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附发展到主体性丧失，台湾的现代化该破产了

文 | 时同力

　　2026年初，台湾地区同美国的关税谈判在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营造的“大获全胜”氛围中，交出了一份令人咋舌的成绩单：美方对台湾地区征收的关税为15%（且不叠加征收），较此前下降5个百分点。作为交换，台湾需要承担对美投资5000亿美元的承诺，其中负担尤甚的，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与科技企业负担其中的2500亿。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更直言不讳地称，该协议是民进党当局维系美国“好感”的一项“战略要务”，美方目标是在特朗普任内将台湾半导体供应链产能的40%转移至美国。

　　相较于台军大批量采购美制武器却迟迟不能交付，经贸层面的“台美合作”倒是不拖泥带水，几乎毫无滞碍。岛内两党的政治攻防，围绕的无非是这些“协议”是否划算。在野党即便对美国的予取予求有所不满，恐怕也只能捏着鼻子承认这是“台美合作的里程碑”，以维持表面的政治体面。

　　当然，关注岛内政治攻防本身意义不大。然而，攻防“战线”的偏移与“合作”成果的诡异，却令人不得不追问：为何曾经被各种吹捧的“亚洲四小龙”、“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中华文明的另一种可能”，竟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或许答案从一开始就已被写入结构之中——一种“主体性缺失”的“依附性发展”，恰如《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赠与的礼物从来都伴随着代价。

　　在“蒋经国”和“大谷翔平”一样早已成为对知乎平台某群人专用的嘲讽梗的当下，仍然有不少不明生物真的这么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中，“发展”从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深度嵌入地缘政治权力格局、意识形态对立与全球分工体系的历史进程。

　　沃勒斯坦曾指出，世界体系并非通向普遍繁荣的开放阶梯，而是一种通过中心—半边陲—边陲分化得以维持的经济结构。在这一体系中，某些地区经济发展的跃升，未必意味着结构被打破；很多时候，它反而以新的方式完成对结构的再生产与稳定。

　　因此，台湾的发展经验值得被重新审视。那种以单一因素解释“台湾奇迹”的叙事——无论是诉诸儒家文化圈的文化优势，还是归功于岛内技术官僚（如李国鼎、孙运璿、尹仲容等）对经济的合理擘画——都应让位于复合因素的交互作用。

　　在其中尤为关键的，恐怕是台湾在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台湾对大陆意味着“橱窗效应”。这种“橱窗效应”如同陈放在太平洋西岸的一台永不停止的喇叭，不断播送着少部分中国人在“自由世界”里优渥生活的图景，意在对海峡对岸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形成示范与诱导，期待其“改弦更张”，回到所谓“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上。

　　这种判断并非无据。岛内曾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国民党当局迁台后，民生凋敝、物资奇缺；而美国的粮食援助带来了一种“福利式”的副产品——以援助面粉袋改造而成的内裤，曾是困难时期的不二选择，并成为民众的一类集体记忆。美国援助的面粉又与大陆移民的面食传统相结合，甚至在稻作占主导的热带岛屿上培植出面食消费的饮食习惯。由此亦可侧面见出美国对台湾“扶危济困”的力度之深、覆盖之广。

　　同样，据统计，1951—1965年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援助约达15亿美元，占台湾资本形成总额的40%左右。与此“相形见绌”的是，共和国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规定：自1950年1月起，苏联以年利率1%向中国提供每年6000万美元、总额3亿美元的贷款。

　　尽管这并非苏联援华的全部，但考虑到台湾地区人口仅约为大陆的六十几分之一，且共和国在国内战争创伤尚未疗愈之际便为捍卫国家主权付出巨大牺牲（如抗美援朝）。加之资本对落后地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台湾当局仅因“反共”便可获得如此规模的外部资源，只能说明这从来就不是一场对等竞争。

　　一个在解放战争中尽失民心、财政崩溃的政权，迁台后竟能在凄风苦雨中存续并“励精图治”，其背后真正的支撑，正是冷战格局与地缘政治环境。

　　世界体系中的两种嵌入方式

　　从世界体系视角看，台湾与中国大陆自冷战伊始便处于不同的历史定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改国共内战后期对华的“等待尘埃落定”政策，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从此以武力干预中国的国家统一。台湾的“安全”由此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战略需求绑定。1964年大陆凭借自身力量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无望，其政权维系逐渐由武力对抗转向经济建设。

