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95%以上的汉字都已经是死文字了吗？

这里面，与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先驱们，尤其以鲁迅先生大力抛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抨击“繁体字”已经构筑成阻碍中国人民前进的“隔离墙”有关。

事实上，鲁迅与钱玄同用拉丁文拼音化的理念不同，鲁迅所说的“汉字”应该是指繁体字。

不幹了！

你看我们平时常用的汉字（一级）也就3500多个，但根据北京国安字库的数据，我们目前一共有九万一千多个汉字（二、三级），很震撼吧。

既然我们常用字只有3500多个，为什么要造出这么多汉字来呢？

当然现在我们是基本不造汉字了，但古人曾经一度热衷于造字。

甲骨文时代不用说一直在造新字，有时候为一个地名一个人名就会专门造一个字，所以大概有一半的甲骨文是不可能被破译出来的（破解一个未能识别的甲骨文可得十万元），都是人名，地名，早就没有人用，称为死文字。

那时候的人还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善于使用“词语”，每出现一个新概念上来直接给你造个字。

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先秦时候的文言文都特别的简洁，比如“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大家都学过“正”是“符合”的意思，“柔”是通过火烤弯曲的一种工艺，“曲”是指弯曲的弧度，整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木材的笔直必须符合墨线标准，经火烤加工弯曲成车轮，其弧度符合圆规的标准规范”。

短短一句话可以翻译成这么长一段，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那时候一个字就能表示我们现在一整个词的意思！

当时古人观察世界观察得非常细致，有一点区别就得新造一个字，于是你就会发现表示红色的不仅有“红”字，还有表示大红的“绛”，表示浅绛的“纁”，表示“朱深”的“赤”，表示“浅赤”的“赪”；表示白色的也不仅有白字，有表示“月之白”的“皎”，表示“日之白”的“晓”，表示玉石之白的“皦”，表示人之白的“皙”等等，还有青黑色（黤）、青赤色（緅）、丹黄色（缇）等数不清多少种颜色全部都造。

要不然就光是一个“青”字就代表了三种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要靠语境去想象。

不仅颜色，生活中的动作也是如此。例如“睡”，有各种程度的睡（眠、寝、寐），“洗”有各种形式的洗（沐、浴、洗、盥），“马”有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马，也都是造一个专门的字，例如骐（青黑色的马）、 骥（千里马）、骠(深黑色的马）、骢cong（青白杂毛的马）、驳（颜色混杂的马）、馰（额头白色的马）等等，这样搞新字能把人绕晕！

当然古人也发现了，照这样下去，字变得越来越多，确实也不是个事，不仅记忆起来费劲，还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同音字容易混淆，怎么办呢？

一个龙字的几十种写法

直到民国时候都还有人因为这个原因在造新字，比如鲁迅那篇《故乡》里的“猹”cha这个动物。当时鲁迅也不知道这种生物具体是啥，于是根据他方言的读音，再加上一个表示动物的反犬旁硬造的这个字。

既然那些最基本常见的概念都已经有字了，每出现新概念，干脆直接拿两个字来组词来表示不就好了，既灵活又方便。

正好秦汉那时候有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要翻译很多外来的词汇，什么葡萄、琵琶、和尚、袈裟、菩萨等等。汉语的双音节化就成了势不可挡的趋势。用大白话说就是汉语发展存在着一个古人从爱用单字到爱组词的组词过程。

当然双音节化后也没阻挡古人爱找新字，比如翻译外来词的时候，葡萄、琵琶、袈裟、菩萨、音译成汉语，找不到合适的同音字，很多就是造了专门的字，所以像“葡”和“萄”这两个字本身都没有任何意思，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表达意思。再加上各地方言的影响也出现了不少新字，比如“咱”、“俺”、“搞”等等。

并且即便是词组也有经常混乱的时候，简洁到会产生严重的歧义，例如“意思”到底是几个“意思？“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东西”不行，“不是个东西”更不行……

不过最多的还是数不清的异体字和俗字。古代对字的标准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的统一严格。如果你们去看各种碑文，书画就会发现同一个字不同时代不同人总是会有不同的写法。

古代的文字主要还是靠手写，大家写来传去字形有一点增删区别实属正常，于是一个字总是伴随着很多的异体字，这一来二去的汉字数量又成倍上升甚至多到9万多字。

那为什么造了这么多字，我们现在常用的只有3500个呢？

一方面汉字规范化，所有的异体字俗子最后都统一成了一个字，另一方面3500多个汉字已经足够包容万象了，这些字都是大浪淘沙后留下来最有生命力的字。

一个字或者有丰富的意思，或者可以灵活组词，包含成语、诗句等各种意象，不仅简洁方便，又足够我们发挥创造力，而大部分汉字都在历史的发展中以及我们的使用中被淘汰成为死文字了。

