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寻找亚太突围的深圳方案

全球经济版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断裂与重构，地缘政治的阴霾挥之不去，贸易保护主义的暗流此起彼伏，“合作”在当下的国际语境中显得既奢侈又紧迫。

正是在这一关键节点，2026年中国将第三次主办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选址深圳不仅是外交主场的轮回，更是在碎片化世界中重塑亚太共识的战略契机。三十余年来，APEC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经济合作机制，其独特价值往往在危机时刻被重新确立。

一、重塑共识：软机制在硬对抗中的独特价值

不同于WTO（世界贸易组织）或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硬性协定，APEC坚持“自主自愿”与“协商一致”的原则。这种看似松散的软机制，在各方分歧加剧、规则体系割裂的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它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保留了一个能够持续对话的窗口。

中方将本次会议定调“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将“开放、创新与合作”确立为优先方向，这既是对逆全球化寒流的有力回应，也是试图在规则竞争与发展失衡的十字路口，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二、历史演进：从关税减让到规制软对接

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APEC的发展轨迹始终与亚太经济结构的变迁同频共振。1994年的《茂物目标》开启了关税减让与贸易自由化的第一轮浪潮，为亚太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全球化进入深水区，传统关税减让的空间已日益收窄，阻碍经济融合的障碍更多地转移到了国境线之内——也就是各国在国内规制、竞争政策、劳工标准及环境法规上存在的深层差异。

2020年通过的《布特拉加亚愿景》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将创新数字化与包容性增长纳入核心支柱。但在实践层面，发达经济体推行的高标准规则往往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承受能力形成错位。

在此背景下，2026年会议提出的关键词有了更务实的指向：开放已不再局限于市场准入，而是指向规则与标准的软性对接；创新不仅是技术维度的突破，更关乎如何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兼顾公平与普惠；合作则是对脱钩断链风险的系统性纠偏，强调在广泛的产业协作网中维护供应链的完整与韧性。

三、深圳样本

（一）效率与包容的并重之路

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深圳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其意义远超地理范畴，它实质上为解决上述复杂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现实样本。这座城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加工制造基地蜕变为全球创新节点，其四十余年的历程完整演绎了开放、创新与合作的发展逻辑，更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困扰APEC多年的核心矛盾。

一方面，深圳探索出了效率与包容并重的发展路径。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在经济体量突破3.68万亿元（2024年数据）的高速增长中，始终保持着极强的社会承载力，其就业登记人数长期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2024年来新增城镇就业首次超过20万人。

这一连串数据有力证明了，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并非是排他性的，它完全可以与包容性增长并行不悖，为不同技能水平的人口创造广阔的上升空间。

（二）绿色转型与新动能的催化剂

另一方面，深圳在绿色转型上的探索为“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量化的战术方案。早在2017至2018年，深圳便已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公交车和出租车的100%纯电动化。截至2024年，深圳新能源汽车的新车市场渗透率已超过70%，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型不仅没有拖累经济，反而催生了强大的新动能。目前，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突破40%，绿色低碳产业保持着两位数的强劲增长。这向亚太伙伴生动展示了，严格的环保标准完全可以转化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催化剂。

这种在开放中改善营商环境、在法治中激励创新、在转型中平衡绿色的深圳经验，对于APEC中众多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成员而言，比任何抽象的理论文件都更具参照价值。

四、展望2026：以城市为节点的连接与突围

展望2026，深圳APEC注定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枢纽。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区域规则碎片化风险上升的当下，城市正日益成为连接不同规则体系的韧性节点。通过深圳这一具体实践场景，APEC的讨论将不再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宣示，而是落脚于城市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具体案例。

我们期待在亚太共同体愿景的指引下，各成员能以深圳为观察窗口，在制度型开放、产业链重构及数字经济治理等关键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本系列文章后续将围绕这些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但我们的目的并非急于给出确定的结论，而是将以深圳为观察点，梳理出亚太经济合作中那些尚未被充分回答却日益紧迫的问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深圳APEC将以其独特的实践力量证明，在开放中融合、在创新中突围、在合作中共赢，依然是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