　　台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不同阶段采取了诸多特殊举措，例如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业（肥料换谷）扩大农工剪刀差以利剩余进入工业，再到后来的出口导向政策，配套资本主义世界的产业规划，以至于70年代的“十大建设”与半导体产业为主的产业升级等。

　　与大陆比较，这些政策在手段上或力度不同（大陆的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力度远甚于台湾的同等举措），或重点各异（大陆在工业化初期强调重工业建设，台湾则能利用轻工业发展剩余，循序渐进完成产业升级），或在时序上存在先后（台湾更早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外循环，而大陆则在初步工业化后才推进改革开放）。

　　可以看到，台湾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实现发展，行政部门的审时度势、技术官僚对产业计划的铺陈，以及社会层面的勤俭节约等因素固然重要；但常被忽视且更为关键的，是其“嵌入性”——即通过合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将经济体嵌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并以政治从属交换发展空间。台湾的发展并非在“摆脱依附”意义上成功，而是在“将依附转化为增长的前提”此意义上获得回报。

　　值得比较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间，连江浙之地都难言贯彻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缘何甫一迁台，土地改革便能迅速见效？大陆肥料供应长期紧张，直至1973年后“四三方案”落地才有所缓解；为何台湾却能在工业化初期推行“肥料换谷”政策？

　　重工业是工业之基，是所有工业的先决条件。然而台湾却能在缺乏重工业基础的情况下仍能优先发展轻工业，这是否从反面佐证了台岛在美国扶持下的“安全无虞”？

　　种种迹象表明，台湾的发展空间高度依赖外部结合。这种“嵌入”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性选择，其结果是一个高度外向、纪律化、并对体系高度适应的经济体。台湾的工业化、出口导向战略与技术升级，正是在这一持续的外部背景作为前提下展开的。工业化的成本由美国给予分担，成功则被截留于台湾地区。其“成功”并不在于摆脱依附，而恰恰在于将依附维系，从而获得相对优渥的发展回报。

　　相比之下，大陆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嵌入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同样深度参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其参与方式并非建立在安全外包与政治从属之上，而是始终保留了对体系规则进行博弈、调整乃至对抗的空间。

　　这种路径意味着更强的政策自主性与战略回旋余地，也意味着必须自行承担更高的成本与风险。在改革开放前的自主建设时期，便是通过“自负盈亏”来推进基础的工业化。

　　依附型发展为何不能推而广之？

　　阿明将台湾这种现象概括为“依附式增长”（dependent accumulation）：边缘国家（地区）可以在特定时期实现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并非内生的现代化动力，而是依附于中心资本扩张周期的派生结果。其工业化往往表现为产业链环节的嵌入，而非规则制定能力的提升。

　　台湾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依附式发展”。它处于半边陲位置，并在冷战特殊地缘条件下完成产业链上移与技术积累，从而获得更高附加值；但与此同时，它始终避免触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权力结构，亦不试图成为规则制定者。

　　其战略想定高度清晰：发展优先、风险最小化、结构性矛盾由外部援助解决，从体系中心获取稀缺资源等。产业的升级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事实上，台湾地区的引以为傲的半导体产业正是发轫于美国对日本的产业打压之时）。

　　而大陆的发展则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去依附”特征：一方面，经济日益深度嵌入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战略、产业政策与意识形态结构又不断试图突破既有的世界体系分工位置。在工业化初期，大陆通过自我积累抵抗“中心”对发展权的结构性挤压，其代价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的长期存在，生产资料部门在剩余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进一步进入世界市场，资本与技术稀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负外部性，例如环境压力的加剧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是这种自主化的张力，使其在从半边陲向核心跃迁的过程中始终充满冲突、调整与波折。

　　改革开放后，大陆进入世界市场，资本与技术稀缺有所缓解，但也不得不承受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负外部性（如环境压力与贫富差距扩大）。自主化的张力，使我国在半边陲向核心跃迁的过程中充满冲突、调整与波折。

