对他而言只是“白天睡觉的地方”，老师甚至不敢点名提问；

同龄人将初次性行为、酗酒、帮派认同视为“成年礼”。

剧中有一幕极具象征性：

卡尔坐在数学课上，老师讲解一次函数，他却在桌下组装一把改装手枪。

无人制止，也无人关心——仿佛教室本就该如此。

这并非戏剧夸张，而是对现实的高度还原。根据美国教育部2023年数据：

超过40%的公立中学教师表示“无法在课堂维持基本纪律”；

校园毒品使用率在低收入学区高达28%；

青少年性行为首次发生平均年龄为16.2岁，且多数未接受有效安全性教育。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理念的彻底转向：

快乐教育强调“包容差异”，却放弃“传递标准”；

学校不再教“何为对错”，只教“如何表达感受”；

当学生携带武器、交易毒品、发生性关系时，校方优先考虑“避免创伤”“尊重选择”，而非执行规则。

结果便是：街头逻辑填补了道德真空。

帮派提供归属感，毒品缓解焦虑，性成为廉价的情感替代品。

而学校，只是他们白天暂住的“安全屋”。

三、大学阶段：文凭通胀与识字危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在K–12阶段未掌握基本读写与运算能力的学生，仍能顺利升入美国四年制大学。这并非奇迹，而是文凭通胀与录取机制失灵的必然结果。

美国大学录取高度依赖主观指标：推荐信、课外活动、个人陈述、种族配额，而非硬性知识考核。只要高中出具“优秀毕业生”证明，学生便可获得录取资格，哪怕其实际能力远未达标。

2023年，康涅狄格州19岁女生阿莱莎·奥尔蒂斯（Aleisha Ortiz）起诉其高中，称自己“读了12年书却未能学会识字”。

她在小学一年级就出现字母与数字识别困难；

因问题未被干预，她被标签为“行为问题学生”；

到六年级，阅读水平仅相当于幼儿园；

但高中仍以“全A成绩”让她毕业，并授予康涅狄格大学奖学金。

她的母亲卡门·克鲁兹（Carmen Cruz）几乎不懂英语，只能被动接受学校安排：“他们告诉我很多事情，但我什么都不懂，所以就按照老师说的做。”

奥尔蒂斯的遭遇绝非孤例。全美约20%的大学生需修读补救课程（remedial courses），内容从小学分数运算到基础段落写作。

在牢A的叙事中给很多这类人标签，例如零（灵）智上人、双头食人魔，就因为牢A利用给这些学生补课的机会受到了他大学教授的关注，成为了“九千岁”。

四、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危机：被围猎、被污名、被放逐

当美国本土青年因快乐教育而丧失基本认知能力时，另一群人却带着扎实的数学功底与高考筛选的智力优势，远渡重洋赴美求学。然而，牢A指出：中国留学生正陷入一场三重身份危机——在海外被系统性围猎，在国内被制度性排斥，在群体内部自我污名化。

（一）围猎：以“好感”为饵的情感与经济收割

美国社会普遍将中国留学生标签为“有钱、听话、单纯”。这一刻板印象催生了隐蔽而精准的围猎机制。

a.针对中国女留学生

在多数中国家庭，女孩从初中起便处于高度管控之下：

高中阶段禁止恋爱，社交受限，情感表达被压抑；

家长与学校共同构建“纯洁—安全”叙事，将异性交往等同于“早恋风险”；

结果是，许多女生在18岁前从未建立健康的情感边界或亲密关系经验。

一旦抵达美国大学，这种高压骤然消失：

校园文化鼓励“探索自我”“性自由”“身体自主”；

社交场合充斥酒精、派对、一夜情文化；

而她们既无情感教育基础，又缺乏家庭支持网络。

心理断层由此产生：长期压抑后的突然释放，极易滑向极端——从“完全封闭”跳至“全然开放”。部分女生在短时间内频繁更换伴侣，参与高风险行为，被本地学生私下贴上“easy girl”标签。