所以现在我们除了元素周期表（例如氕 piē、氘dāo、氚chuān）以外也基本不再造新字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不断的在互联网上造新词造新梗。

《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系统发展了几千年早已经成熟完善，现在3500个字所包含的文化和创造力，完全不逊色于9万个字所能容纳的了。

说完了简化字，再来说说《汉语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同样也是一个汉语系统中重之又重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汉语拼音方案》几乎是新中国政府前后脚推行的。

说到汉语拼音，就不得不看看日语的片假名。汉语拼音和片假名无关，但都是给汉字注音的一个手段。

日语中的片假名（片仮名 カタカナ katakana）是日文的一种注音写法 ，与平假名合称“假名”。片假名在平安时代为了训读而产生，但片假名字形在明治时代才统一确定下来，此前一个发音往往有多个片假名对应存在。

片假名，作为一种辅助性文字，拥有悠久的历史。它的诞生源于古代日本人在学习汉文时的一种特殊阅读方式，即所谓的“汉文训读”。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日本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发音，古代日本人便采用了片假名这种书写方式。片假名的主要作用是辅助汉字阅读，它是一种不完整的表达方式，它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汉字在读音表达上的不足。 

片假名的主要应用场景是表音，尤其是对于外来词和某些特殊词语的书写。由于片假名具有简洁、易读的特点，因此在日语书写中，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片假名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许多外来词，如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新兴概念，都可以用片假名书写。这不仅使得日语表达更加丰富多样，还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递效率。

这就是前几天在观网上吵的沸沸扬扬的中国现代词组来自日本，于是一帮人大量举证日本的文字来源于汉字的原因。

观网“某人的爸爸”说，“日语想要准确表达词语意象，却根本离不开汉语”，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因为作为东方大国，其文明起源的确是直接影响了东亚各地区和国家，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无一不是以汉字系统为基础的。

然而汉字是汉字，汉词是汉词，汉词是汉字的重组，这个文章一开头就花了大量的篇幅做了介绍。

然而他的说法又引来汉语的另一个尴尬。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的行文和课本之所以使用了来自日本的名词（例如哲学、科学、民主），是不是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反而无法用旧汉语进行准确的描述呢？

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汉字一直就没有规范的“注音”系统，倒是片假名在这一方面的确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尽管鼎鼎大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罗常培根据该书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1610年来华)在杭州又出版了《西儒耳目资》，在利玛窦的注音方案基础上做了一定的修改。后人称之为“利金方案”，打开了汉字音标化、音素化注音的大门。

但从明朝、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几百年间产生了几十种拼音方案。这些音标注音字母有汉字笔画式、速记符号式、拉丁字母、数码式、自造符号式等;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声韵双拼制、音素制、三拼制等。

到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的注音方式才得到统一。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性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后经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至此，汉字注音、记音从走上规范化道路。

那么，汉语拼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他和英文字母长的一样？我们不用拼音行不行？

大家都知道汉字是一种表意兼具表形的文字，拥有跨越时空传递意义的优势，但这种形意结合的结构，却在语音传输上有个致命的缺陷。

汉字它不表音，这种音形分离的特性成为了用古代汉语普及现代知识的巨大障碍。

在拼音诞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古人为了标注读音，最早使用的是直音法，也就是用一个同音字来标注另一个字，举个说《文解字里》的例子，“哙”读做“快”音，于是标注为“哙”的读音，用“快”去注音“哙”字的读音。

然而，如果连“快”字也不认识，那么“快”字的注音就毫无意义。而且有时候为了给一个常用字注音甚至需要用到比它更生僻的字，直接就变成死循环。

为了解决直音法的缺陷，东汉末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反切法”，它的核心是“二字拼一字”，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声调，比如“偏”，独若“破前切”（p ian上声），取的是“破”字的声母以及前字的韵母和声调。

古代的声调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分成“平、上、去、入”四类，其中前三类对应了普通话中的不同声调，而“入声”在普通话中已经消失了，但反切法有一个巨大的bug，文字是静止的，可语音是流动的，唐朝的读音到了清朝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各地方言的差异，反切法已经无法承担文化普及的重任了。