　　那么，我们不妨追问：倘若一开始大陆也如台湾一般，以更低的政治主权换取外部资源与市场准入，是否就能在规避自主现代化巨大成本的同时取得成功？问的更加具体：倘若一开始大陆同台湾一般，向西方世界“献土纳贡”、“输诚归降”。纵使尊严“稍显”不足，也可以厚植实力，以图东山再起。这样是否可行呢？这一问题过于宏大，笔者亦难给出确定答案。但历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对照的想象空间。

　　1943年，为应对汪伪政府与日本所谓“废除”既有不平等条约的政治操作，美英等盟军才相继宣布废除一系列对华不平等条约。二战胜利后，为填补中美关系中的“条约真空”，双方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形式上的平等赋予两国彼此“门户大开”的权利。然而，在当时中国孱弱的国力条件下，这种名义上的互惠很快沦为事实上的单方面让利。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艰苦卓绝、最为持久地抗击法西斯势力，但所换回的战后成果却并未与其付出相称，反而在某种意义上重演了一战后的“山东问题”。所谓战后以“四警察”之名主导国际秩序的承诺，当与最核心的“警察”美、苏冲突时，只剩下了空谈。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个占据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想要通过摇尾乞怜来获得残羹冷炙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对于占据价值最大份额的中心国家来说，“在人类物质生产没有一夕之间突飞猛进的前提下，你想喝口汤，我们岂不是连肉都吃不上？”

　　或许这就是答案，丛林法则并不会在文明的温情脉脉下黯然失色，只会在现实利益面前一次次地展示它的“铁律”。当民国政府主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美西方并不会因为出于同样“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就对中国放松。相反，国民党当局寄身于中国的东南一隅时，美国也不会因为蒋介石政权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抛弃而停止扶持。

　　从来就没有无缘故的友善与敌对，1945年美军飞机轰炸台湾，数年之后美国援助却也不断涌入。看似相悖的行为来源自同样的原因——利益，归根到底只有利益，现实主义是美帝国对外政策的基底。

　　我们可以假设，设若整个中国大陆从地球上暂时消失，庞大的国土变成了一片汪洋，那么美国会如何处理台湾呢？是继续扶持?还是立时抛弃?笔者揣度，更有可能的是视若无物，因为这样的台湾，不再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遏制作用，不再是美国在世界岛上为防止“共产主义扩散”而埋下的“楔子”。

　　而台北，正如特拉维夫、布隆方丹一样，它体现的正是离岸平衡手用以防止旧大陆反对欧美霸权的地缘政治考量。庞大的“共产中国”对于“自由世界”威胁消失殆尽，台湾又如何能在美国面前彰显其价值呢？

　　所以，台岛的现代化道路非但不存在推而广之于全中国的可能性，反而更像是我们民族国力孱弱、尚未真正开启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历史象征。这条道路所带来的成果，恰恰来源于对大多数中国人发展空间的打击与封锁。

　　1949年之前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正是放弃主体性、转而选择依附的结果；它在台湾的阶段性成功并不能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反而恰恰反证了：对于整个中国而言，独立自主才是发展的根本答案。

　　台湾的现代化道路只是发展方式的差异吗？

　　道路差异，从来不是可归结为技术问题的政策差异，更不是现代化叙事中那种可被轻易简化为“对错”的价值判断。道路差异是世界体系结构内部不同嵌入方式的分化，是不同历史主体在中心——边缘秩序中作出的不同选择。正因如此，两岸经验的分殊并不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张力：一种是依附性的融入，另一种是主体性的突围。

　　依附性的融入从一开始便自带某种“托底”机制：在大陆坚定以主体性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台湾却可以相对优越地跨过一系列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门槛，以一种“在岸者”的视角审视大陆的发展历程。

　　明明对旧日地主进行“赎买”即可实现的改革，为何需要轰轰烈烈的土改？地方宗族与会道门难道不也是基层组织，为何必须取缔与打击？娼妓与毒品固然能够带来政府收入，若加以取缔而引发次生社会问题又当如何？简体字为何要推行，扫盲班究竟有多大效用，赤脚医生是否反而会带来更多隐患——凡此种种，足可见两岸不同的发展历程，如何在现代化路径的理解上制造出深刻的歧异。