而白人男性正是利用这一点：

他们以“尊重你的选择”“你值得被爱”等话语，包装情感操控；

利用中国女生对“西方平等恋爱观”的向往，诱导其承担约会开销、提供住所甚至经济支持；

当关系破裂后，又将责任归咎于女方“太随便”“不懂界限”。

b. 针对陪读妈妈：孤独、语言陷阱

在低龄留学潮兴起后，“陪读妈妈”成为赴美中国家庭的常见配置。她们多为35–50岁女性，放弃国内事业，独自带孩子定居美国郊区，承担租房、入学、生活照料等全部事务。表面是“全职母亲”，实则是制度性孤立的高危群体。

她们的脆弱性来自三重断层：

语言断层：多数英语仅限日常购物水平，无法阅读法律文件、学校通知或医疗说明；

社交断层：丈夫留守国内工作，本地无亲友，教会或华人社团成为唯一社交出口；

法律断层：持B2旅游签或F2家属签，身份依附于孩子学籍，一旦孩子辍学或转校，即面临非法滞留风险。

正是这种孤立状态，被部分白人男性精准利用。

他们通常以“社区好邻居”或“热心志愿者”身份接近陪读妈妈，帮忙做翻译、帮你解决生活上的小困难逐步接近、靠近这群陪读妈妈，精准围猎。

c. 针对中国男留学生：单纯作为“安全选项”的情感收割

与女留学生常被贴上“easy girl”标签不同，中国男留学生在本地社交市场中，往往被赋予另一种刻板印象：“安静、干净、不惹事、尊重女性”。

这一形象看似正面，实则构成另一种围猎逻辑——他们被视为低风险、高服从度的短期情感选项。

美国女生在高中阶段就经历过性行为，而中国的男留子是多金的象征，勾勾小手指就上套了。

（二）放逐：国内制度性排斥与社会偏见

如果说海外是围猎场，那么归国之路则是一条制度性放逐的窄门。曾几何时，留学生被视为“国家栋梁”“时代精英”，如今却日益成为体制内外的“可疑他者”。

1. 制度红线：安全审查下的身份禁令

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体系强化，留学生群体被系统性排除在关键岗位之外：

公务员考试：多地明确要求“无一年以上境外居留史”，或需提供“境外行为无异常证明”；

涉密岗位：军工、航天、通信、金融核心部门普遍实行“本土培养优先”，海归即便学历顶尖，也难获 clearance（安全许可）；

军队与公安系统：直接禁止有长期海外学习经历者报考文职或技术岗；

国企与央企：虽未明文禁止，但内部审查常以“背景复杂”为由筛除。

2. 社会污名：从“镀金”到“镀疑”

舆论风向亦发生根本逆转：

“高考失败者”叙事盛行：公众普遍认为，真正优秀者留在清北复交，出国者多是“考不上好大学”或“想逃避高考压力”；

“崇洋媚外”标签固化：即便归国多年，仍被质疑“心不在此”“价值观西化”；

婚恋市场贬值：尤其“海归女”被污名化为“经历复杂”“难以安家”，部分相亲平台甚至出现“拒收留学生”条款。

留子自证的小笑话

曾有一位在英国某大学就读的女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激烈指责牢A“污名化留学生”：“你根本不懂我们在海外有多努力！”

然而她的专业是什么？

——粤语（Cantonese Studies）。

什么样的女留学生会跑去英国学“粤语”。

多位公开指责牢A“污名化女性留学生”的女生，其Instagram、Snapchat 等外网社交账号却充斥着露骨的派对照片。

有的时候反驳还不如不反驳。

结语：

牢A在美国的观察，并非意在否定所有留学生，而是揭示一个被刻意掩盖的真相：

快乐教育不是普惠善意，而是一套精密的阶层分层机制——

精英子弟在私立堡垒中学习微积分与柏拉图，

普通孩子在公立教室里被安慰“2+2=22也没关系”。

而中国家庭倾尽积蓄送孩子赴美，往往未意识到：

他们进入的，多是这套系统的底层轨道；

他们面对的，是毒品泛滥的高中、识字困难的大学、情感围猎的社交场；

他们归国后，还要面对制度性排斥与社会偏见。

你现在还会把你的孩子送到美国接受再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