时间来到19世纪末，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界的精英们开始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源，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文化的载体“汉字”，他们觉得汉字太难学了老百姓大字不识国家还怎么发展。

这时候一个超级激进的观点出来了，例如新文化运动时北大教授钱玄同提议废除汉字全面推行拉丁化，前面有说连鲁迅先生那么犀利的人都痛心疾首地说过一句狠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其实不仅仅只是指“繁体字”，也包括注音。

钱玄同在北大时的演讲

越南原来使用汉字，但是后来法国殖民政府为削弱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推行文化同化，开始在越南全境强制推行拉丁化拼音（含注音）文字，逐步取代“汉字”和“喃字”。这一时期，越南的国语字在教育、行政和出版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民众识字率随之提升。‌

2026年越南政府规定英语成为越南的第二语言，而我们还在争论要不要学英语，要知道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就是中央广播电台里的英语授课，“瓦特思油内幕”，“买内幕思大列巴”还历历在目。改革开放中国人通过英语广泛接触到世界，才有了几十年后的开放结果！

当然，钱玄同和鲁迅等一批激进先驱是否受此启发无从考证，但汉字的注音的确非常落后。

鲁迅先生可谓是最了解中国人的，他深知国人的“病根”在心而不在身。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中庸，一贯秉承“不偏不倚，处事调和”的原则，这就需要一个偏激的理论来打破僵局。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之一，其影响力不言而喻。当这样一位人物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时，看似将矛头对准汉字且不分简繁，但保守派等众文人雅士开始慌了。

在汉字拉丁拼音化的问题上，陈独秀是持反对立场的。

其后激进和保守派双方折衷调和的思想再度发作，文人雅士们开始觉得汉字是万万不能灭的，与其激进地消灭汉字，那不如还是推行简化，这也不失为两全之法，毕竟当务之急是实现文化快速传播。

章士钊明确反对钱玄同的提倡

但保守派和激进派一直纠缠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结束，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显示就是，新中国成立时全中国的文盲率在80%以上。

就在汉字快要凉凉的节骨眼上，一位大神登场了，他叫周有光，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原来是搞金融的，在华尔街工作了很多年，结果1955年国家把他调到北京搞文字改革，周有光起初推辞说自己是业余搞语言的，但领导回复这是一项新工作，大家都是业余的，就这样，这位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扛起了给汉字注音的重担。

而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桌面上，拼音到底用什么符号，当时吵得不可开交，主要有三派，第一派主张用汉字笔画，像日本假名那样造一套中国特色的字母。第二派主张学习苏联老大哥用俄文字母，而周有光是第三派的坚定支持者用拉丁字母。

为什么坚持用ABCD？

周先生看的太远了，他说拉丁字母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它是国际通用的，如果我们想以后和世界接轨，想搞科技就得用这套。周有光力排众议，确定了如今的汉语拼音方案。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的这套方案在国际上根本就没人认，那个时候西方世界给中国地名注音用的是一套，英国人搞的威妥玛拼音，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北京叫Peking，南京叫Nanking。

一些读者应该还记得“常凯申”是谁吧？

对，没错，就是威妥玛拼音下“蒋介石”。

1979年已经73岁的周有光代表中国去华沙参加国际会议，讨论拼音的国际标准问题，面对一屋子的西方专家，老爷子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拼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就得尊重我们。结果最后的投票我们赢了，ISO7098标准的通过，也成了我们在国际上夺回话语权的关键里程碑。

所以现在你看老外来中国旅游，对中国地面的发音都很标准了。

时间来到80年代，电脑来了，汉字也迎来了第二次生死危机，键盘是给英语设计的，26个键怎么塞得下几万个汉字？

这一次又是拼音救了汉字，虽然在一开始拼音输入法还是个弱鸡，我是从金山拼音以及后来微软的智能拼音开始上的电脑。你打一个“一”，屏幕上可能会跳出几十个字，光选字都要选半天。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智能算法联想输入都相继出现了，拼音彻底开挂，比如你打yyds，屏幕上直接跳出“永远的神”，这效率直接完爆英语几条街。

现在拼音已经不仅仅是个工具了，它早就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网上说xswl“笑死我了”，u1s1“有一说一”这些拼音缩写，甚至创造了新的表达方式，它让汉字能顺着网线流淌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给汉字注入了新的活力。

周有光先生活到了112岁，他晚年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套拼音方案就是他留给我们通向世界的那把钥匙。

而“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有多少人能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呢？