　　公允地说，伴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腾飞，的确有许多问题并不需要像大陆一般依靠“砥砺自身”，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对内剥削”才能解决：社会福利的扩展、公共服务的改善，乃至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更容易在外部援助条件下获得相对容易的实现。

　　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放弃激进的土改，转而对附随日本殖民政权的地主阶级进行拉拢与恩庇之时，又何曾想到，日后掌握政权的恰恰会是台湾的分离势力？

　　当保护了从大陆逃来的“反动会道门”时，又何曾想到，他们会在地方社会中演化为公庙势力乃至黑道、邪教的温床？

　　当对日本殖民的流毒清肃未靖时，又何曾想到，在台湾，否定自身“中国人”身份竟会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依附性的发展固然可以使人暂时“逃脱”现代化的考验，但历史从不允许任何政权真正免修这门课程：你所绕开的社会重整、政权下达与认同再造，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以更隐蔽、更尖锐的方式要求你补上这份“功课”。

　　国家从来不是一个超阶级的中立工具，而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毫无疑义，国共两党都曾以“民族复兴”为政治目标；但问题在于，它们所倚靠的“民族”之“民”，究竟是指十里洋场的精英阶层，还是在漫漫乡野的的普通民众？

　　普兰查斯指出，国家并非全然超脱于社会之上，而是阶级斗争不断作用下、不同社会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形成的结构性均衡。所谓“民族复兴”，从来不是抽象共同体的意志，而往往对应着具体的阶级联盟与利益结构。

　　依靠谁？为了谁？从“景明楼事件”到对驻台美军性犯罪的“息事宁人”，民族尊严自然是要让位于“政治上之特别考虑”（曾任台湾地区外事部门首长的钱复原话）。只要无碍“国际观瞻”，只为勿使“友邦惊诧”。推而广之，现在的台湾当局的“产业合作”，何尝不是再一次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

　　在台湾，这种同大陆利益结构的偏差，最终不可避免地外化为国家与民族认同的撕裂。认同并非纯粹观念的选择，更不是可以凭借教育宣传随意塑造的心理现象；它在根本上植根于两岸的利益区隔及其制度化形态。台独论述与民进党当局所构造的信息茧房，并非偶然的观念误导，而是这种利益分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必然产物。

　　大陆的军力与科技发展日益进步，台湾的“安全焦虑”就能更快的转化为美制武器的倾销场。大陆的产业层级不断提升，台湾的支柱产业就愈发成为遏制大陆的“关键杀招”。对统一的和平措施被视作“文攻”，对境外干预祖国统一的反制被看作“武吓”。不是台湾人民选择了“台独”，而恰恰是台湾分隔于祖国大陆的现实塑造了“台独分裂思想”，而“台独分裂思想”蛊惑了台湾人民。

　　因此，两岸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并不能被理解为某种“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浪漫化叙事。分裂本身就是利益区隔的固化：少部分中国人被置于体系的橱窗位置，通过外部秩序的扶持获得相对优渥的发展回报；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则必须在封锁、遏制与自我积累中支付现代化的庞大代价。

　　分裂并不会必然导向多元，它往往在利益区隔中不断固化自身，加深对立，并造成认同与历史叙事的断裂。台湾经验所证明的并非“另一种现代化”的可能，而是依附性发展伴随的主体性消解的必然后果。

　　归根结底，“台湾奇迹”对大陆而言并非可复制的道路；在“复合相互依赖”日益让位于地缘政治精算的当下，这一叙事也应逐渐褪去光环。相较而言，唯有以内生式主体性现代化突破世界体系的等级秩序，才可能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后发国家开辟不同于霸权中心叙事的现代化前景。

　　这种前景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也并非拒斥全球化，而是在参与全球体系的同时，坚持战略自主与制度主体性。在承继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经验的同时，审慎的处理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后果，拒绝将发展权交付于中心国家的“善意”与“许可”。

　　台湾经验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以最鲜明的方式使我们反省：依附固然可以带来增长，却无法产生现代化的主体；而没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终将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依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